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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胡鹏池·
◇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文革死人，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死于1969年11月12日-13日之间。
其实早在1968年年中，刘已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了。办公厅的负责人对医护人员
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
留活靶子。”
当然，这样的命令又岂能是办公厅的几个马崽所能下得了的。
你说老头子心中究竟是怎样一种想法？你心心念念要打倒的“头号敌人”快要死了
，你就让他死不就得了吗。他呢？早死早超生；你呢？他早死了你也定了心，也好再瞄
准下一个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俩也是如今所说的“双赢”了。再说，敌人一死，
敌人不就彻底消灭了吗？为什么还非要让他活到“九大”以后？他生不如死，你又有什
么愉快的呢？
刘少奇死时，妻子王光美已经身陷囹圄，儿女们自杀的自杀，坐牢的坐牢，没死没
关的几个也正在四处逃窜呢，只要有深山好藏，说不定也能变成“白毛女”。总之是没
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真够得上标准的八个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刘死前的几个月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身边的专案、警卫、医护虽还不老少，可没
有一个能出于爱心给他“做卫生”。当然有的医护人员的“爱心”也是有一点的，可又
没那个胆。乱杂毛般的头发一尺有余，下颔斑斑血迹，浑身臭不可闻。护士图省心，索
性一件衣服也不给他穿。刘就这样一丝不挂，光溜溜的，在一个秋夜的寒风中被装进送
尸车，塞进高炉里，旋即冒作了一缕轻烟。
这意境很“美丽”，不由得让人想起徐志摩的那首美丽的诗，不过得改一改：
你轻轻走了，
正如你轻轻地来，
来时没有三角裤，
走时也无人给你穿戴，
一片布帛也不给，
更何况什么红旗、鲜花与云彩。
虽然刘少奇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并不是最惨的。毕竟，他只挨过一两次的批斗、
一两次的打，而且还是在中南海。中南海的造反派毕竟也有点素养，也讲点政策，打斗
不算很重的。
头号大军阀彭德怀死得比他惨。
彭德怀元帅自从1966年12月13日凌晨被北航红旗从成都劫走，直至1974年11月29日
命归黄泉，这期间他被批斗了多少次？已经没人能够说得清。什么飞机式、挂牌子、戴
高帽、拳打脚踢，剩粥馊饭，所有这些“现代化”的“核武器”般的手段，他都在“从
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岁前后，统统地不止一次地尝了个遍。而且，他有很长一段时
间落在大学里的造反派手上，这些学生造反派花样精多，“斗争性”强。仅北航红旗那
一次30多人的内部小型批斗会，就将他打得前额淌血，遍体鳞伤。北航红旗的头头，文
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一个人称“小诸葛”的白衣秀士，一个男人叫了女人名
字的细长条子的大学生，亲自坐阵指挥了这次批斗会。据说韩爱晶本来也是不准备亲自
动手的，只是看着手下人打得痛快，心生痒手发痒，也走上前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他的手下人看见他们的头头也动了“杀戒”，势必上去打得越发地欢了。据说那次彭德
怀被打翻在地七次，打断筋骨两根，究竟有几次是在韩爱晶动手之前，又有几次是在韩
爱晶动手之后呢？至今也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又有一次，在北京卫戍区小礼堂批斗会上，彭德怀已经被斗得精疲力竭、七荤八素
的了，好不容易等来了十几分钟的“课间休息”，却不料被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
李钟奇冲进来一拳打倒在地，还果真被踏上了一只脚。李司令一只脚踩在彭元帅的身上
，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伸出去两尺远，作红卫兵般英武状（这种造型，文革宣传画中
比比皆是），大声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则把便纸
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的头上，对彭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说
着就朝彭左右开弓，狠命打耳光，像敲竹板般一样清脆响亮。
彭德怀最终死于直肠癌，好歹死前进了医院，就算是死在医院里的病床上。所以也
就能称之为“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了。
众所公认，文革中死的文臣武将中，还得数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最惨，前后受
审数百次，挨打无数次。专案组的人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大将一边爬楼梯，
一边舔面条。每打一次，都要打得昏死过去，然后再由医生将他弄醒了，接着再打。打
人的人都有点技术，虽打得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人被打得站不住了，就将他按在椅
上再打。有一次，一个粗壮汉子亮起中华杰出武功“飞毛腿”，一腿就将许连人带椅踢
翻，然后又把他揪将起来扔回椅子里再打，直打得许大将口中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
1969年5月23日，已报病危，专案组还将他拖下地向毛泽东的像请罪！三天后，许光达
大将惨死在马桶上！
这是说的元首、元勋们的死法，平民百姓的死法更惨。
张志新在狱中，无数次被轮奸，终于精神失常，用月经血蘸馒头吃，押送刑场前又
害怕她喊反革命口号，干脆将她的喉管割了。
李九莲刑前，也是怕她喊反动口号，将其下颚和舌头用竹签串了。在赣州西郊枪杀
后，因无人收尸，抛尸荒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歹徒奸尸，挖去双乳后从容逃离。这
双乳有什么用呢？即使丰满，也是血淋淋的，难道可供手淫？
钟海源是李九莲案的同案犯。押赴刑场前，用给牛马注射的特大针管注射了三剂特
种药剂，行刑时对着非关键部位开了一枪，说是“刑毕”。人还活着，被争分夺秒地送
上了车篷里的简易手术台，活肾被成功地移植给了一名高级军官的儿子，据说那官崽子
也不过多活了十来天。
李九莲未婚，当然也没孩子；钟九莲已婚，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十八岁的黎莲，如花似玉，可能连恋爱都没有来得及谈。她的死法与钟洪源异曲同
工，也是被活体取肾的。但她没有打针，也没有用其它任何麻醉药，只用手术刀在她的
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医生手法圆活，没几下子，一个滴著殷红鲜血的肾
，就泼刺刺、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了——一个老干部正等着呢。也不知道那个老
王八又苟活了多少天？
刘少奇惨，彭德怀比刘少奇更惨，许光达又比彭德怀还要惨；张志新惨，李九莲比
张志新更惨，黎莲钟海源比李九莲还要惨。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痛不痛，想想大将与老总；
惨不惨，比比黎莲李九莲。
还有没有更惨的？当然有，有的是，斩草除根、断子绝孙，就是另一种惨法。文革
中全家死光光，灭门绝户的也不知有多少家。
要问这是为什么呀？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惨？这样惨？呼儿嗨哟！呼儿黑哟！
李九莲、钟海源被毙时，老人家死了一年多了，“四人帮”也早已打倒了，那时的
中国大地唱：“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
◇ 有人怕痛，有人不怕！
“文革自杀者”们一旦决定了自杀，自然明白这是这一辈子所能创作的最后一件“
作品”了，谁都想将这最后一件“作品”创作得“漂亮”些，利落些，甚至“愉快”些
。而这主要取决于“自杀方式”的选择。
选择“自杀方式”首先要根据客观条件，以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能上”的可行
性。例如家中有足量安眠药存量，那就服安眠药；没有安眠药，有敌敌畏也行；家中有
管道煤气或液化气，那就选煤气中毒；住高楼的选择跳楼……
其次就是“预后”。要考虑死亡的速度，过程中的痛苦程度以及心理上的恐惧等等。
比如“跳楼”。这种方式的“预后”是脑浆并裂、断手断脚、粉身碎骨——太恐怖
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都希望“全尸”，零部件一个也不能少，当然就不会采用了。
像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总参谋长罗瑞卿——选择跳楼，那也是因为
她们没有任何其它选择的余地。
又比如“服毒”。服毒后至死亡前这一段时间内有五脏六腑的绞痛及七窍流血的预
后。自杀者一般对此也是十分恐惧，当然也不会采用了。
自杀是对人世最终的诀别，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即使过了一万年再回来一分钟看
看也不行。这世上既有“红烧肉”与“中国豆腐”这样舌尖上的美味让人留恋，更有父
母妻儿的亲情让人犹豫，所以一般的“自杀者”都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增强自杀的决心，
增加自杀的勇敢，同时减轻自杀的痛苦。最常见、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喝酒，俗话说“酒
壮怂人胆”。让酒精先将自己麻木了，然后再将毒药喝下去。
据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原本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对蚯蚓、蛇这类动物害怕到了“闻
风丧胆”的程度，他就是采用“喝酒”这种办法来为自己壮胆的，他喝了一瓶茅台酒后
再上吊。
著名的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原名吴宇洪），也是这样做的。
1966年9月的一天，白辛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
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但他已经被江青点了名。这位昔日上海滩上的二、三流演员在文
革初的一次讲话中一下子疯狂地枪毙了成百部电影，她说：“《冰山上的来客》作者乌
·白辛是伪满州国人员”。白辛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
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
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背靠着这根树干，吃着喝着死着。
没有人知道白辛死前的痛苦究竟到什么程度？也没人知道酒精的缓冲作用有多大，
反正在他被发现时，已经死多时了。
白辛所采用的方法比田家英有“诗意”，他利用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拥抱了大自然的
美丽。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于1966年9月6日与夫人程卓如副教授决定自杀，
他们家里既有安眠药也有煤气罐，但安眠药的数量远远不够，所以这夫妻俩先各自服了
几片安眠药，然后再打开煤气罐，双管齐下，既能减轻痛苦，又能确保成功率。
作家白辛与音乐家杨嘉仁夫妻显然害怕自杀过程中的痛苦，但也有一些自杀者是不
怕的。
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就是这样的人。
韩俊卿在文革初期经受了无数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
的大牌子。虽然痛不欲生，但也忍了；虽然已有死的念头，但也想再等等再看看，蝼蚁
尚且偷生，好死不如歹活，能熬得过去就尽量地熬着吧。
然而，她没有能熬过去。有一天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批斗她时，当众逼迫她
脱下鞋袜。而她在小时候受尽苦难，缠过小脚。
年轻的读者们，你们见过女人的小脚吗？笔者毕竟上了一把年纪，小时候见过外婆
的小脚，还见过邻居兰姑娘、曾家老太太……的小脚。小脚女人在穿着鞋袜站着时有亭
亭玉立之感，走路时有弱柳扶风之姿，一旦脱了鞋袜，那小脚不但惨不忍睹，而且奇臭
无比。
韩俊卿的小脚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痛，所以她的鞋袜是万万不肯脱的。这一脱，她
那双畸形而丑陋的小脚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狗男狗女七嘴八舌，有人说
好看，有人说难看，有人说臭；有人说脸是麻子，脚是小脚（她小时候得过天花，确是
个麻子），太难看了。字字句句都是剜心的刀子。造反派还不罢休，又逼她那双光着的
小脚在煤渣路上“走两步”。就像赵本山么喝范伟“走两步”。范伟“走两步”，就瘸
了；韩俊卿“走两步”，从批斗现场一回到家里，就立刻自杀了。
她家没有安眠药，但有敌敌畏。在决定“死”的瞬间，韩女士所考虑的内容与白辛
先生大不一样。她没有考虑用什么方法去减缓死亡过程中的痛苦，而是只求快死、速死
、万无一失地死。为了预防万一死不了或是死不快，她还是争分夺秒地搞好了一包火柴
头，喝了敌敌畏后，立刻就将这一包火柴头咽了下去。让火柴头在体内燃烧。她的文化
程度很低，她不知道“火柴”燃烧的要素中必须要有氧气。
韩俊卿的故事是另一种“悲惨决绝”，在这个故事里有两点有关“人性”的问题需
要思考：
一、造反派的人性：
你说这些造反派，斗也斗了，打也打了，为什么还别出心裁地要她当众脱鞋脱袜，
露出那双畸型而丑陋的小脚呢？三寸金莲？年青的造反派们没有见过，所以他们有好奇
。这就是人性中一种“窥私”的阴暗心理。“严凤英之死”的故事里，那个畜生军代表
刘万泉下令对严凤英的尸体“开膛破肚、砍尿泡”，就是“窥私”心理的极致发展，由
“窥私”而“窥裸”而“窥阴”。
二、韩俊卿的人性：
韩俊卿在决定自杀后想的是什么？她难道没有想过喝“敌敌畏”是一件十分痛苦的
事吗？这是常识，她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她当时大脑的兴奋点并不在这里，所以她也没
有想如何减轻痛苦？更不会采取任何减轻痛苦的措施；她的“兴奋点”是如何迅速死，
确保死。她对“活”的恐惧远远胜过了对“死”的恐惧，再痛再苦，只要早死就好，她
一分一秒也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她非但没有找酒喝，相反还吃下一包火柴头
。即使在数以万计的“自杀者”中，韩俊卿也算是一个“一不怕痛，二不怕死”的典型
了。再痛也不怕，就怕不得死。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性”啊？
这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让生灵对活着的恐惧竟到如此的程度！
人性如何坠暗夜？人性如何坠暗夜？人性如何坠暗夜？
暗夜恁地浓无边！暗夜恁地浓无边！暗夜恁地浓无边！
◇ 狠角色！最狠的角色！
文革自杀者，有的人在死前是会刻意保护家人的；有的人则只图自己死，全然不顾
家人了；有的人则将家人拖着一起死。这种将家人拖着一起死的人心肠真是不一般地“
狠”啊！都是一些“狠角色”，其中则有一名“最狠的角色”！
先说说著名诗人闻捷吧。他是以“红色诗人”闻名于世的，文革前曾任新华社新疆
分社社长，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在渡过了文革初期的艰难岁月后获得“解放”，不久
调到上海。上海是“四人帮”老巢，那里的阶级斗争比别处更激烈。闻捷又与张春桥素
有嫌隙，在上海工作不久即遭张春桥诬陷、打击。他恨透了张春桥与姚文元，巴不得他
们早日下台，但眼看张与胖子姚受到毛江的青睐，官却越做越大了。闻的夫人杜芳梅是
陕北米脂人，米脂是中国一个著名的生产美女的地方，杜出身望族，大家闺秀，美丽、
端庄、贤慧、热情，她与闻捷是一对典型的才子佳人。但她比他死得还要早，是跳楼自
杀的。一般说来也是“受迫害”，但具体的死因一清楚。
杜芳梅自杀后，上海作协革委会派了一名造反派头头来到闻捷所在的“五七干校”
通知他消息，这个人就是戴厚英。戴厚英有一个外号“小钢炮”，可见这是一个性格多
么张扬的女人，时任上海作协革委会的第四把手，兼任闻捷调查组组长〔注1〕。她在
与闻接触的过程中竟然由同情而爱慕，不久就投怀入抱了。戴时年30岁，比闻捷小15岁
，两人申请正式结婚遭到组织上的拒绝，张春桥称其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则采取
各种手段强行拆散这对恋人。
1970年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对闻捷的批判会。闻捷在会上不但不作
检查，相反却称对“小钢炮”的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被上纲上线为对“
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与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批判大会
后，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望无助，不得不与戴断绝关系。处于政治前途无望及
个人感情失落中的闻捷于1971年1月10日在上海家中，打开煤气自了余生。
闻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去了吉林，闻捷就带着小女儿赵咏梅在上海凄惨度日〔注
2〕。如今他决定死了，孩子怎么办？他虽然顾不上孩子了，却不想让孩子一起死。所
以在开煤气之前先把通往小女儿房间的门窗都小心翼翼地糊好了。
闻的孩子最终活了下来。
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上海市交响乐团独奏演员，1957年获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
节钢琴比赛金奖，以后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
文革不久，顾即遭批斗。到1967年1月，对她的揭发、批判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她被勒令下跪认罪，这如花似玉的老姑娘又被一精壮的男子狠狠抽了一个耳光，当晚即
1967年1月31日开煤气自杀，死时只有30岁。
顾圣婴死前与闻捷的想法不一样，她自己不想活了，也不想让家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顾很清楚自己活不下去，留下老母与弱弟也是无法活下去的，还不如让他们与自己一
起死了算了。不过，她的母亲和弟弟都是成年人，如果真想活的话，那也是不可能听从
她摆布的。很可能是顾圣婴将这个问题一摆到桌面上，老母与弱弟就同意了，全家“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觉自愿地与她一齐死。
自杀是天大的事，平常日子，家中如若有人想不开，家人发现苗头，都要百般劝说
并严加防范的。但文革时期，家中有人想自杀却很容易引起共鸣，你不想活了，我也不
想活了，不如大家一起死算了。这种高度一致的协议很容易就达成了，这也叫做“瓜熟
蒂落”、“水到渠成”啊！文革中有无数夫妻、家人一起赴死的例子。比如著名翻译家
傅雷夫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妻等等都是夫唱妻随，共赴黄泉路。如同“斜风细雨
双飞燕”般，是另一种美学人生的意境。
顾家三口人就这样一起死了，但这个家庭却还没有死绝。顾的父亲顾高地戏剧性地
成为“漏网之鱼”。因为他因潘汉年案早就一直在青海服刑，家中发生的一切，老顾头
毫不知情。文革后，潘案昭雪平反，老顾头也被平反了，以老病之躯回到上海家中，人
去楼空，孓孓遗立，泪水不知掉了几缸子。老顾头落实政策后被聘为市政府参事，有一
份薪水，看病吃药没有问题，一直活到1990年10月。顾高地死后，这个家庭才彻底被消
灭了。
前几年笔者曾无意中看到《作家文摘》上有一幅顾高地和妻子秦慎仪、女儿顾圣婴
、儿子顾握奇的全家福，尽管是报纸上的黑白照，但仍然可以看出这一家四口个个都那
么夺目的美丽、似乎也很阳光，很温馨的样子，却想不到照片背后的人生却是那么地悲
惨。真是感叹！
唉！顾圣婴啊，你再坚持坚持该有多好！
有一个中学教师叫薛寿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可能是1959届。他的父亲是右派
，所以寿虎在校时就已经光荣地成为学生右派了。薛寿虎虽然当了右派，但他所在的那
个组织上考虑到他是一个老实人，右派言论也不严重，认罪的态度又好，所以仍然被分
在上海北郊中学当教师。中文系毕业的不让教语文，改行教教体育这类不涉及思想的课
目。薛长得英俊，也很有才华，美术很好，学校里的宣传画、美术字就都由他包办了。
他的太太是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中专），分到贵州，不习惯当地生活，擅自回上海丢了
工作。在与右派崽子薛寿虎结婚后，又生了两个小右派崽子，都十分天真可爱，长得也
很漂亮。这时马鞍山煤矿到上海来招工，薛妻愿意去，薛也愿意去，报名时却隐瞒了右
派分子的身份。薛妻先到马鞍山工作后，在办薛的调动时，马鞍山方面发现薛原来是个
右派，就连他妻子一并退回了。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偌大的中国，七、八亿的人口，一个人想隐瞒一下自己的身世，跑到一个没有熟人
的新地方去开始新生活，哪还不容易吗？嘿！在那个时代就根本做不到。有户口、粮油
计划、档案等好几个“粪袋子”随着你呢，如影随形，跑到哪儿跟到哪儿。所以那个时
代的人，无论是“阶级敌人”还是“阶级好人”，可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盲流
”这个名字不好听，可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就没有“盲流”。“盲流”是改革开放后的
新名词，那个年代除了极少数的“反革命流窜犯”，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的“盲流”啊！
老人家曾自豪地说：“六亿人口，全管着呢！”你说他的本领大不大？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歌颂它“威力无比”、“光焰无际”呢？就是它能够处处地方
全都照到了。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光”是不会拐弯的，可毛泽东思想的那个“光”特
殊，能拐弯，没有它照不到的地方。
薛寿虎回到上海后只好仍在北郊中学继续教体育，全家仅靠他56元工资生活。他身
体好，爱人小孩也没有病，夫妻感情甚笃，其家族也无自杀病例。“穷”当然是必然的
，“苦”也是必然的，好歹也能活。
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就那么厉害，你不招它，它会来招你。1967年下半年，薛寿虎
被工宣队大会点名，〔注3〕说他至今还没有一张大字报，上窜下跳，是扒手式人物。
薛自知难逃批斗，上午点名后，中午回家，用毯子堵好门缝，打开煤气，与其妻与两个
儿子一起自杀了。
薛本人自杀也就罢了，薛妻决定与他丈夫一齐自杀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让两个4
岁、6岁的儿子一起死呢？虎毒不食子，闻捷死时不是保护了他的孩子吗？
那是各人的具体情况和心境不一样。薛父是右派，薛当右派的主要原因是“遗传性
”。“右派”这个“政治麻疯病”在老薛家已经传了两代了，薛决计不让它传到第三代
，于是自己动手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这种心情比当年的太监“自宫”还要心狠一百倍
啊。
顾圣婴心肠比闻捷狠，薛寿虎又比顾圣婴心肠狠，有没有人比薛寿虎的心肠还要狠
？有啊！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兴福，南京军区步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的创立
者。
文革前，郭兴福的名头与雷锋差不多一样响。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当年自从开始
学雷锋后，全军雷锋式的英雄人物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雷锋不是雷锋一个人
，而是一嘟噜一嘟噜，一串又一串，有王杰、刘英俊、欧阳海、门合、麦贤得、李文忠
、蔡永祥、廖初江——————报纸上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个，他们的事迹越来越精彩
，他们的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全都如同现在的音乐“串烧”一般，好听而美妙。比如有
一则李文忠（或门合）的“四个一切”的“串烧”：“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听从毛主
席；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保卫毛主席”，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八亿人，有一个算
一个，全都得为他老人家一个人活着。
在所有这些英雄人物中，郭兴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他的出道似乎比雷锋还要早，
他的事迹也不是“学毛著、做好事”的那一种，而是以“军训”成绩闻名全军。著名的
“郭兴福教学法”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64年、65年时罗瑞卿搞的全军“大比武”也
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文革一开始，曾经大红大紫的郭兴福就遭殃了。因为他是叶剑英、罗瑞卿、李德生
发现培养的，文革中理所当然的成为黑标兵、假标兵、罗瑞卿的黑爪牙。
南京是全国著名的三大火炉城市，在夏天40度的高温下，造反派们让郭兴福手拿一
把草，口衔几根草，连续不断地在水泥地上爬，每爬一步都要高声喊一喊：“我叫郭兴
福，我是铁老保，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
有一天下午5点钟，郭兴福被准许回家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他对妻子李淑珍
说：“你要是愿意，咱们一块死。”妻子说：“我愿意。”接着这两口子讨论了孩子的
问题，得出一致的结论：“孩子不能留下。吃饭穿衣都不会，谁照管？再说反革命的孩
子也没个政治地位，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留下是让他们活受罪。”
1969年1月29日晚，郭兴福用刀子和绳子杀死了3个无辜可爱的孩子，妻子抱着郭兴
福哭着说：“让我先死吧，我死了你才能死啊！”于是郭兴福用小刀子割断了妻子的手
腕和太阳穴的静脉血管，看着鲜血喷了出来。郭兴福也切开了自己手腕的血管，两人就
一齐“死”过去了……
可是不久，妻子先从昏迷中醒来了，一看孩子死了，丈夫也死了，自己却还没有死
，于是她带着血迹爬到窗口跳了楼。
此时，郭兴福也醒了。他一看自己没死成，就拧碎了灯泡，吞下灯头，强大的电流
将他击倒在桌子上。这一回他断定自己死成了，但他发现仍然没有死。这个脾气暴烈的
山东人彻底愤怒了：老天爷啊！你既然不让活，为什么还不让死呢？他扶着桌子站起来
，碰到了桌子上的一把剪刀，顺手剪去了左边的一只睾丸，又顺手扔出了窗外，……郭
兴福还是没有死。他想烧死自己，他把脚搁到电炉上，棉裤烧着了，一想，不能连累左
邻右舍，又一把拽断了电线。他想看看妻子死了没有，妻子却不见了。正在这时，他听
到了楼下救护车的铃声，听到了上楼的混乱的脚步声。坏了，坏了，再不死死不成了。
郭兴福潜意识中这样想，于是跌跌撞撞走进厨房，抓起菜刀，又往自己身上连砍十几刀。
鲜血流了一屋子，老郭却仍然没有死成功，死神存心与老郭过不去。
这个过程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已经不够了，所好中国人还有一个“惨绝人寰”的
词。
郭兴福啊郭兴福！不能再说“没有最，只有更”，这个郭兴福就是“文革自杀者”
最狠的角色，他的凶残、曲折的自杀事迹能上“迪尼斯”世界纪录。
三个孩子死了，两夫妻居然没死成。老天爷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老郭获救后被判死刑，最终获平反，夫妻俩带着噩梦般的回忆过了一段“平静”的
生活。
1985年8月的一天上午9点多钟，郭兴福骑了一辆旧自行车上街购物，一辆大卡车从
他身后开过来。那个驾驶员有16年驾龄，年年都是安全驾驶标兵，车速也仅10公里多一
点，仅比一个人走路的速度快了那么一小点，但却将老郭从脚压到头，当场毙命。〔注
4〕
这也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年迫害郭的人固然人性泯灭，但郭杀子杀妻
、其过程其手段更是人性丧尽。
闻捷自杀时尚能顾及到女儿，我的底线也只能接受到这种程度了。
薛寿虎夫妻将两个小孩一起自杀，我已经不能接受。所好是开煤气，过程似乎轻飘
飘。
像郭兴福那样亲手杀死三个孩子再杀妻，我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想起他连续
杀孩子的情景，一直心惊肉跳不已。他的心太黑、手太狠了。若这种人换个角色去整人
，一定也是兽性的。我不了解什么“郭兴福教学法”，估计也离不开“不忘阶级仇，牢
记民族恨”，还有什么“三从一大”之类的玩意儿。
诅咒那个时代，但同情不了郭兴福。
注释：
〔注1〕许多资料都说戴厚英是闻捷调查组的组长，但戴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说她
只是组员，她不是党员，不可能当组长。
〔注2〕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说闻捷的三个女儿都去了东北。但笔者很多年前看到的资料
却谈到闻捷在开煤气自杀前，刻意糊上了通往女儿房间的门窗。现在一时也没找到出处。
笔者分析：闻捷有三个女儿，两个大的去了东北，上海家中留下的是小女儿赵咏梅
。这个分析得到证实，在陈德宏《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杨文林诗文集
”读后》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文革”中闻捷被打成“反革命”，关“牛棚”进干校，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许
多人避之惟恐不及，而杨文林却利用出差路过上海的机会，前去看望闻捷——这正是闻
捷含冤死去的前一天。患难见真情。没有见到闻捷，成为杨文林终生的遗憾，但“却深
深地记住了他生于兰州、母亲已含冤去世的孤零零的小女儿赵咏梅一双透着茫然的、怯
生生目光的眼睛。这是一种难忘的悲情，使我牵思30年……”（《陇头水泊·后记》）
杨文林：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甘肃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
员。
〔注3〕“1967年下半年，薛寿虎被工宣队大会点名”，这是原始资料上的文字。笔者
对此有怀疑，因为67年下半年，还没有“工宣队”这种形式吧。
〔注4〕：参考朱继忠《轰动全国的郭兴福案始末》来源：今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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