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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2828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repeating (千王之王),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祖国的陌生人：忆华侨农场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May 24 12:00:05 2014, 美东)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
的老板。临终时，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
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
。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5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他不再
是家业的准继承人，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他脑子里惟一的念头是：可以回国
上学，继续“深造”了。
两年后，邹英杰、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
；现在，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目睹此地重归沉寂。
张仃娘（前右一）与丈夫陈敬恒（后右一）归国不久，在农场平房前拍摄的照片。
“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
当邹应杰和3个“同伙”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啪啪”几声枪响后，江边处决的
围观者已作鸟兽散。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太阳那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他说，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按照计划，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
决者还在场，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
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那些在“文革”武斗中的遇难者，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
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亦难免受运动波及。邹应杰当年23岁，和
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暗杀团”，由农场拘禁。半年后，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有一
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
“其实一直有人想搞死我们。”邹应杰没说是谁，“但农场领导坚决压下去了，他
说要是枪毙了华侨，那就是大问题了。”
邹应杰运气不好，关押半年差不多是农场在“文革”中最严重的了——华侨农场在
历次运动中并未受到太多冲击，与外界隔绝的那道围墙让他们免于武斗的侵袭。
华侨们似乎对政治运动不大感冒。在农场，甚至很少有人申请入党。邹应杰被释放
时，农场干部曾问他是否有意向。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吧，”邹应杰淡淡地说，“但我还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的。”
时光倒流10年，当邹应杰还是印尼中华小学的一个学生时，他是多么羡慕画报上那
些系着红领巾的“红色少年”啊。
“那时我的思想很红的。”邹应杰面带羞赧，就好像说起某次醉酒后的尴尬事一样
。华侨在归国前“红”得让人惊讶。张仃娘家中现在还留有一本远房亲戚的文集，作者
是一位印尼华侨教师，在他1950年代回国前写下的狂热的诗篇中，“革命”、“解放”
、“毛主席”之类的字眼俯拾皆是。
邹应杰和张仃娘是印尼万悦同一所中华小学的校友。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与大陆几乎
一样的中文教育。家庭和学校都教育他们：虽然生长在印尼，但那里不是他们的祖国，
祖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音乐课上，老师教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按照要求，学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全部使用中文。但这条规定很难真正执行。一下课
，教室里自动切换回印尼语模式。那毕竟是他们从小熟悉的语言，很多华人家庭里都只
用印尼语交流。他们的生意人父母早已融入印尼社会。送孩子上中华学校，只是为了让
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尽管很多人直到回国后中文还很不利索，也不大听得懂农场露天电影里的对白，但
红色中国却让他们充满神往。回国前，邹应杰和陈敬恒已经是《中国画报》、《中国妇
女》的老读者了，那些从北京越洋寄出的画报，是他们获取祖国信息的神圣通道。
“要说爱国，那时候是真爱国。”邹应杰说，“每到10月1号，家家户户都插五星
红旗。回国之后反而没有插的。”
小部分华人选择了台湾背景的南华小学。同样是学中文，南华小学却是完全不同的
一套教育。他们的教材里文言文更多，“他们讲蒋中正，我们就骂他们是反动学校，而
我们是‘进步学校’。”邹应杰笑笑，“我们搞不拢的，经常打架。”
就在邹应杰们跟“反动学校”的学生们因“政见不同”争执不下时，印尼排华运动
开始了。1959年5月商业部长决定书和11月内容相同的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县以下的
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59年12月31日停止营业。对于祖祖辈辈以经商为生计的华人而言，
如果还想留在印尼，就必须搬到县以上的大城市。
张仃娘回忆，“到了那一天，印尼政府派汽车过来，但我们都不搬。过了10天他们
又来了，每家抓一个到法院去审：你为什么不搬？也不讲，判了一个月。”
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来看望华人，号召他们要“顶住压力”，他说华侨“要回
到自己的国家”。监狱里的华人不必为糟糕的伙食担心，因为华侨总会送来了可口的饭
菜。在华人中，“回祖国去”的呼声越来越强。
“第一个礼拜我去监狱看他（陈敬恒），那时候还没讲回国的事。”张仃娘说，“
到了第二个礼拜，他告诉我，我们要准备回国了，已经秘密登记了。”
“不得不承认，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陈敬恒感慨，“我们都相信祖国真
的强大了。”
1960年2月，他们匆忙结了婚，尽管张仃娘刚满18岁。回国的计划看上去就像是为
婚礼量身定制的蜜月旅行，让这对新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只是母亲的悲伤让张仃娘吓了一跳：“你们去苏门答腊，一年可以见面；回中国，
中间隔个太平洋，不知道一辈子还能不能见上哦！”
但她并未打算阻拦。五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的兴奋与狂热重现在脸上。“可是
谁能想到会是一辈子呢？”张仃娘若有所思地一笑，像是自言自语。
“祖国见”
在命运抉择的当口，各种消息满天飞。1960年上半年的万悦，最流行的招呼语是“
祖国见”。出发那天，有人行李已经全部搬上车，突然收到远方来信，又急匆匆把行李
搬下车。
邹应杰的父亲也计划举家北归。实际上，当时他们已在雅加达买好新房，部分家当
也已经搬去了。
邹应杰的堂哥从雅加达过来拜访邹父。“那边的情况不算太好，”堂哥不久前刚回
过一趟广东梅县，那是他们邹家的故乡。“总体还是很困难的。”
邹父似乎有一点动摇，转身问妻子：“怎么样，要不要回？”
“还是回去吧，”邹母说，“应杰的姐姐们已经先回了，我们也一起回去才是。”
但先期回国的姐姐也来信，说国内没东西吃，正是困难时期，“什么都要票”，劝
家人最好不要回来。
“我们多带些东西回去就行了！”邹父说。最后，一家人把“能带的都带上了”。
16岁的邹应杰此时正读初二，如果没有这场风波，他就是父亲淀粉厂家业的不二人
选。但他心里是想回国的，他希望能在祖国受到“更好的教育”。
当他们到当地警局办手续时，印尼办事员大吃一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些（风
波）都会过去的。你们中国很苦，还吃红薯、喝稀饭。”
他说的倒是实情，邹父无言以对。平日里华人与本地人处得不错，印尼人可以在华
人商店赊账，等到丰收时节还钱。逢年过节，大家会互赠礼品。但在回国的问题上，出
于一种莫可名状的原因，邹家和陈敬恒夫妇都没有与本地的印尼朋友告别。最舍不得华
人走的，是家里的印尼佣人。多年来她们替主人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结完婚还自愿
继续为主人服务，这回真到了告别的时候。
1960年4月24日，一千多名印尼华侨在雅加达登上中国从苏联租借的“俄罗斯”号
远洋客轮，目的地是中国湛江港。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7天7夜。华侨总会负责人宣布，因为在对印尼政府的斗争中本批
华人“表现很好”，祖国将安排他们到条件优越、“风景甲天下”的桂林。此前，他们
更愿意去海南，因为那里的气候更接近热带的印尼。
很多人是举家搬迁，自行车、缝纫机、成箱的香皂，甚至连荷兰统治时期的双层铁
床都带上了。这些行李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物质条件是有准备的。华侨总会的人拿来表格
，让他们填写在印尼的职业。按照规定，华侨回国后的工作将依照在印尼的职业而定，
有一技之长者可以分配到相关行业。陈敬恒在印尼一直当会计，也会修理各种机械，但
在职业栏他留了空白，“我服从国家分配。”他说。张仃娘提醒新婚丈夫，不填的话就
会被分到农场。陈敬恒说：“没关系，农场里肯定有工厂！”
经过一周的航行，4月30日，“俄罗斯”号抵达广东湛江。行将靠岸，船上的气氛
到达顶点，一千余人豪情满腔，跟随船上大喇叭齐唱《社会主义好》。
等到登陆，码头上的情景却让他们心头沉重起来。
“码头上有很多拉板车的搬运工，拉货拉煤的。我们从没看过人来拉那么重的板车
。他们脸黑黑的、衣服脏脏的，看起来像乞丐一样，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有位姓刘
的老华侨流了眼泪，“他说，以为中国解放了就没有那么苦的工作了。”张仃娘说，“
回来之后没过多久，他就过世了。”
农场的“风水”不在了
从桂林市火车站坐上9路公交车，花两块钱买张票，一路欣赏沿途如儿童橡皮泥习
作的喀斯特山峰。大约四十分钟后，公交车从颇具气势的大桥上越过漓江，前方就是终
点站——桂林华侨农场了。据说在全国84个华侨农场中，这是距离城市最近、交通最方
便的。
陈敬恒与妻子张仃娘的合影。他们在这个院子里居住了30多年，这个院子见证了他们的
小半生。
2012年7月10日，记者随农场第三代——张仃娘的外孙女沈茜来到门头岭2号。在这
里，张仃娘和她的6队队员们居住了二十多年，直到近两年，华侨们才陆续住进商品房
。张仃娘房前的板柚、沙梨、海棠林、枣树都在，黑色的大蝴蝶逡巡其间。那些从印尼
带回来的番石榴、黄姜、香茅草早已在此落地生根，每年准时奉上果实，毫不在意已被
主人遗弃的现实。院子里的黄皮已经熟了七成，沈茜熟练地揪了一个剥皮吞下——就像
小时候那样。那时候，家家户户大敞着门，孩子们如小兽般从张家窜到李家。
临街一块镶进墙里的黑板上，还残留一些搬迁前的通知，如有线电视收费、医保缴
费等等，那些过时的公告记录着此地曾经的喧嚣。几户没有搬走的越侨还住在这里，他
们的公鸡飞到桂花树上打鸣。据说这里是联合国拨款盖起来的安置房，墙上的毛主席语
录依稀可辨：“……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当初的朱红大字早被时光啃噬成落寞的
赭石色。在人类离开后，墙根的蕨类植物突然爆发出惊人魔力疯狂生长。可以预见的是
，语录墙将很快淹没在那片绿色囹圄中。
“以前这里全——是人。”沈茜指着那条主干道。过不了多久，等到越侨迁出来，
恐怕愿意留下的只有灰蜘蛛和黑蝴蝶了。
农场最风光的时候是90年代初期，厂部放开土地承包。丰收时节，全农场都是椪柑
和橙子，这里的水果曾在广西名噪一时。“每一户都是十几二十万的。”沈民生说，“
那时候我们年轻人，骑的摩托车都是一万块的本田，彩电也是一万的。”但到1996年，
形势急转之下，“气候变了，风水不在我们这里了。”按照沈民生的说法，现在“风水
”转移到了湖南中部。叔叔集中起部分土地，成立“竹江花木公司”，他现在是公司的
实际负责人。
因为不再制造工作机会，农场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这里基本很难遇到年轻人
，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在桂林市内安居乐业。沈茜不久将赴新加坡攻读她的硕士学位，显
然她离这里已经很遥远了。
华侨农场里，已经很难遇到年轻人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那年，一千余名华侨在桂林市内逗留了一周，政府安排他们住宾馆、吃饭店。天气
还有点冷，张仃娘到商店去买衣服，看中一件15元的蓝色外套。她问售货员：“12块行
不行？”对方愣住，继而一笑：“我们商店都是国家的，这里不讲价。”
根据船上的登记结果，大约有十户人家被分配进皮鞋厂、香皂厂、照相馆，还有其
他一些市内的单位。其余的人分水陆两路，开往农场。
所有人终于在5月11日抵达这段亢奋而冗长旅程的终点，但这里的景象让他们呆住
了：一片望不到边的荒地、齐人深的茅草、遍地的坟墓。他们的任务是：除草，开荒，
种菜。
每户人家分到了一间约八平米、没有灶台、没有装上窗户的小屋。第二天一早，劳
动就开始了。他们需要学习的事很多：要适应没有佣人自己洗衣做饭；女士们得脱下苗
条的纱笼，换上宽松的长裤去挑大粪；他们要好好练习汉语，否则将会错过露天电影带
来的乐趣；他们还得习惯上厕所自带一桶水冲洗屁股。最重要的是，要承受强度惊人的
劳动。
“夜里两点钟起来拔秧，种谷子。6点回来吃早点。”65岁的陈仁利说，“这跟劳
改农场有区别吗？”
除几位体弱者因水土不服过世外，绝大多数人竟逆来顺受适应了农场生活。在1960
年前后，饥荒者数成千上万地死去那几年，农场没有人饿死。
农场的人们承认受到“特别的优待”。一些饥饿的农民进到农场行乞，华侨们只能
偷偷给他们食物。“他们不准我们接触农村人。”张仃娘说。
“政府对我们的政策叫‘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吃的方面，分配粮食定量比本地
人高。他们每个人30斤，我们是38斤。”邹应杰说。
尽管如此，很多人家依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工资总是到月中就花完，他们拿出金戒
指、金项链，以每克3.5元的价格卖给收购站。“我们那时候哪里懂价格，国家收购还
能讨价还价吗？”张仃娘说。只是后来那些收购者在“文革”中被当成“投机倒把”批
斗时，华侨们才意识到3.5元或许并不是“国家价格”。
农场每户人家都有一本《归侨保护法》。很长一段时间里，农场附近的村民不敢与
华侨打交道，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华侨很野蛮，打死人不用偿命”的传说。在张仃娘家
里，有个穿着印尼花衬衫的男子对我说：这身衣服，就是身份的象征！
回国后，邹应杰入读桂林中学初一，在学校住宿并享受国家助学金。祖国的新同学
对他好奇又恐惧。“他们都当我是外国人，很稀奇！”邹应杰穿皮衣、骑自行车，这些
都让同学们大开眼界。每次骑车上街，总有一堆人惊奇地围过来，艳羡地盯着他的单车
。“他们老说‘我仔’——桂林话，就是‘我的妈妈哎’！”
街头行人衣服上的各种补丁让邹应杰清醒不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就是我们的
祖国，现在还是这么困难。”在解释这段困难时期的原因时，他的用词与官方如出一辙
：“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
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积极地按照一切“进步”标准要求自己，成绩不错，在同学中
也有个好人缘。学习上惟一力有不逮的是作文，但他很快找到了弥补的办法：
“中考作文题目，是给亲人写一封信。当时我就抓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鼓励我落榜的表弟在农村安心工作，虽然会有很大困难，但都是暂时的——当然，这
个表弟是虚拟的人物，哈哈。结果过关了。”
但他不想去读高中。每次周末回农场，劳作的父母都让他揪心。“我母亲以前在家
有佣人，店里有雇工。回来后五十多岁还要学割草种菜，她哪里干得下来这个啊？”他
希望辍学成为家里的劳动力，父亲没有同意。
在学校时，政策允许不习惯农场生活的华侨打报告申请回印尼。父亲曾问他：是不
是想回去？也申请一下吧。邹说，等毕业了再走吧，这样去那边也吃香些。
等到高三毕业，邹应杰却变了主意。高考失利的他果真如自己作文里所写的那般，
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响应号召”回到农场。
农场里也有机会申请回印尼，但奇怪的是，多数申请交上去就再无音信。后来内部
传出消息说，场部积压了很多申请，根本就没有报上去。
也有少数幸运儿。当他们全家在某天突然消失时，周围人才恍然大悟。“也不知道
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张仃娘说，“每个人都在偷偷申请，都不告诉别人的。”
政治运动以及各种不透明的政策让华侨们恐惧，并相互猜忌。直到现在，人与人之
间客气的寒暄下总能让人感到一些戒备。陈敬恒夫妇亦被人“揭发”过，聊起揭发者，
张仃娘冷淡地说：“那个人啊，他已经死了。”那曾经是他们要好的朋友，因为“不得
不揭发”而写了大字报。
现在，所有接受采访的印尼华侨都表示不后悔回国的决定。“过去的就过去了。”
他们说。但他们也并不讳言在半个世纪里试图离开农场的努力。一次次地写报告申请，
一次次地变卖家产买船偷渡。当然，成功者寥寥。
1984年，邹应杰的姐姐从印尼来农场看他，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你为什么不回印
尼继承父亲的遗产呢？”
邹应杰只有惨笑。“谈何容易？”他说，“我又何尝不想回去呢？”
如今，印尼对于华侨们仍是一种美好的彼岸。他们仍习惯托人采购产自印尼的食品
；用卫星接收器收看印尼的电视节目，跟着电视里的小胡子教练学习印尼健身操；每隔
一两年，陈敬恒夫妇就要回印尼亲戚家小住几个月。在那里，当老板的弟弟替他们支付
一切费用，并且派专车送他们去任何地方，“过得像皇帝一样”。
但当记者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印尼养老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那边社会治安不
好”或者“那边没有养老金，还是这边好”。政府的“侨居工程”让他们以450元/平方
米的价格住进了现在的商品房。每月1000到3000元不等的退休工资，足以让他们在一个
三线城市的郊区，生活得小康有余了。
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留下遗言。送走父亲后，去
印尼的念想在邹应杰心里越来越淡。他觉得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如今他的家
里还像在印尼时一样，在墙上留出一块位置给祖宗的牌位。这是邹家从梅县到印尼，再
到桂林的传承。
1985年，邹应杰被评为全国华侨企业先进老师。退休后，他还做过导游，并不为挣
钱，他喜欢跟游客用印尼语自由交谈、介绍中国山水的感觉。他甚至为农场找来一些有
意投资的印尼富商，但农场决策层的冷淡和傲慢终于将事情一一拖黄。
张仃娘今年69岁，全农场的人都知道她的印尼歌唱得最好。她亮开嗓门拍手歌唱的
样子，能让人看到她6岁时在长辈面前施展才艺的得宠表情。有时邹应杰邀请她唱《带
领我》，那也是一首印尼老歌。她拒绝了。
“小时候爸爸在家弹吉他，我和妹妹唱这首歌。”现在只要一听到，她就会流泪，
因为会想起父亲——歌里唱道：亲爱的主，请带领我，我怕独行，在这个世界充满忧愁
，请不要把我抛弃。
1991年，张仃娘终于有机会去印尼，她说出发前的一个月，晚上都睡不着觉。飞机
一落在雅加达机场，眼泪马上就出来了。见面时父亲说：“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
们。”
家里比原来大了些。院子里那块洗衣服的大石头，还有水井，都是30年前的样子。
最让她激动的是走在街上，被当年的印尼伙伴认出来，她涕泪横流，亦喜亦悲。
这次探亲，她在家里呆了一个月。临走晚餐，父亲又说：“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跟
你们吃饭了。”
果然一语成谶。两年后，父亲过世了。等到张仃娘再赴印尼时，只能在一片鲜花草
地的墓前凭吊父亲了。
何处是故土
7月的桂林应该最接近印尼的气候。华侨们一般睡得并不算早，张仃娘和陈敬恒在
看一场乒乓球比赛。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队的粉丝。他们说如果有印尼队的比赛，那
一定要支持印尼的。
“如果是印尼队跟中国队比呢？”
陈敬恒笑笑，“那支持中国队啦，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比赛结束已近午夜。窗外月色清凉，漓江边的一只青蛙发出了《马刀舞曲》旋律般
的叫声。屋内张仃娘一家已在熟睡中。他们的卧室中有种形状像一颗巨型奶糖的抱枕。
在远离印尼的几十个夏天里，他们必须紧紧抱住“奶糖”才能安然入眠。
华侨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一直很微妙。现在他们每天都能碰面，农场惟一的菜市场里
，商贩一直都是周边农民。一位菜农谈起对华侨的印象，“跟他们相处得挺好，”他呵
呵一乐，“印尼华侨，平时很少还价的。他们要维护他们的风度嘛。”
华侨在骨子里是瞧不起农民的，尽管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在日光下一样晒得
黝黑。区别在于农民自给自足，而华侨是拿工资的——尽管在很长时间里那点工资少到
可怜。华侨从不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是工人。更重要的是，农场里没有农村式的血缘为
纽带的宗族，他们是一群被时代推到城市边缘的浮萍。
（实习生王曦娴对本文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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