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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13 | 1 王建是中国发改委下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1987年他向中央提出“国际大循环
”理论，被中央采纳。
王建指出，“ 当时，如果让农民进城定居，他们的消费水平就会提高一大截，他们的
产出实物只够他们自己和家庭的消费，而且还要有大量配套的建设，比如医院、学校、
住宅等等，这些都需要一大笔钱。而我们把这些钱拿去发展军事重工业，就没有办法让
农民进城，进而形成了一种高积累的发展模式。
王建指出，实际上，除了一些主要依靠外贸收入、经济体量特别小的国家，绝大部分经
济体内循环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都会大于国际循环，对外贸易占GDP的比率不可能超过100
%，“大”和“小”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政策导向。
比如以前6、70年代的日本、现在的越南，现在的印度等，他们也是出口导向政策啊，
但是大家看他们的顺差数据，他们在对外出口的顶峰时期也只是每年100亿美元左右的
顺差，印度甚至还常出现逆差---原因也简单，人和自己的家庭是要消费的，有
收入了，不断消费满足自己和家人需求才是正常行为---要让人们强储蓄，其实很难，
需要特别的制度设计，近40年全球只有新加坡和中国做到了---另外，二战时期的罗斯
福总统通过对家庭实施配给制度也做到了强制储蓄。
而我们通过农民工的制度设计，让3亿农民工（占全国第二三产业就业总人口比例的
51%左右）只生产，而强压缩消费，才实现了每年几千亿美元甚至上万亿美元的出口，
把国内储蓄转换成了国际储蓄，形成了我们的国家资本。
在一定时期内，这是一个储蓄机制，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优势。农民住工棚，十几个人甚
至几十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吃着很粗糙的食物，在城里不买房、不买车，家人也不在城
市。在全球化高涨时代强大的外需支撑下，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3亿农民
工节约出来的大量剩余产品，提供给了海外，形成了大量的对外贸易，由国内的储蓄变
成了外汇储备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
但是，2007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变化，消费能力越来越低，反映到国内，
就是我们的外贸增速开始下降。现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外需被进一步压低，我们依
靠外需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
”。
下面是来自《国家财经周刊》的全文：
~~~~
从今年全国两会、企业家座谈会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
热点话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王建曾经在1987年，也就是33年前，提出了“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并得到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认可。此后，国家在沿海地
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影
响。
作为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者和领域内长期的研究者，王建对目前备受关注的双
循环发展格局有着怎样的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与之前的发展战略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它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又该如
何破局和落地？
近日，记者对王建进行了专访，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新发展格局不是闭关自守
记者：您对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建：在我看来，“双循环”事实上是一个定义，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格局现状的
描述。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对外贸易，都会有双循环，也就是同时存在对
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不过，现在大家关注的国内大循环，和当年我提出过的国际大
循环，这两种提法，就带有倾向性了，意思是希望以哪一种循环为主。
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者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其占GDP的比重
更大，而是希望其发展速度更快。比如，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希望国内需求增长快
于对外贸易增长；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希望对外贸易需求快于国内需求增长或者
GDP增速。
实际上，除了一些主要依靠外贸收入、经济体量特别小的国家，绝大部分经济体
内循环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都会大于国际循环，对外贸易占GDP的比率不可能超过100%，
“大”和“小”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政策导向。
同时，我还想强调，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都是一种内生性的要求，不是一种
外生性的要求。很多人说，因为中美关系变化、中美经贸摩擦等原因，中国某种程度上
需要闭关自守，所以我们需要强调靠国内市场发展，要脱离世界市场，然后才产生了这
种战略，我觉得这种表面化的解读是非常错误的。
在我看来，决策层并不是这种认识，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
内生性的要求，不要把它看成是外生的。
在同一个循环圈考虑国内国际问题
记者：从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这背后体
现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王建：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的演变过程是一条主线。
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讲清楚国际大循环产生的背景，也就是当时决策层会接受
我的建议，提出和执行沿海战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原因。
当时我们在沿海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实现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把劳动力的转移融入外向型经济的过程，都是实行国际大循环
战略的体现，这些都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需要做出的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上世纪80年代的30多年里，我们实际上一直处于外部的军事
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发展，首先就要在军事上能够做到自保，也
就是别的国家不敢来打你。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发展国防工业，要制造枪炮子弹、
飞机坦克，后来还有原子弹、卫星。
这些都是重工业，最大特点是人均资本占有率特别高。它不像纺织厂，有很多工
人，没有太多的设备，是劳动密集型的；军事工业所依托的化工厂、机械厂、钢铁厂等
，特点是需要的工人相对较少、设备比较多。
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按照正常的产业
积累规律，农业是最差的，接着是轻工业，轻工业发展起来之后，才能够为重工业提供
积累。在必须首先发展国防工业的情况下，我们主要采取了依托计划经济的体制，它的
机制就是用严格的户籍管制办法，不让农民进城，进而减少对城市建设的投入。
这一过程中，我们一直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别，比如，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对
比农民高得多。我当年插队的时候，一年才分几十块钱，但是工人的工资一个月就有几
十块钱，城乡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差别很大。
当时，如果让农民进城，他们的消费水平就会提高一大截，而且还要有大量配套
的建设，比如医院、学校、住宅等等，这些都需要一大笔钱。而我们把这些钱拿去发展
军事重工业，就没有办法让农民进城，进而形成了一种高积累的发展模式。
此外，我们还把工业产品的价格卖得特别高，把农产品的价格定得比较低，通过
限制城乡流动和工农产品交换的剪刀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多年，我国的军事重工
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不过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
力、老企业长期得不到改造等。
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更新改造资金，一些机器用了二三十年，不能再用了，需
要更换，为了有资金对企业进行更新改造，在发展过程中，每年需要从生产价值当中提
取折旧费用，但是为了实现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我们把折旧甚至大修基金都拿去扩大再
生产，搞新摊子了，造成大量老企业得不到改造，这也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要面
对的一个问题。
另外，8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产业结
构升级时代，需要把原来低档次、技术含量低、耗费劳动多等类型的产业转移出来，形
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环境，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就有很多台商
、港商、日商等希望来中国办厂投资，这样也就产生了我们如何去把握和落实国际机会
的问题。
记者：当时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机缘是怎样的？
王建：当时，我参加了国务院十年规划专家小组的工作，经常参加会议讨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反复听当时的领导讲这些问题，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解
决方法。
我的思考是，如果仅在国内发展的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出路的，这不是
能够在国内封闭解决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在实行改革开放了，如果放在国际市场
上，用一个大的循环圈去考虑问题，把国内国际的产业打通，或许就能够有解决的方案。
经过反复思考，我发现如果能够在沿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用于出口，就可以在
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同时获得外汇，而外汇代表一些资源的供给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购
买获得，比如老企业改造所需要的技术设备等。这样我们的老企业就可以得到改造，进
而支持乡镇企业，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创汇，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把国际国内的机会和矛盾，放在一个循环当中去考虑，既利用了国际的机会，又
解决了国内的矛盾，这也是我把这个方案起名为“国际大循环”的原因。
后来，我把这一思考写成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大标题叫做“选择正确的长期
发展道路”，副标题是“关于国际循环发展战略的构想”，几经周折，通过你们新华社
的渠道报送到决策层，当时的领导人看到后，认可了这个思路，也就有了后来我国外向
型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发展格局与城乡二元结构密切相关
记者：后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变化，促使我们需要在当前构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
王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实施国际大循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企业升级改造和利用国际资源及市场的问题。但
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严
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现象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萎缩之后逐渐显现。
所谓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就是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农村、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工
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一种经济发展状态。因为我们用计划经济实现了重工业的超前发
展，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非常严重。
改革开放后，我们作为一个朝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本身也要求要矫正这种扭
曲，解决劳动力转移、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劳动密
集型、外向型经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战略目标，在2010年之前得到了解决。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民工的工资出现明显上涨，沿
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对于这一现象，不少研究者提出，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刘易斯拐
点出现，意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结束，中国劳动力供给从严重过剩到劳动力
不足。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推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融入外向型经济问题的过
程中，解决了农民变成工人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工业化超前、城
市化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变成市民的问题仍然存在。
在一定时期内，这是一个储蓄机制，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优势。农民住工棚，
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吃着很粗糙的食物，在城里不买房、不买车，家
人也不在城市。在全球化高涨时代强大的外需支撑下，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
，3亿农民工节约出来的大量剩余产品，提供给了海外，形成了大量的对外贸易，由国
内的储蓄变成了外汇储备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
备。
但是，2007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变化，消费能力越来越低，反映到国内，
就是我们的外贸增速开始下降。现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外需被进一步压低，我们依
靠外需的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
外部需求萎缩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强制储蓄机制又让内部需求增长缓慢，想要
解决发展问题，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成为解决方案。这也是我认为，从国际大循环到国
内大循环是一条主线的原因。
用城市化保障国内大循环落地
记者：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主要发展国内经济大循环成为必然，需要哪些政策措
施保障其落地实施呢？
王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当年我们用国际大循环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问题，但是其中缺了一环，没有解决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问题，农村城市化问题只完成了
一半，劳动者的身份转化了，消费者的身份没有转化。这样一个机制就导致了外需萎缩
之后，内需无法接替上来支撑经济增长，要想实现内需支撑经济增长，就要打开城乡二
元结构。
我认为，想打开城乡二元结构，就要解决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的问题。现在农民
工已经进城了，农村也没有太多的剩余劳动力了，需要解决的是农民工家庭进城的问题
。把他们的父母、子女带进来，让农民工在城市有家庭，然后解决他们在城市的住房、
社保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历史欠账，应该由政府来补上。
到今天，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要用国内大循环来解决，要通过农村人口城市化，
提高农村人口、农民工的消费需求来解决。所以我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国
内国际双循环格局，需要把城市化作为我们的主战略来提。
当年，我们发展国际大循环，把经济发展融入外向型经济，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问题，成功了；今天，我们通过将农民工城市化的方式，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下半段解决了，我们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才会有效果。
记者：那如何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王建：第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目标不是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而是其整个
家庭进城的问题，要一块都给他们城市户口。
第二，这些人进城，要解决他们的住宅和社保问题。比如，要建设大量的廉租房
，因为他们没有钱在城市购买商品房。虽然打工过程中，他们存了一些钱，但是离在城
市购买住房还很远，国家应该拿出土地和资金，给他们建设廉租房，这个是对过去我们
发展过程中农民所做贡献的补偿。
第三，还要给他们社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医疗和养老保障，必须要解决，不解
决这两个问题，农民工进城后不敢消费。这部分也需要政府来解决。
记者：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钱从哪里来
王建：经济增长放缓，加上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政府也没有这部分资金，可以
通过发30年长期特别国债来解决资金问题，比如，每年发5万亿元或者更多的国债。
目前，我们每年都会发大量的国债，企业债的规模也有几万亿。为了解决制约经
济增长的最主要问题，我认为每年发行5万亿元甚至更多的特别国债是可行的。
同时，建设廉租房的资金投入，可以通过租金或者多年以后房屋以租转售来偿还
。比如，农民工租赁30年，30年后，可以将租金抵扣房款，再补一部分差价，卖给他们
，这样既解决了国债问题，也解决了农民工住房的问题；社保其实也一样，有了社保，
农民工变成市民后才敢在城市消费。
现在也有测算，比如一个农民工进城需要多少钱，5万、10万元的说法不等，即使
按照每人10万元投入计算，每年解决3000万人进城的问题，也就需要3万亿的投入，连
续干10年，就能够解决3亿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利用15年左右解决5亿农民进城的问题，
有3亿左右农民留在农村，将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农业现代化问题随之解决
记者：解决了大部分农民进城的问题，是不是现在困扰农村的生产率低下、成本
过高等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王建：农民工进城的另一头连着农村。直到今天，我国还有2亿多的农民家庭，农
民工进城后，同时还拥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目前我国规模化种植在18亿亩耕地中
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农业生产方式还是以家庭为主体，没有脱离原始传统自然经营的农
业。
要想在2035年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完成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是到时候农
业必须实现全面机械化，不能再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能是2亿多
农民来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
现在的农村家庭，每个家庭平均耕地占有量只有6亩多，没有办法实行大规模机械
化，如果每个家庭50亩，或者更多，这种状态可以得到改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需
要实现农村人口2亿左右，其中5000万左右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状态。要想实现
这种状态，就必须让更多的农民及其家庭进城，这是一个历史趋势。
落实的方式可以是，在给予进城农民相应的福利同时，让他们让渡在农村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及宅基地，留给农村那些不出来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要给予他们选择权。
我把这一政策叫做“二换二”，就是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换取城市的
廉租房和社保。我认为，不搞“二换二”，农民的家庭就出不来。如果给了城市的房子
和社保，农村还保留土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很难实现。当然，具体的操作也可以有
多种形式。比如，类似重庆推出的地票制度，将农村的土地进行折价，换取城里的房子
和福利等等，给予农民比较灵活的选择空间。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完成进城务工人口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减
少，每一个家庭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农业生产效率肯定会更高，农业生产成本也会更低。 |
m*****e
发帖数: 1506 | 2 都是几把猪溶鸡江浙民造的孽
100
【在 i*****0 的大作中提到】
: 王建是中国发改委下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1987年他向中央提出“国际大循环
: ”理论，被中央采纳。
: 王建指出，“ 当时，如果让农民进城定居，他们的消费水平就会提高一大截，他们的
: 产出实物只够他们自己和家庭的消费，而且还要有大量配套的建设，比如医院、学校、
: 住宅等等，这些都需要一大笔钱。而我们把这些钱拿去发展军事重工业，就没有办法让
: 农民进城，进而形成了一种高积累的发展模式。
: 王建指出，实际上，除了一些主要依靠外贸收入、经济体量特别小的国家，绝大部分经
: 济体内循环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都会大于国际循环，对外贸易占GDP的比率不可能超过100
: %，“大”和“小”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政策导向。
: 比如以前6、70年代的日本、现在的越南，现在的印度等，他们也是出口导向政策啊，
|
i*****0
发帖数: 1113 | 3 我认为不能这么看，现代的重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本那是无比的高，需要大量的积累，您
认为中国几十年中每年高达50%左右的投资率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应该说，农民工制度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对中国的工业化做出来不可磨灭的
贡献，现在它已经完成使命，到了要通过二次土改，对他们进行补偿的时候。
王建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讲的很清楚：
“
十四五时期，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国内外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这种
改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急剧发生的改变。我们谈内循环、外循环，但这个内外双循环
该如何去做，它的落脚点在哪里呢？
王建：国际大循环的落脚点很清楚，就是沿海战略。而沿海战略就是把沿海地区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换外汇，这个就是它的落脚点。
国内大循环的落脚点，转变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国际环境，新全球化正处于下半场。上
半场那种虚拟资本主义、扩张需求的国际结构不再存在了。但从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
新全球化的下半场仍然存在，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仍然存在。只是要想继续保持很高的
外需扩张势头，是不可能了。
值得欣慰地是，内需还有许多可释放的空间。在国内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被压抑的市场空
间，即十亿人的收入，这十亿人是处于中低收入的人群。
中国社会结构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不一样。发达国家是橄榄型，中间大、两头小
；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则是金字塔型，上边富裕的人很少，下边则是越来越大。中国社会
结构是“工”字型，即上面一整横有三亿人，中间代表中等收入人口，非常弱小，小小
的窄窄的一条线，下边则是一个庞大的中低收人人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象描述，是
有统计依据的。
2016年（十四五自17年开始，我们采用的是1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家庭调查专家调查
城乡收入后的数据显示，有3.3亿人人均收入在2.5万美元，10.5亿人人均收入在4500美
元。中低收入人群的主体是农村人口，大概有8亿。现在农村的户籍人口大概就有8亿，
而城市大概还有1亿多、2亿中低收入人口。这些人已经解决了小康问题，但还远未达到
富裕。那3.3亿人是已经完成了房车置业，进入了现代化。而农村8亿人口还没有一个很
好的解决办法。
安邦：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去产能”与“内需”问题？
王建：先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前中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为170台（2016年数
据），此时增长速度就开始降低了。2018年9月，中国的汽车销售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正是因为这三亿人完成置业以后，后边的这十亿人还没有相符合的消费能力，这等于是
收入掉到了一个收入鸿沟里。这个收入鸿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光景。就是这十亿人
4500美元GDP的收入，如果以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长，需要大概十年达到10000美元左右，
即房车消费的起步点。
对比国情相近、同样人均地窄的日德，其人均汽车拥有量在600-650台左右，所以中国
人均汽车拥有量为170台汽车时为什么要停步呢？目前只是这三亿人的置业需求已满足
，他们达到了天花板，而那剩余的十亿人却是买不起的原因，庞大的供给也就此搁浅。
可以说，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就是被这三亿人拉动的。他们的住宅与汽车消费，当
然还有新全球化的产品，但是从内需看，确实主要是这三亿人的房车需求拉动了国内的
需求，实现了新千年头十年的中国经济平均百分之十以上的高速增长。
同样明确的还有，二元结构下的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裕，但很大一部分主体还没有走
进这个富裕阶段，还处于小康生活水平，那这些人对富裕生活的跨越一定会形成中国的
第二波强劲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二元结构一定会导致两个增长高峰，一个是
三亿人的，一个是十亿人的，而且后者的增长高峰持续时间更长。
形成这个增长的规模，需求和供给规模都只会更大。从这点判断，什么叫过剩？都说钢
铁和煤炭都过剩，但是对着这十亿人未来的需求，还能称过剩吗？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
人均一吨钢完成工业化，日本人均两吨钢，中国却在六、七百公斤钢不到的时候停下来
了。至于能源过剩，美国消费的电人均五千四百度电一年；即使是节约能源的日本，人
均消费电力装机的电力也有三千度。而中国平均才六百多度，即使最发达的上海、北京
，人均电消费量都不到一千度。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内需还需要
更大程度地释放。
安邦： 王建老师曾说过内需的抓手还是城市化，那么城市化与内需的关系为什么这么
重要？城市化又怎么才算真正实现呢？
王建：为什么要落实到城市化？这是因为十亿低收入人口的主体是农村人口，若这些人
不在城市生活，那他就不会买房、买车，也就无法刺激人去消费房车。未来内需要扩张
，一定是靠房车拉动，这是工业化规定，任何国家都成功了，中国不可能不成功。但如
果你要不让这些人进城定居，就不可能拉动。
十三五期间有人说，我们提早完成了新增一城市户籍人口的工作，但若查一下城市基本
养老数据，恐怕会有不同的看法。城市居民基本养老覆盖人口数大概只有4.4亿，医疗
养老的覆盖面更低，大概只有3.8亿。可见，有相当多的人根本就没有被覆盖到。
为什么这两者说法不一致呢？其实是，很多人可以通过积分得到城市户口，但有户口不
代表就能享受到城市的福利。给这些人社保了吗，给他们申请公租房、廉租房的资格了
吗，没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真正把他们当作这个城市的居民来看待。
另一点，除了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还要解决农民工家庭的问题。虽说农民工通过努力
获得了城市身份，让他们得以在城市定居，但若他们的家庭（父母、孩子、妻子）无法
进来，他们也就无法定居在城市。有统计数据表明，大概有16%-18%的农民工选择回乡
，或者附近镇和县去购房。再有点钱的可能到地级市或省城市买房，很少有在其打工的
城市买房。
所以如果你要落脚在真正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开启内需的机制，你就必须得搞对城市化。
而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让农民家庭进城，不仅仅是户口问题，还要解决他们廉租房与社保
的问题，这是一种让他们安心定居的保障。
安邦：王建老师在这部分有哪些可行性的建议呢？
王建：其实可以搞一个房改，即现在让人交租金用房，一定期限后，比如说20年，综合
这几十年的租金，再交部分钱，这个房子就可以完全属于自己了。当房子能归属于自己
的时候，他们所挣的钱才能真正变成消费。当然，还有社保、医疗这些。只有这样，人
的现实需求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而这需要落实在城市化提纲里。
同时还可让农民出来，提出二换二的方式，将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田换成城市的廉租房
和社保，这不仅是城市化的政策，它还隐含着农村的现代化，对整个的政策都是很好的。
总的来说，王建老师认为，解决内需的方法还是要靠城市化。要想扩大内需就要想法设
法地做好城市化，而今日城市化之重点，很大部分是公共福利的普及，如医疗资源、教
育等一整套的配套措施去支持农民及其家庭真正地融入这座城市。城市化做好了，最终
才能推动内需内循环往上走，才能真正让内循环转起来。
”
【在 m*****e 的大作中提到】
: 都是几把猪溶鸡江浙民造的孽
:
: 100
|
m*****e
发帖数: 1506 | 4 厉害国已经阶层固化了
不仅阶层固化，而且地域固化
比如河南农民工小呆，他的儿女以后注定也是农民工
因为他的老家驻马店屁也没有，被党国抛弃
他在上海卖苦力那么多年也捞不到户口，更没反生存
他的后代没办法和江浙沪先富的后代竞争
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厉害国黄泛区3-4亿人都是这个惨状
这样说吧，厉害国除了沿海2-3亿人还不错
剩下的10亿人基本都要过绝望的苦日子
【在 i*****0 的大作中提到】
: 我认为不能这么看，现代的重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本那是无比的高，需要大量的积累，您
: 认为中国几十年中每年高达50%左右的投资率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 应该说，农民工制度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对中国的工业化做出来不可磨灭的
: 贡献，现在它已经完成使命，到了要通过二次土改，对他们进行补偿的时候。
: 王建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讲的很清楚：
: “
: 十四五时期，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国内外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这种
: 改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急剧发生的改变。我们谈内循环、外循环，但这个内外双循环
: 该如何去做，它的落脚点在哪里呢？
: 王建：国际大循环的落脚点很清楚，就是沿海战略。而沿海战略就是把沿海地区劳动密
|
i*****0
发帖数: 1113 | 5 我认为基于TG40年的track record，对他们的能力不能太小看，为了进一步发展，尤其
是在美国的外部竞争压力下，其实给TG提供了尝试各种办法的强大内部动力：
您看，他们明显已经知道下一步发展的动力来源和方向，这个王建可是直属发改委的，
您看他怎么写的：
“值得欣慰地是，内需还有许多可释放的空间。在国内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被压抑的市场空
间，即十亿人的收入，这十亿人是处于中低收入的人群。
中国社会结构和发达国家已经其它发展中国家都不一样。发达国家是橄榄型，中间大、
两头小；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则是金字塔型，上边富裕的人很少，下边则是越来越大。中
国社会结构是“工”字型，即上面一整横有三亿人，中间代表中等收入人口，非常弱小
，小小的窄窄的一条线，下边则是一个庞大的中低收人人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象描
述，是有统计依据的。
2016年（十四五自17年开始，我们采用的是1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家庭调查专家调查
城乡收入后的数据显示，有3.3亿人人均收入在2.5万美元，10.5亿人人均收入在4500美
元。中低收入人群的主体是农村人口，大概有8亿。现在农村的户籍人口大概就有8亿，
而城市大概还有1亿多、2亿中低收入人口。这些人已经解决了小康问题，但还远未达到
富裕。那3.3亿人是已经完成了房车置业，进入了现代化。而农村8亿人口还没有一个很
好的解决办法。
安邦：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去产能”与“内需”问题？
王建：先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前中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为170台（2016年数
据），此时增长速度就开始降低了。2018年9月，中国的汽车销售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正是因为这三亿人完成置业以后，后边的这十亿人还没有相符合的消费能力，这等于是
收入掉到了一个收入鸿沟里。这个收入鸿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光景。就是这十亿人
4500美元GDP的收入，如果以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长，需要大概十年达到10000美元左右，
即房车消费的起步点。
对比国情相近、同样人均地窄的日德，其人均汽车拥有量在600-650台左右，所以中国
人均汽车拥有量为170台汽车时为什么要停步呢？目前只是这三亿人的置业需求已满足
，他们达到了天花板，而那剩余的十亿人却是买不起的原因，庞大的供给也就此搁浅。
可以说，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就是被这三亿人拉动的。他们的住宅与汽车消费，当
然还有新全球化的产品，但是从内需看，确实主要是这三亿人的房车需求拉动了国内的
需求，实现了新千年头十年的中国经济平均百分之十以上的高速增长。
同样明确的还有，二元结构下的中国，有一部分人先富裕，但很大一部分主体还没有走
进这个富裕阶段，还处于小康生活水平，那这些人对富裕生活的跨越一定会形成中国的
第二波强劲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二元结构一定会导致两个增长高峰，一个是
三亿人的，一个是十亿人的，而且后者的增长高峰持续时间更长。
形成这个增长的规模，需求和供给规模都只会更大。从这点判断，什么叫过剩？都说钢
铁和煤炭都过剩，但是对着这十亿人未来的需求，还能称过剩吗？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
人均一吨钢完成工业化，日本人均两吨钢，中国却在六、七百公斤钢不到的时候停下来
了。至于能源过剩，美国消费的电人均五千四百度电一年；即使是节约能源的日本，人
均消费电力装机的电力也有三千度。而中国平均才六百多度，即使最发达的上海、北京
，人均电消费量都不到一千度。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内需还需要
更大程度地释放。”
【在 m*****e 的大作中提到】
: 厉害国已经阶层固化了
: 不仅阶层固化，而且地域固化
: 比如河南农民工小呆，他的儿女以后注定也是农民工
: 因为他的老家驻马店屁也没有，被党国抛弃
: 他在上海卖苦力那么多年也捞不到户口，更没反生存
: 他的后代没办法和江浙沪先富的后代竞争
: 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 厉害国黄泛区3-4亿人都是这个惨状
: 这样说吧，厉害国除了沿海2-3亿人还不错
: 剩下的10亿人基本都要过绝望的苦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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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发帖数: 1506 | 6 掌权的人都他妈是根深蒂固的官僚资本，江浙沪占绝大多数
它们代表设谁的利益？你叫它们改革岂不是搞笑
场空
【在 i*****0 的大作中提到】
: 我认为基于TG40年的track record，对他们的能力不能太小看，为了进一步发展，尤其
: 是在美国的外部竞争压力下，其实给TG提供了尝试各种办法的强大内部动力：
: 您看，他们明显已经知道下一步发展的动力来源和方向，这个王建可是直属发改委的，
: 您看他怎么写的：
: “值得欣慰地是，内需还有许多可释放的空间。在国内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被压抑的市场空
: 间，即十亿人的收入，这十亿人是处于中低收入的人群。
: 中国社会结构和发达国家已经其它发展中国家都不一样。发达国家是橄榄型，中间大、
: 两头小；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则是金字塔型，上边富裕的人很少，下边则是越来越大。中
: 国社会结构是“工”字型，即上面一整横有三亿人，中间代表中等收入人口，非常弱小
: ，小小的窄窄的一条线，下边则是一个庞大的中低收人人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象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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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
发帖数: 1113 | 7 嘿嘿，这不有美国提供的神助攻吗。
的确，革自己命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有强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你看看
17世纪的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明治维新，哪个不是在强外压下才导致的自我革命？
不要小瞧了美帝的能力和能给TG带去的压力程度。这不，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都提出
具体的方案了，叫做“二换二”：
“ 要想在2035年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完成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是到时候农业
必须实现全面机械化，不能再实行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能是2亿多农
民这么大比例劳动力来解决14亿人的吃饭问题。
现在的农村家庭，每个家庭平均耕地占有量只有6亩多，没有办法实行大规模机械
化，如果每个家庭50亩，或者更多，这种状态可以得到改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需
要减少农村人口到2亿左右，其中5000万左右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状态。要想实
现这种状态，就必须让更多的农民及其家庭进城，这是一个历史趋势。
落实的方式可以是，在给予进城农民相应的福利同时，让他们让渡在农村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及宅基地，留给农村那些不出来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要给予他们选择权。
我把这一政策叫做“二换二”，就是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换取城市的
廉租房和社保。我认为，不搞“二换二”，农民的家庭就出不来。如果给了城市的房子
和社保，农村还保留土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很难实现。当然，具体的操作也可以有
多种形式。比如，类似重庆推出的地票制度，将农村的土地进行折价，换取城里的房子
和福利等等，给予农民比较灵活的选择空间。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完成进城务工人口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减
少，每一个家庭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农业生产效率肯定会更高，农业生产成本也会更低
。 ”
【在 m*****e 的大作中提到】
: 掌权的人都他妈是根深蒂固的官僚资本，江浙沪占绝大多数
: 它们代表设谁的利益？你叫它们改革岂不是搞笑
:
: 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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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
发帖数: 39 | |
i*****0
发帖数: 1113 | 9 我倒是觉得这事不能针对谁。
就像一个硬币，总有两面，要高速发展，需要高投资率（投资对应的就是储蓄率），要
付出代价。当一种模式走到尽头，会overstrech一段时间，如同橡皮筋----
overstreach后才能让更多人感觉到痛，同意是必须改变的时候了---也就是所谓的凝聚
共识。
过去10年只说而不动这个二元结构老制度，是有它的底层逻辑的---中国还在极高比例
的投资（常年投资率在42%到52%之间），而投资率需要对应的储蓄率---也就是说这个
强储蓄的二元制度还有存在的理由。
如同黄育川说的----不知道多少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像中国这样的非均衡，而做不到 （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这么高的储蓄率---也就是每一年产出多大部分被积累下来了，而
没有被吃掉用掉---这是极其难以实现的，不信，你让印度人民去强积累试试）。
【在 z*****2 的大作中提到】
: 有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包叔
: 这事一定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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