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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国师王建】我国对自身发展阶段的认识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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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提出国际大循环并被当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采用的国师王建,在他2015年的文章
<中国经济形势之迷思>中指出:
"
我仍然觉得,产生当前各种迷思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出了
错。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以才表现出不同特征,
而这些能够表示出事物不同的质,又是由不同的量来反映的,这就是“量变到质变”。
比如,从由经济发展水平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看,可以分成农业、工业和
后工业化社会阶段,而划分阶段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就业人口的分布不同。农业社会
是农民占主体,工业社会是工人占主体,而后工业化社会则是服务产业劳动者占主体,
这个社会发展阶段随劳动力比重转换的过程十分清晰,也没有经济理论上的争议。例如
托夫勒说1956年是美国的一个经济里程碑,因为在那一年美国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首次
超过了50%,是美国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直到去年末三产劳动力的比重才刚刚超过40%,这说什么也不是一
个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标志。再往5年前看,2010年的三产劳动力比重还只
有34.6%,因此近年来三产劳动力比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4年来二产增长下行的“挤
出效应”。
另一方面,大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主导阶段后,首先是会
进入重基础工业发展阶段,即以充实社会的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设施部门为主,
然后是进入到重加工业主导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增长速度最高的时期,例
如著名的日本“十年倍增”时代,就是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的重加工
业主导增长期。这是因为,重加工业的生产链条最长,因而会大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从中国的现实看,目前出现的煤炭、钢铁和有色等大产业部门的严重生产过剩,正是中
国刚刚越过了重基础关的标志,从工业附加值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看,前面已经说过目
前大约是20%,但美、日、德等工业发达国家都在40~50%,可见中国的工业产品附加值
率还有着巨大提升空间,而这正是依赖于重加工产业在未来的高速发展。
重加工业的发展是围绕着向城市居民提供汽车、家电等现代化消费品的方向前进的,仅
就汽车来说,在中国就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从每百人的汽车占有量,2010年美国80
,日本和德国是60,中国2014年是11。中国人均汽车拥有率低,是因为中国农村低收入
人口庞大,而现代工业主要是为城市人需求服务的。
所以,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的前夜,巨大的内需蕴藏在庞大的农村低收
入人口之中,因此只要从纠正长期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推动大规模城市化,
就可以把这个巨大内需释放出来。相对于未来8亿农民进城的前景,目前的所有基础工
业过剩不仅将不复存在,而且还不够。例如中国目前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有10吨,可完成
工业化的国家都是20吨,即以年均10亿吨的粗钢产量,按14.5亿人口计算,也要再生产
15年,何况目前才刚8亿吨。
有人说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这样的观点没道
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在拥有强大工业物质基础的时候,也同时拥有如此庞大的农村低
收入人口。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按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占中国人口2/3的8•
;7亿农民,在今天的人均收入也只有1200美元,而正是在中国城市人口达到这个人均收
入水平的时候,由住房和汽车等城市人新消费品的内需拉动,中国出现了新千年以来的
高速增长期。
可是如果对中国的发展阶段误判,认为中国在还有8.7亿庞大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就应该比照国际经验转入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降速阶段,就是严
重脱离了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取向。比
如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严重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
展前景,阻碍出现本应有的新高速增长期,迟滞中国最终完成工业化的步伐,还会在新
一轮国际金融风暴中遭受挫折。
所以,重塑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是走出经济下行阶段和避免爆发大危机的前提
,因为没有认识的转变,就不会有行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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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后,国内判断中国已经走向后工业化,开始了金融大跃进,服务业增值中30%来
自金融。而王建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一个当时还有8.7亿农村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已经
完成工业化了,当前的产能严重过剩是因为太多人在农村,购买力只有城市居民的30%
左右。而一旦城乡二元结构被化解,中国要面对的是产能不足,而不是现在的过剩。而
对自身发展阶段误判会带来严重后果:

可是如果对中国的发展阶段误判,认为中国在还有8.7亿庞大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就应该比照国际经验转入以服务产业为主导的降速阶段,就是严
重脱离了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取向。比
如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严重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
展前景,阻碍出现本应有的新高速增长期,迟滞中国最终完成工业化的步伐,还会在新
一轮国际金融风暴中遭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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