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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发帖数: 3105 | 1 2015年12月07日 06:52 AM
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采访：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
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
下的关键问题》中，他纵议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建言献策，
并探讨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郑永年的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
，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与分析。
很明显，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未来
可以轻松摘取的“低垂之果”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日益增大，各方面的挑战性也不断
增强。应该如何认识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等行动的得与失？应该如何处理改革中集权与分
权的关系？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中国又应为未来的发展培育什么样
的思想资源？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近期专访了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未来30年里，中国应该把目前正在政策层面推行的一些改革，逐步上升到
制度层面，最后上升到法律和宪法层面。在下一步最重要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样
一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可望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以下是采访记录。
FT中文网：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以来，政治、社会形势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体上你如
何看待这些变化？
郑永年：无论我们将这称为“改革”、“变革”还是“变化”，一个关键的字是“变”
。先要说几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变化？变的东西都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不变，反
而有确定性。我最喜欢的书就是中国的《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变”，是a
book of change。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的，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回到政治
、经济、社会现象，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制度还是政策，其实每个层面都要变化的，没
有不变的。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哪一个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之后，宪法上没有变化，但是政
策、制度两方面都变了很多。要问的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变化？要知道，发生变化是不
容易的，尤其是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是引入政策层面的变
化，目标是最后引发体制上的变化，以后再上升到法律和宪法方面的变化，但是要一步
一步来。比如最近的军队改革，先是政策方面的变化，最后是形成新的军事体制。此外
，经济、行政体制、社会、反腐等层面都是这样的，先引入一些政策变化，最终的目标
是体制变化，就是从治标到治本。如果制度不变化，“标”层面的问题以后又会重复产
生，只有一步一步来变才合理。
FT中文网：十八大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反腐败了。反腐败一方面得到了不少民众的
赞成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比如反腐败带有某种政治性，或者治标不治本等，你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首先，在任何国家，反腐败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讲政治的话就没有
反腐败。这次反腐败和以前历次反腐败不同的是，这次带有政治任务——反寡头政治。
我的判断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寡头，“后共产主义
”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在十八大之前，这些经济寡头已经开始向政治寡头转变，
中国官方对此叫“团团伙伙”，即党内的“非党组织”。这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就是非
常典型的寡头政治。比如周永康的系统，令计划的“秘书帮”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
横跨几个部的复杂集团。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你说，反政治寡头需不需要政治的方
法？所以反腐肯定是政治性的，这是没问题的。
不可否认，这次反腐败很有必要，如果不反，你想想到了十年以后，这些寡头可能谁也
动不了了。如果不通过反腐败来反对寡头政治，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或者演变成乌克兰。寡头政治是很可怕的。对寡头政治，一开始西方可能比较喜欢，
因为有不同寡头之间的竞争，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民主”就开始了。但问题是，你要
不要这样的民主，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民主：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根本不讲国家利
益、社会整体利益，只讲寡头的利益。
比如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怪俄罗斯，但我认为，主要的情况是内忧外患，是寡头
之争，只不过有的寡头亲俄罗斯，有的亲西方，做不同方面的代理人，互相争来争去，
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也是这样。这种寡头政治的民主是任何
一个国家都要避免的。再举个例子，在菲律宾，所谓的“民主”那么多年来，永远都是
一些家族在统治。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寡头，也是一样的。那问题也是，我们究竟要不
要这样的寡头政治？我们一方面要民主，另一方面要是看什么样的民主，你要不要，不
是所有形式的民主都是好的。
FT中文网：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反腐败的公平性问题？如何在制度基础上反腐败？
郑永年：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
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
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不可否认，老百姓现在对反腐败也有一些抱怨。我也到处去考察，我发现老百姓对反腐
败的抱怨，并不是其政治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态度，在不同阶段也在变化。老百姓在
反腐败刚开始时非常支持和拥护，但几年之后，老百姓就要问了：“我得到了什么？”
结果发现并没得到多少真实的好处。有的地方反腐败反而导致整个官僚机构不作为了，
老百姓去办事不方便了。以前虽然腐败严重，但社会经济在动态地发展，现在不作为了
，经济也受影响了。老百姓就开始问自己得到了什么，开始抱怨了。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
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
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
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
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
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
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
，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
个问号：“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
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
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
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
、政府口、人大、政协的，等等。但还是很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
：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
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
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
败只是一场“运动”。
FT中文网：你刚才提到了民主的问题。在你看来，世界上的民主不只有一种实现形式？
郑永年：是的，民主是一国一个民主，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达
国家早期的民主和现在的也不同，大家要好好地去观察。民主是需要的，民主权利是需
要的，没有人否定在21世纪需要民主权利。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使人能真正实现
权利。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众，表面上有权利，但其实很多权利都实现不了。西方国家的
民主也是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才成形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
开始的。女性的投票权，美国黑人的投票权，都是很晚才出现的。
以前西方国家都是精英民主，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有的还得是白人，妇女和少数
族裔没有选举权，后来民主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先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才有政治
权利的实现，不是一步到位。现在西方国家高层面的发展，强调政治权利，但很多发展
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经济社会权利都还没有，政治权利怎么到位？很多
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学习西方，社会经济条件未充分发展，就马上实行民主，到现在还是
那么穷。蛋糕本来就很小，各个党派再去抢，没有人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社会。
现在大家对民主的定义非常窄，就是普选。然而，人均GDP是500美元时可以投票，1万
美元也可以投票，但，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大部分公民没有受过教育，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很低，选票不值钱，有时一块肥皂一包香烟就收买了。但人均GDP1万美元，大部
分人都受到高等教育，都能理性思考了。所以我们追求民主，要看什么样的民主。现在
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就是欧美的民主，但忘了欧美的民主是从早期一小撮人享有的民主发
展过来的，从精英扩展到中产阶级，再到大众民主，其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西方现在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很多人看不清楚。以前的历史忘掉了，理
解成一种可以一步到位的东西。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
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
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
题。
现在，发达国家的民主也遇到了困境。比如一人一票，在西方福利社会是一人一份，这
是我的权利，但这个制度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人贡献一份，否则难以存续。民主制度
肯定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因为政治人物需要选票，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
。西方人现在理解的是，我这个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理解的则是需要打拼出来。
如果干活不干活，都可以拿一份，那制度怎样去生成呢？
近代之后，世界形成了主权国家秩序，包括经济主权、社会主权、人口主权，政府可以
去管，但在全球化情况下，资本到处游走，法国要对富人征重税，富人就会外流。美国
也是这样。如果税收很高，很多公司就要迁走。所以资本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
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变成了一个问题。民主使得权利向社会倾斜，资本就会跑掉。现
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民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追求民主，没有人否认民主的价值，但追求什么样的民主，
是要研究的。不能只是像俞可平说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那么简单。民主在一定条件
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
FT中文网：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民主观念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和古希腊时人们对民
主的认识已经不同了？
郑永年：民主已经发生了变化。民主过去只是一种精英竞争的制度安排，没有意识形态
和道德色彩。到近代之后，西方逐渐将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自由市场也是，本
来是一种人为解决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实践，而不是价值观。现在很多人将其上升到道德
、意识形态的高度，像上帝一样，这反而局限了我们的知识，导致我们看不清事实。
我非常敬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对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制度都有描述，并没有说民主
是最好的。他观察寡头、民主、专制，分析各种制度的利弊，现在则是意识形态化。一
些西方左派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如李普塞特提出的“政治人”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政
治的，政治是实现人的最崇高的价值。但每个人都是“政治人”的假设是错的。比如搞
艺术、搞学术的，可以不关心政治，甚至研究政治学的本身也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西
方很多假定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将它作为研究的前提，这就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窄。
FT中文网：回到中国改革的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改革需要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了会不
会又回产生一些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问题？
郑永年：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像习近平自己说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利益集
团、寡头政治，没有权力能反吗？顶层设计能推动吗？所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
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
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个人集权，我就要担心，会不会
返回到毛泽东时代，即所谓的个人专制。但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
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
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
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
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
。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
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
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
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
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
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
，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
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
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FT中文网：看来官僚体制的改革是个大问题。以前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中央
的政治意愿可能遭遇官僚抵制，怎么克服官僚制度的惯性和阻力呢？
郑永年：这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官僚机构当
然是需要的，问题只是如何使官僚机构顺畅地运作起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在现在
我觉得某些方面比较民粹主义，阻碍了官僚制度的运作。现在中国有点民粹主义，比如
反腐中的互相举报现象，像我刚才说的，改革试错和行政执行错误，要和腐败区分开来。
我们现在有点过度的道德主义，有的老百姓仇官仇富。比如国有企业以前走华尔街路线
，工资很高，但现在又减到很低，很多高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公务员向社会提供服
务，光有道德感召不够，还要有物质刺激，不可能要公务员不吃不喝，还要能提供优质
服务。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一波公务员下海潮？现在公务员有积极性吗？这方面，要看看
一些国家高薪养廉的经，像新加坡。高薪养廉不一定就不腐败，但没有高薪养廉一定腐
败，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权力寻租。但高薪要保持在社会能接受的限度内，也不能
太高。中国实行贤能政治，还需要和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人才都流入企业，政府、执
政党里充斥着二流人才，那经济还是要向下走。所以，还是要有物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
平衡，太民粹主义、道德主义，也很麻烦。
FT中文网：你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专著？在你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郑永年：我相信是，但尽管我也使用“模式”这个词，我和中国左派、右派所指的含义
是不一样的。中国左派和右派只是对中国模式有个好与坏的道德判断、政治判断。右派
说，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一提，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个模式。左派说，中国模式好的不得
了，比西方的还好，是世界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意思。
我的观点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课题，一个客观存在的制度模式。我的新版序里写的很清楚
。中国怎么样来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都不会变成西方，中国还是中国。在这个
意义上，中国模式一直存在着。30多年来，中国模式基本的大厦已经清清楚楚了：经济
上的混合经济，政治上开放的一党制，把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结合，把中
国传统的选拔和现代的竞选结合，向这个方向走。
FT中文网：能不能解释一下“开放的一党制”？
郑永年：世界上两种制度，一种是外部多元主义，如西方的多党制，一种是内部多元主
义，像共产党这样。中国是一党制，但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是开放的，是
不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这个政治构成。这个政
治构成里，大家互相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竞争。外部多元主义是，如果不满意了就
另外组织一个政党。中国是一个内部多元主义，共产党是一个开放的政治构成。
如果能这样理解，实行开放的一党制，那么它的决策效率和政策实施效率要远远高于外
部多元主义。西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比如议会分左边和右边，但实际上都是服务
于政权的政党，一个左一个右，就像中国古代的左丞相右丞相一样。以前西方左右派互
称“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不过现在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像福山说的，以前的民主是相互争论，以
达到更理性的目标，现在则变成了一种vetocracy，互相否定的制度，为反对而反对。
这是西方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不认为这种多党制能一直走下去，大众民主的历史没
有多少年，但现在已经走得很辛苦了。
开放的一党制，其他国家也有例子，如日本二战后初期的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大的原因也是其开放性，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几千
年的儒家统治集团也是非常开放的。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只要科
举考试考得好的话都可以得到。我认为，中国近代最有意义的政治转型，是从以前传统
的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是以个人、家庭为基础的，但党权是一个组织，
而这个组织是开放的。
FT中文网：在你看来所有制度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要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发展演
变？
郑永年：对。所以我刚开始就和你讲“变”这个概念。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唯
一不变的。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要从“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模式本身也
在变，西方的也是在变。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制度的话，互相都可以学一些，但中国的制
度变不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变不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
的道理。
FT中文网：你还写了一本书《未来30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
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
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
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
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FT中文网：但很多人看来，在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法治。
郑永年：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世界历史的经验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先有民主再有法治
的国家，一个都找不到，法治才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
有民主、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有法治吗？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
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西方也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FT中文网：在欧洲人看来，法治是神圣的，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能建成法治吗？
郑永年：西方法治也是历史中形成的。古希腊的法治也是有钱人互相保护，奴隶可以任
意处置。对奴隶而言，哪有什么法治？后来的法治也是精英民主之下互相保护的一种机
制。但即使西方真正的法治也是花了两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的历史也是血淋淋
的。
民主有不同的版本，法治也有不同的版本。西方的法治不是普世的。西欧在特殊条件下
形成的法治，这基于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国王统一国家，形成大市场，有利于商人
，同时商人对国王借债，国王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
易，法治就是在这场交易中产生的。这种西欧形式的法治，出了西欧就没有了，在阿拉
伯世界、印度、中国都没有。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法治形式普世化。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
道德化的模式，如果你相信它，倒也无所谓，但是这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我们做学者的
，要考虑能解释什么东西。
比如，李光耀是把中国传统的rule by law和西方的rule of law结合在一起，香港也是
这么做，不要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很多制度的东西是从其独特的历史中
抽离出来的，一定要套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FT中文网：现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论很激烈，共识似乎日趋薄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
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
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
，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
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
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
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
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
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
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
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
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
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
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
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
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
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
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
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FT中文网：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后来又有所修正，应该怎么看待？
郑永年：历史终结论不是福山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有了。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进步主义观
念，认为历史是单向和线性的发展。在黑格尔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产生了，黑格尔就说历史终结了，因为此前是宗教政体、城邦等等，那么民族国家是最
高级的组织。但后来经过几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模式也受到了怀疑。福山也是这个思
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最高级的。
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的《易经》，人类历史是开放的，没有终结，如果有终结马上就有
危机。福山现在修正历史终结论，我认为他提出来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影响不
是在学术上，而是在政治上，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
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现在的世界，我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我们又回到霍布斯
时代了，面临着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家
都在面临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西方的观念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中国的思维则是轮
回的，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是最理想的，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
候就需要重建，永远都会是这么一个过程。
FT中文网：“转型国家”一直是西方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近年来很多国家的转型都出现
了一定的问题。应如何看待“转型”？
郑永年：对于“转型”，我一直有疑问。西方说从A到B，B一定是一种西方式的社会。
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中国转型从A到B，
但这个B始终都还是中国，即使转型成C，也是中国。现在的理解是要转成西方这样的，
这是完全错误的。以西方为最终的模本，也是历史终结论。历史是终结不了的，历史永
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FT中文网：西方的另一个著名判断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而且近年来似乎得到了不
少事例的佐证，你如何看？
郑永年：福山是亨廷顿的学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政治影响力大于学术影响力。
文明冲突论其实也是老调重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亨廷顿
是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我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是
开放的文明，提倡“和而不同”，西方要求“和而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逻辑是
一样的，因为都是一神教，中国则是多神教，各取所需，是真正的多元主义。我们的学
者很奇怪，西方讲多元主义了，我们马上跟着讲，其实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最多元化的文
明，从先秦开始一直很多元。西方的一神教产生了种族、民族、种姓等好多排他性的问
题，但中国一直都是多元文化。
FT中文网：你如何看待目前知识界的分化？目前似乎分裂地很严重。
郑永年：就像西方很分化一样，中国各派的分化也不可避免，因为利益是分化的，尤其
是在当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缺少整合的力量。所以
我一直在提倡，一定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不能把前者当做后者，而
要形成一种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这非常重要。
FT中文网：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
郑永年：是的，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前中国就有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就是典型的公
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大家接受之后，官方认为有用，董仲舒才将
其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每个民族、社会阶层都有独特的
价值观，但也应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要把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几千年历史的“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形成
的“中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三个传统
的对话中形成。这三个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事实，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
存环境。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传统。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构建共
享价值观，在这三个传统的对话，以及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形成国家意识形
态。自古以来，中国的文明就一直是在对话过程中进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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