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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65 | 1 繁华的沈阳
我回到沈阳后，现任立法委员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东北公报”，邀我做副总编辑兼采
访主任。东北公报的财务情况不好，工作人员也意兴阑珊，我住在报社，每天吃窝头、
豆腐、高粱米饭，晚间有时还要帮助总编辑看大样，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
当时沈阳销路最好的报纸是“东北民报”和由“中苏日报”改名的“中央日报”，其次
是“新报”和“和平日报”，记者阵容，也以“东北民报”最坚强。“东北公报”的记
者，外出采访，不大受人重视。在那里我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却，到“新报”作采访
副主任，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兴武，一个月后，刘兴武调任经理，我则接充采访主任。
“新报”的社长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轻干练，作事颇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经理部处
理业务，晚间则又坐到编辑部办公。他常常比较新闻，并在报纸上打红圈。
“新报”是青年军二○七师经营的报纸，但是军方却不加干预。“新报”有一个特色，
是重视读者投书，对于贪官污吏的抨击，不遗馀力。每天大约有四栏地位的横栏，刊载
读者意见。我在这个报社工作得很愉快，当时每天下午必到剿匪总部的记者接待室和同
业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东北民报”的采访主任
朱澍，“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陈骥彤，剿匪总部的发言人是雷锡祺参谋。雷参谋每天
下午三时，一定坐在记者接待室等候记者，有军事情况时，就发布新闻，没有“战报”
，就和同业聊天。那时候，军事新闻没有什么竞争，仅是大家写稿时的写法不同。因为
没有较多的新闻竞争，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尽管那时的辽南军情很紧张，但沈阳
城内依然是歌舞升平的世界，是一个繁华世界。连我们这批记者也没有“大风暴”将要
到来的感觉。但政治上的腐化，越来越深，物价一天天在高涨，军队也常有扰民的行为
，东北大学的学生，常闹学潮，那里面自然有匪谍渗透，鼓动学生的情绪。
我在“新报”工作时，卫立煌将军已经接任剿匪总司令两个多月。卫立煌个子不高，他
喜欢穿长筒黄色马靴，并带上刺马钉，但他不大接见新闻记者。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
要他应付东北的非常局面，自然远不及他的前任陈辞修将军。
卫立煌坐镇沈阳
卫立煌自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到任后不久，共匪就报以颜色，来围攻沈阳，旧历年除夕。
他下令枪决了一个擅自撤离阵地的师长，才稳住了局面。
卫立煌有一个类似新闻记者的习惯，上午在家中休息，下午到总部办公，夜里十二时左
右，在官邸接见客人。卫立煌到任后的第九天，辽阳失守，第廿一天国军撤离鞍山，但
他很能沉得住气，新闻界人士称之为“福将”，因为他过去剿匪期间，曾打过几次胜仗。
三十七年二月间，中央发表了王铁汉将军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董彦平将军任安东省政
府主席，徐良接替刘翰东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
也就在那一个时期，中央开始考虑到组织地方武力，因而在二月廿七日国民政府的“国
务会议”，通过了由中央拨款，增加地方武力案。但为时已嫌迟缓。因为那个案子，主
要的对象，是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而东北的地方青壮，已为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裹胁而
去。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打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号，在辽南各地蠢动，所谓“
民主联军”，实际就是共匪的部队。共匪是利用东北年老一代，对张作霖的怀念，委派
张学思作“民主联军”的司令员，目的不外是共匪的统战的一部份。张学思的部队似乎
和国军没打过硬仗，他们只是在乡村贴布告，给东北人民一个错觉，认为东北军在张学
思的率领下回来了！，也就在同一时期，杜聿明向中央建议，应起用东北宿将，返回东
北，因而四月廿二日中央发表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占山将军为东北挺
进军总司令。
张作相和马占山在当时虽然都想有一番作为，但对整个东北腐烂的局面，已无能为力。
同时由于卫立煌要自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张作相实际上并未到差。至于组织地
方武力、游击部队，也没有什么成效。
坐镇沈阳的卫立煌将军，所接到的报告，大都是请求援军，以及各大据点的相继失守。
那时我们剿匪总部所发布的新闻，依然是抗战时期的老套，称“撤退”为“转进”。而
且常向中央虚报军倩，伪造捷音。
王铁汉主席的作为
在东北情势，日趋糜烂的情形下，在沈阳最有作为的，则是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王
铁汉任省主席那一年，仅四十三岁，他是一位学养都好的军事家，在九一八事变时，他
正担任第六二○团团长防守北大营与日本军队作战。以后并应邀在国联的李顿调查团作
证。这位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军，在出任辽宁省主席之前，做过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三十
六年九月他率领四十九军自江南返回东北，参加锦西战役。三十七年一月又调充沈阳防
守区司令官，指挥第六军和四十九军，以及暂编五十五、五十七两师。他一向不赞同军
人办报纸，设学校，所以他做了辽宁省府主席以后，省府也没有办一份机关报。他就任
主席时，立志要把辽宁省从破坏散乱中整理起来，期能对东北大局，有些补救。所以他
尽量整饬政治风气，打破人情政治，起用了许多新人，推行新政，并制定“以工代赈”
条例，解决难民的生活，并且主张“剿匪工作，应军民合作”，那时候河北省的新城县
，有一套新的剿匪办法，他就派了民政厅长张式纶到河北去考察。可惜的是卫立煌因循
敷衍，王铁汉的许多构想，都未能实现。
王铁汉在辽宁省主席任内，奉行“公廉”两字，他要求同僚们四件事，第一是诚实，第
二是效率，第三是重视舆论，第四是争取民心。
他和新闻记者们聊天时，常常提出：军政领导人物，最重要的是能用人，并且要能用学
问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所用的人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认为军事、政治的领导
人物，最忌讳的事，是胸襟狭窄，气度小和眼光短，喜欢用能力不超过自己的人，深恐
怕所用的人，不好驾驭。
在沈阳那个动乱的地力，在那个可以混水摸鱼的时代，王铁汉将军，确实做到了不要钱
，也不为自己打算的守则。同时他肯用心思索问题和研究问题，对省政事务，也不大“
下条子”表示他的权威。更难得的是位天天抽出一点时间读书，补充他的精神营养。
不在混水中摸鱼的人
他对于斯闻记者，是被动的友善，尊重记者，而不利用记者。他家里没有官僚习气，而
且自己接听电话，有记者去看他时，随时接见。答复问题，简洁中肯，从不使用官场中
所常用的打“太极拳”方式。
他是生长在忧患中的人，在大时代的洪炉中经过陶冶，多少年来，从不自原则上撤退。
我在沈阳做记者的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和他有着接触。我看见过，他在家中吃高粱米
稀饭，青菜豆腐，也看到他对国事的焦虑。以及有胆识和抱负，而不能施展的痛苦。他
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极少数的清廉和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之一。
当时我常常在想，假如政府派到东北的接收大员，人人能像王铁汉，局面也许不会坏到
后来不可收十的地步。
此外我也极欣赏辽中县县长陆登的操守，因为他在辽中撤守时，把整整两麻袋东北流通
券，交还给省府。那是当时省府拨给他就地买粮的钱，在辽中撤守时，他不交回那笔钱
，不会有人知道，更何况在战乱中，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吞没那笔款子。
我特别要提出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陆登在缴回两麻袋现款那天，我正在省府采访，刚
好给我碰到了，并且替他发了一条“花边新闻”。
我做了二十五年新闻记者。在过去这段悠长的岁月中，就是愿意和清廉的官员接触，例
如我在台北看到田炯锦的衬衣打补丁，馀井塘家中的破藤椅，谷正纲家中孩子睡的上下
铺，王任远把有人送给他的礼物退还，沈之岳的儿子结婚时，不发一张请帖，连省主席
陈大庆送的一件衣料，做为他儿子结婚的贺礼，也原封不动的退回去，宁肯在第二天亲
去陈府致歉。李焕领一家六七口人，到小饭馆吃饭，全家仅吃了八十几元钱。凡是这些
清廉的官员，我都从内心中，对他们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渐渐领悟到，东北之失，甚至大陆之失，原因之一是失败在“文官要钱，武官
怕死”这八个字上。当然在政策上的错误，和匪谍的渗透，也是大陆之失的重要原因。
在“新报”工作的日子
我在沈阳“新报”工作，一直很受社长徐露放的重视，他认为我的表现不差，只是脾气
大些。因此他常劝我在修养上，多下些工夫。由于他的重视，因而上海“大公报”的驻
东北特派员张高峰撤回关内后，该报的负责人胡政之写信给徐露放，要他在现地物色一
位驻沈阳的记者时，徐露放就推荐我为上海“大公报”发电报和写通讯。当时的上海“
大公报”和天津“大公报”，重庆“大公报”，都是属于国民党政学系的系统。是支持
政府的报纸。后来胡政之先生逝世，才给王芸生抓到手里，带着报纸向共匪投降。共匪
窃据大陆后，上海“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关闭，仅剩下天津的“大公报”和香港
的“大公报”，十足的成为“匪报”。不过在共匪文化大革命时，迁到北平出版的天津
“大公报”，也被共匪封闭了！因此人们相信，假如胡政之和张季鸾先生还在的话，各
地的大公报，都不致变节投匪，而且也必然是一张支持政府反共的报纸。
我兼任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后，就搬到“大公报”和上海“申报”合用的办事
处去住。那是军方在接收初期，分配给两家上海报纸的办事处。是一栋高级洋房，在旧
“日本租界地”内。内部的设备也很讲究。在办事处中，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
生合用了一个送稿的工友，一个厨子，有新闻时，我们交换消息，仅写法不同。不过在
不久，上海“大公报”的责备来了，他的责备方法是，由地方组编辑张蓬舟先生写信，
称道我的电报发得得体，通讯写得也好，仅是不希望和“申报”雷同。从那以后，张蓬
舟天天寄一份“申报”和“大公报”有关沈阳讯部份的剪报，供我参考。我因为在“新
报”做采访主任，发电报时，自然有很多方便，但“申报”的韩清涛是报界前辈，我必
须礼让，而不能由于我的力求表现，使韩清涛先生难过。更何况我们每天同桌吃饭，相
处得十分友善？因此我们想出个法子，今天我发几条重要电报，明天则要韩清涛发几条
重要电报，表示两报仍有竞争。此外上海“大公报”有一个好制度，尊重记者的独立精
神。例如我发的电报使用“匪军”，他们决不把它改成“共军”；报社不愿用的特写稿
，用最快的方式退回，而不改动记者署名文章的文字，并说明不用的理由。
那时侯我所担任的上海“大公报”驻沈阳的记者，地位实在很低。用今天台北各报的地
位来说：似乎相当于“联合报”的驻桃园记者，但当时的报社负责人胡政之先生，却常
常来信鼓励，也常有电报来称：“吾弟所发电报极佳”，在最后沈阳被围时，政之先生
又有电报发来：“盼吾弟坚守至最后一分钟”。我兼做了上海“大公报”半年多的驻沈
阳记者，不认识胡政之和张蓬舟其人，也不知道上海“大公报”的门朝那边开。但却觉
得他们对于记者，颇为礼遇。对读书人很尊敬，这也就是在沈阳失陷当天，我尚替那家
报纸，发了最后一条电报的原因。此外上海“大公报”对于记者发电报的字数，不加限
制，而且要求发加急新闻电报。在那段日子，张蓬舟和我通讯较多，一直到后来我逃到
重庆，张蓬舟还写信给我，他不相信共匪会席卷大陆，更不相信中国五千年的儒家精神
，会抵抗不住共匪的邪说。因而他认为报人应为保卫自由，多尽一分力量。
此外我过去半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共匪已经打到沈阳城的周边，“新报”的总编辑
汪河清和我商量，共匪入城在即，大多数报纸，已改称“匪军”为“共军”，“新报”
是否也该跟随大家改变，我告诉汪先生，在共匪入城之后，我们即使管他叫“祖宗”，
他也要捉拿我们去杀头。我们继续称之为“匪军”，他们也许会认为我们很有骨气，即
使逃不掉而被捉，拿去杀头，也会快些。汪河清接受了我的意见，“新报”出到最后一
天，第一版的头条标题，仍是“我军与匪军在东陵有激战”，那是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
的事。
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汪河清原是新六军在长春所办的“前进报”的总编辑，他逃出长
春在我之后，他本预备携眷经沈阳返回关内，但我却建议徐露放，把他留在“新报”做
总编辑，于是他和他的夫人便留了下来。等到沈阳城陷之日，汪河清和我还有“中央日
报”的袁笑星，都列入共匪的黑名单中，被指为地方性的第五级的“文化战犯”。因为
当时我们曾为“新报”招考了六名记者，考试是由汪河清和我主持。在我们所录取的六
名记者中，平日表现很好，文笔也流畅，新闻跑的也勤快，而且平日言行，也拥护政府
，没想到沈阳城破之日所考的六名记者中，竟有两名是匪谍，一个是“城市工作部”的
，一个是“教育委员会”的。我们之被列入“五级文化战犯”，就是这两个匪谍，所开
的黑名单。沈阳城破后，这两名匪谍，到处寻觅我和汪河清。由于当时急于逃命，我逃
亡时，没有和汪河清联络，也不敢联络，后来在我逃抵北平后不久，汪河清也逃出魔掌
，于是在北平见面时，给汪先生大骂了一顿。因为那时他的夫人，正在怀孕。汪河清在
化装逃难中很吃了一些苦头。他责骂我“重命轻友”，自然是应该的。
一件难忘的事
我在“新报”担任采访主任和作“大公报”驻沈阳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段在我的印
象中，不能磨灭的事。
那是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蒋总统莅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并预备在十月二日自北平飞到沈阳
视察，十月一日晚间，国防部政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先到达沈阳，当晚他就到上海“
大公报”的办事处找我，要我给“大公报”发一条“国军收复辽西重要据点大虎山”的
新闻电报。他并且告诉我，实际上大虎山并没有收复，发这条电报的目的，是要总统看
了高兴。我告诉他何以不请“中央通讯社”沈阳分社发电，全国各报，都可采用，他说
：“大公报”是政学系所支持的民营报纸，领袖很相信“大公报”的消息，中央社的消
息，很可能被忽视。我说：时间已晚，而且剿匪总部检查新闻的官员，现在也找不到，
电报不易发出。他则表示：由他本人在新闻电报上签字，就可以发出，勿须剿匪总部检
查新闻的官员过目。同时他说：他的车子就等在门外，写好稿后，立即可以发出。我说
消息是不确实的，报社会不高兴。他答：胡政之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由他负责。总之
让领袖高兴一下子，比什么事都重要。这也就是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的作为，我最后告诉
他那岂不成为我们在欺骗领袖。于是他乃失望而去。
由于这类事情，使我想到，在大陆剿匪时期，将会有许多事，经由少数的高级官员，蒙
蔽了上级，当然用心是善意的，但那些行为，却极可能招致不良的后果。
昭陵红叶
在沈阳的那段岁月，我的工作虽然很忙，却也有一些悠闲的日子。夏天在东关的万泉河
畔看荷花，在初秋和朋友到北陵去看“昭陵红叶”，走在古老的树林中，欣赏一片一片
的落叶。
沈阳的国立东北大学，就设在北陵。若是太平岁月，看那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在古老的
树下，发出朗朗的书声。该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仍是三十七年初秋和一位好友游北陵当时的情趣。记得当时两人
曾爬上一颗老树，合唱“长城谣”，采些不知名的红叶，放在袋中，用小刀挖下树皮刻
上自己的名字，在华表的前面野餐，然后在太阳将落的时候，坐三轮车走在平坦的马路
上，享受着晚风的吹拂。
没想到那次昭陵之游，也竟是我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记忆中，最美丽的诗篇。
那是我生命史中的金色年代，充满青春与活力的金色年代。
被围困的长春城——一次交白卷的采访
三十七年秋八月，距离沈阳六百公里的长春，被共匪包围得越来越紧，虽然从新闻电报
中，读不到长春市民被围城后的生活情形，但从中央社长春分社的“参考消息”中，已
经知道当时的新七军和六十军，不断发生严重的摩擦，市民们连“豆饼”也吃不到时，
已经开始吃树叶了！当我从剿匪总部看到中央社的那些不对外发布，单供军政首长阅读
的“参考消息”时，心中像压了一块重重的铅，因为在那个孤城中，有我的亲戚、朋友
同事和学生。
有一天，我碰到空军第一军司令部的飞行科长宋寿椿上校，在聊天时，他告诉我长春的
存粮，维持不到冬天，政府已经派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作为军糈民食。有时派出C46
运输机空投，有时派出B25轰炸机空投。由于我们在长春时，相处得极为融洽，他已经
不把我看成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随空投的飞机到长春的上空
去采访一次。写一篇文章。
宋寿椿上校，当时的答复是：他要向上级请示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准。那时沈阳的第一
军区司令是张廷孟将军，副司令是易国瑞将军。在当时有两位将军，常常亲自驾着飞机
，飞往四平及长春一带侦察，一位是空军总部的副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另一位则是张廷
孟将军。张廷孟和新闻记者接触不多，对记者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但我计划随机采访
，他并没有反对。因此过了几天，宋寿椿上校告诉我说：上面已经原则同意我随机飞往
长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告诉其他新闻同业，第二不能发布任何随机采访的新闻
，第三不负安全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允许一个记者随机采访，其他记者提出同样的要求
，军区司令部无法应付。因此随机采访也不能发布新闻。如果我同意三个条件，宋寿椿
将替我安排时间。宋寿椿并说：如果我要不遵守诺言，就是出卖朋友，那时第一个受处
分的就是他本人。
我当时未加思索的回答他：我愿意随机到长春上空去看看，回来后不写一个字的新闻报
导。也绝对不会伤害朋友。当时的断然决定，只是基于一种好奇心，现在想来十分可笑
和十分幼稚，因为新闻记者冒着危险随机去看空投，回来后又不能写一个字，岂不是白
白浪费时间？
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初秋之晨，我登上了B25炸机。轰炸机上仿佛有七八个人，其中包
括正驾驶和副驾驶、领航、上炮塔和下炮塔的射击手，还有几名士兵。机舱中堆了一些
粮包，上面绑了降落伞。
我们的飞行大约在两万公尺左右，飞机经过四平，到了长春上空，绕了几周，士兵们开
始打开舱门，把粮包推下。在长春上空，我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仅是地面上放出一股
一股的白烟，一位士兵告诉我说：那是郊区匪军发射的高射炮弹，因为我们飞得高，炮
弹对我们却毫无威胁。飞去飞回，B25轰炸机，飞得十分平稳，也没有开枪向地面射击
。在回程中，飞机的副驾驶，并且走出驾驶舱和我们聊天。
当晚宋寿椿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告诉他，这是一次“交白卷的采访”，因为我除了看
到地面上一股一股的白烟外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并请他安心睡觉，明天的报上，不
会有一个字的空投报导。
尽管我那次的采访，毫无所获，但是我仍然感谢宋寿椿上校，对我的信任。信任我不至
于违背诺言。（未完待续） | T*****y
发帖数: 18592 | 2 多谢，辛苦，请继续贴
【在 j********b 的大作中提到】
: 繁华的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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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主任。东北公报的财务情况不好，工作人员也意兴阑珊，我住在报社，每天吃窝头、
: 豆腐、高粱米饭，晚间有时还要帮助总编辑看大样，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
: 当时沈阳销路最好的报纸是“东北民报”和由“中苏日报”改名的“中央日报”，其次
: 是“新报”和“和平日报”，记者阵容，也以“东北民报”最坚强。“东北公报”的记
: 者，外出采访，不大受人重视。在那里我仅作了三周，便悄然退却，到“新报”作采访
: 副主任，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兴武，一个月后，刘兴武调任经理，我则接充采访主任。
: “新报”的社长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轻干练，作事颇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经理部处
: 理业务，晚间则又坐到编辑部办公。他常常比较新闻，并在报纸上打红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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