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 发帖数: 2593 | 1 这个民族也是奇葩的可以
The Kentler Experiment, by Rachel Aviv
本文聚焦极富争议的“肯特勒实验”,德国富有声望的性学家赫尔穆特·肯特勒在政府
的准许和资助下,将孤儿送给恋童癖寄养,并对他们养育孤儿的全过程提出指导和建议
。今年三十四岁的马可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他的养父叫亨克尔,马可是他十六年
里第八个领养的男孩。和亨克尔一起居住一年半以后,另一名叫斯文的男孩也搬了进来
,马可在晚上经常发现斯文房间的门是开着的但里面并没有人,由于自己也经历过同样
的事情,马可很清楚亨克尔此时在对斯文做些什么。但对于马可和斯文来说,亨克尔的
举动完全是一个禁忌话题,他们两人从来没有交流过这个话题。
马可的老师建议他每周看一次心理咨询师,但每次交流的时候,亨克尔就坐在隔壁的房
间,斯文也被建议过同样的事情,但一开始就被亨克尔否决了。后来肯特勒专门致信给
当地青少年福利部门,指出如果非要进行心理方面的测试,可以由他本人执行,在信中
他还特地为亨克尔开脱,“I ask you to consider that a man who deals with such
seriously damaged children is not a 'simple person' ”。此外,亨克尔和肯特
勒也极力阻止马可定期与他母亲和哥哥的会面,认为这些人为马可的成长树立了一个很
不好的榜样,肯特勒写道,“The boy gives the (false) impression of strength
and superiority.”
文章进一步追根溯源到德国在二战后对纳粹的反思,国家对性行为的管控某种程度上成
为了一种“树立新道德”和赎罪的方式,战后二十年里,对女性生育权利的限制和同性
恋的逮捕十分盛行。1960年心理学专业毕业的肯特勒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奥斯维辛悲
剧的发生,与德国人从小被教育要抑制自己的性冲动从、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人的观
念有直接关系,他开出的“治病良方”不是进一步的性抑制,而是性解放。在那个年代
,性教育的讨论是整个国家反思纳粹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人指出这本
质上是一种逃避,“it was also a way to redirect moral debate away from the
problem of complicity in mass murder and toward a narrowed conception of
morality as solely concerned with sex.”
在逐渐与自己的家人失去联系以后,马可对自己父母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亨克尔和肯特勒
的描述,直到二十年以后,他才知道其实那段时期自己的生父母也很想与他重修关系,
但都被自己的养父拒之门外。亨克尔还变相鼓励马可在学校里捣蛋,现在回想起来自己
小时候转了七次学,基本没什么同龄朋友,马可开始意识到这一切可能都是亨克尔的“
计划”。马可十八岁的时候,他没有立刻想要从亨克尔家里搬出,“It's very hard
to describe, but I was never raised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anything.”
肯特勒在自己大部分学术生涯里都认为恋童癖领养者对孤儿的成长是有利的,他认为两
者间的性行为只要不是强制发生的就不必担心,对于那些从小失去亲人的孤儿来说,这
可能反倒是一种良性的“治疗”。“Kentler's experiment seemed to rest on the
idea that some children are fundamentally second class, their outlook so
compromised that any kind of love is a gift”,但在1991年他最小的养子自杀之
后,肯特勒开始反思自己的观点。其他学者明确指出,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性关系永远
是不平等和带有剥削性质的,表面上恋童癖给予了这些孩子更多的爱(或者至少是一种
不一样的爱),但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对他们应当享有的爱的剥夺。
作者在2020年夏天与马可见面时,在场的还有一名叫克里斯托弗·施韦尔的人,他是德
国右翼党派AfD的成员,声称是出于好心想要主动帮助马可。在“肯特勒实验”的调查
报告公布之后,马可曾多次联系政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但没有得到答复,而在AfD方面
看来,马可的例子便是德国左翼政府在性教育上失败的明证,他们还试图将该事件与对
同性恋的抨击联系在一起,“History seemed to be looping back on itself. Right
-wing politicians were calling for a return to the kind of 'terribly
dangerous upbringing' against which Kentler had rebelled”。事情发酵之后,左
派一方也站出来指出AfD居心不良,社会民主党成员桑德拉·希尔里斯认为解决问题最
好的方式是让马可得到经济补偿而不是没完没了的诉讼。
马可自己当然不想成为政治上的工具,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现在的家庭和未来的生活。在
收到了来自政府五万欧元的补偿之后,马可拒绝了克里斯托弗继续上诉的提议,他说,
“We have gotten our wishes, so there's no point in further irritating or
tyrannizing the Senate”。马可现在有两个孩子,他在不久前还和妻子艾玛举行了婚
礼,虽然只是走过场,但对他来说依然意义重大,“自由不是一夜之间来到的”,他说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but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figured out
that I am living a life with a billion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I could
have been any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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