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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13 | 1 2020年9月，习近平和林毅夫、张宇燕、蔡昉、陆铭等9国师座谈，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问
题。其中年仅47岁的陆铭特别引人注意。
陆铭描述中国结构性症结的书《大国大城》这里可以下载阅读：
https://u1lib.org/book/9827902/ff08a3
https://ebook2.lorefree.com/book?account=&bookid=11989
他指出，纵观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越集中，产业越发达，原因有三：1
）大城市有规模效应，2）大城市便于人们彼此互相学习，3）大城市机会多，年轻人容
易干中学成长。同时大城市服务业发达，暗合产业变迁趋势。
书中，他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貌似各种淤点堵点繁多，仔
细梳理后，都归集为两个源头：
1）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不是基于人均GDP增长率，而是基于类似欧洲各小国的国家总
量GDP。这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模式颇像欧猪5国，容易只关注自己做大，不管效率，债务
过高、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同时阻碍人口流出本地等；
2）城市发展需要的刚性土地指标没有和该城市人的落户数量增长挂钩，导致城市快速
扩大，而人无法落户城市成为市民，形成伪城市化。同时导致城市房价暴涨，形成风险。
陆铭建议：
第一：中国发展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却不被东部的城市
接纳，他们由于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不公平待遇，因而他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
养老和医疗）也不健全，其子女教育也未能充分地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因
此，大量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能是再回到他们的家乡，这种状况就造成了中国城市
化水平大大低于其工业化水平的局面。根据我和我同事的研究，即使采取保守的估计，
与国际可比的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至少低了10个百分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
地区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用地指标和人要一起走，哪
里接纳的农民工多，那里得到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就应该多”，而且必须要让那些在城
市已经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能够在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获得与
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
第二：要发展城市集群，让人自由流动起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人的自由流动才能
让要素价格均等，让各个地区人均收入趋于一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要改为基于人均
GDP，这样落后地方政府才有动力鼓励让人流出，减少总GDP/总本地人口中的基数，从
而本地人均收入（人均GDP）水平，实现富裕。
陆铭的建议在今天尤其重要，没有大力引入新的有需求的人群进入城市落户，形成新的
消费来源和住房需求来源，虚高的中国楼市有真实的崩盘威胁，1929的美国和1989的日
本就是前车之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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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13 | 2 在书中，陆铭写道：
"10多年前，我意识到将政治经济学分析用于研究中国的区域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
是地区间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之后，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一起研究了地区间市场分割
和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在那些研究里，我们说了这样的意思：在中国，地理与政治
是一对矛盾，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
一种趋势，然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从而
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2007年，我参加了《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论文的写作。 13 对于这本报告而言，
我的工作只是沧海一粟，更重要的是，参与报告的研讨让我感觉到了学术生涯中难得的
“心有灵犀”的碰撞。事实上，我认为这本报告在200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版是当年经
济学界最为重要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克鲁格曼在当年凭借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
理学的贡献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地理”绝对是当年经济学界的关键词。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东京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会议上，项目负责人吉尔（
Indermit Gill）总结道，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决“3M”问题，即分别用Time、
Grime和Crime三个词表示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其规模经济收益
，而“3M”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城市发展的政策就是应该不断地通过技术和管理
的改进来降低“3M”，释放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
进一步地，报告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为城市问题、区域问题和国家问题。报
告用三个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来构建自
身的整个分析框架。其中，密度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济的集中体现。距离产
生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就好像拉近了地区之间的
距离。相应的，区域发展政策的重点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间的距离，降低贸
易成本。
三个D中，最厉害的是分割，分割体现了政治。此话怎讲？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通常有两
个假设，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假定，地区间和国家间的收入
水平在长期一定是趋同的。对这个道理最简单的理解是，只要存在收入差距，穷国的居
民如果可以自由地转移到富国去，那么，穷国就会不断向富国移民，直到两个国家的收
入一样。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也不要紧，只要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效果也一样，如果
资本不断投入富国，最终会出现回报下降，这时，就不如向穷国投资反倒可以获得更高
的回报，如此直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投资回报一样。
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国家间的收入均等化。原因何在？因为传统经济学的
两个假设都不太符合现实。一方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是可以打破的，如果生产
有规模经济性，生产要素的集聚可以使高技术的劳动力和企业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加快
技术进步，资本的收益将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就和政治有关了。发达国家是以本国居
民的幸福——而不是全人类的幸福——为目标的，因此，他们的国界不会对所有人打开
，他们要吸引的移民，或者有钱，或者有技术。于是，高技术的劳动力仍然在源源不断
地向发达国家移民，而且主要是向发达国家的少数人口密集区集聚，这些地方对于高技
术人才的需求更大。同时，对于低技术的移民，除非特殊原因（比如亲属团聚或者政治
避难），发达国家的大门是关闭的。这种分割的局面，就是由国家间政治决定的。
国家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自由其实主要就是劳动力流动不自由，资本相对来说是自由流
动的，而且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不断在缓解其资本回报
递减的趋势，结果，发达国家反而成了资本流入地。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合理，缺钱
的不应该是穷国吗？在经济学里，是否缺钱不能按谁钱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
往往是，当技术创新的力量非常强的时候，富的地方反而资本回报高，更缺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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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13 | 3 陆铭写到，中国近年来投资回报率下降严重，根源在于钱投错了地方，撒胡椒面，没有
把钱投到产业优势地区，而是投去了人口总体在流出的中西部地区。正确的思路应该是
，让人流动起来，西部地区要让人流出去聚集在东部、中部的大城市，剩下的西部地区
人变少了，人居GDP才能反而上升：
关键词： 同一个国家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实现人居收入平等化的关键。
“地方政府有非常严重的“产业升级”倾向，总喜欢搞“高大上”的项目。我在一个西
部省份调研的时候，当地的学者就跟我抱怨，说当地领导要发展汽车工业，全然不顾当
地完全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
说，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
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这体现在一个“就业的GDP增长弹性”指标上，也就是单位GDP增长
创造的就业。按照道理来讲，一个国家越发达，资本越便宜，劳动力相对来说越贵，它
的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就越低，而我们的这个指标甚至比那些较中国更加发达一些
的发展中国家还要低。 这个现象在哪里更严重呢？在中西部，西部的资本深化速度比
东部还要快。 这么大量的投资下去了，经济的产出是不是能够同步增长呢？研究显示
，近些年来，整个中国的投资回报在下降，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又是中西部。
这就是严重忽视经济发展与地理之间关系的后果。
在“动钱”和“动人”两种区域间平衡发展的路径下，如果忽略地理对于经济增长发展
的重要性，简单地依靠动钱，这样的发展是背离市场经济规律的。如果发展的目标是为
了提高人的收入水平，为什么不能让欠发达地区的人流动到相对发达的地区呢？我们一
边在讲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一边又阻碍劳动力流动。不让劳动力流动起来，地区间发
展水平是更平衡还是更不平衡？有了前面的知识准备，大家应该能够自己找到答案了：
劳动力不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在人均意义上地区间发展水平更不平衡了。所以，如果你
相信国际贸易和市场接近度对于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地理就是重要的。如果地理是重要
的，发展政策和追求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收敛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动人”为首选，“动
钱”（财政转移支付）只能是建立在“动人”的基础之上。
如果一国内部的地区之间要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国家之间呢？国家之间是另外一
码事。国家之间不可以自由移民，因为这是政治问题，美国不会说要跟中国缩小收入差
距。发达国家才不会以天下大同为己任呢！所以，发达国家的政策一定是只要高技能人
才，低技能劳动力他不要。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受高等教育的人跑到美国留学，留在
美国成美国人了，该怎么办？在理论上，可以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国际移民征税，提高人
才外流的成本，只不过，这样的理论逻辑在实践上很难做到。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国家
之间的移民和一个国家内部的移民完全是两码事。
当劳动力没有办法实现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时候，缩小国家间差距有一个办法，就是用
贸易的自由化来替代劳动力流动。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
势，逐步通过贸易来推动发展，积累资本，再逐渐产业升级。当今世界，成功地实现了
经济发展，并且逐步晋升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例子有一些就在东亚，而这些经济体无一
例外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来发展自己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在走的经济
发展道路只是东亚道路的又一个成功例证。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尊重市场，这是中国利
用全球化和经济开放发展自己的宝贵经验，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经验似乎被忘记
了。”
关键词：同一个国家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实现人居收入平等化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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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9 | 4 这都是扯淡。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这些说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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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13 | 5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制度上做一个看起来很小的修正，就能盘活中国的人口流动大棋：
“先说土地。土地在自然属性上是不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开发权却是可以流
动的，我一直主张，建设用地指标要跨区域配置，现在在实践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农民
宅基地的使用权可跨地区流转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农民已经到沿海来打工，全家都来了——注意我说的是全家都来了，而且
是自愿的——这时，他家里的住宅空了，没有用了，那是不是可以允许他把老家的宅基
地复耕成农业用地，与此同时，允许他把这个宅基地对应面积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带到他
工作的城市去，允许这个“人口流入地”把郊区的农地变成工商业和住宅用地？在这个
过程中，土地没有动，但是建设用地的指标和使用权动了，它使得人口流入地的农业用
地可以变成工商业和住宅用地。、
也就是说： 让农民工老家的宅基地用地指标和农民工本人家庭绑定就行了，他家去哪
个城市落户，他老家的宅基地用地指标就去哪个城市，给那个城市建设用地扩容----一
下子，各个城市都会欢迎这个农民工家庭去定居了”
您看，一个“让农民工宅基地用地指标随农民工家庭走”的制度变化，一下就能让各个
大城市吸纳外来劳工落户的积极性高涨---- 制度很关键，能改变人们的激励模式进而
改变行为模式。
~~~
陆铭写道
“大家可能会说，要实现区域间平衡，除了人口要自由流动，当地区间差距非常大时，
跨地区的财政转移是必要的。事实上，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让沿海城市购买
中西部的建设用地指标实际上就是一个天然的财政转移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部自
然地分享到了土地在沿海地区的增值收益。建设用地的指标甚至可以分解到人，让土地
指标和人一起走，农民工在哪里就业和生活，就可以将建设用地指标带到哪里。在这个
过程中，不同的城市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还将展开相互竞争，这就提高了农民的谈
判能力，有益于让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
不少人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换保障（户籍）”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
但这种反对声音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土地（或其使用权）作为农民最
为重要的资产如果不能交易，那它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资产。当前要反对的是借助政府行
政力量对于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剥夺，而不是要反对借助市场机制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得到符合其市场价值的补偿。农民在放弃土地的时候要满足自愿、有就业、有社会保障
、土地（或建设用地指标）能够市场定价这几个基本的前提，让农民避免被剥夺。而以
禁止市场交易的方式来保障农民，这是最为荒谬的逻辑，其结果恰恰是给不尊重土地产
权的行政性剥夺找到了借口。
我建议所有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们去听听农民怎么说。我曾经在重庆的一个贫困农村
做调研，我问农民，如果有人说，不让土地交易和做抵押，是为了担心土地价值被低估
，不利于保护农民，你们怎么看？其中一个农民当即反问，城里人可以用自己的房子来
抵押贷款，为什么农民的土地不可以？我看，这个反问真的需要反对农村土地改革的人
们认真回答一下。
还有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教训是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导致土地兼并，以及产
生大量失地农民。这种看似深谙国情的观点完全不合时宜，中国早已不是农业经济，农
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0%，创造就业的主体已经是城市经济，而且，在规模更大、人
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失业率更低。这就难怪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
，选择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为67.4%。 30 在城市不断创造新的收入和就业的
同时，农民对家乡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是转让，还是入股到农场和工厂，可以让其自由选
择。这种“兼并”不是古代地主对农民土地的霸占，而是可以让农民分享规模经济的收
益。
有人以为，很多农民已经不愿意进城了。也有调查显示，当前只有大约10%的农村居民
愿意进城，并以此来说明城市化的动力已经基本上消失了。我常说，在公共政策讨论中
，这是一种经常会犯的错误，那就是，用既有政策下的结果来反对改革。说得再具体一
些，不要忘记，农村居民在回答进城意愿时面临的是当下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我的
看法是，如果给定这个政策环境，还有10%的农村居民愿意进城，这恰恰说明，城市化
的动力还很强啊！更不要说，这个10%的数据是动态可变的，等这10%的农民进了城，还
会有下一个10%的人愿意进城。
更重要的是，对于农民进城，要更加注重青年一代的选择。即使给定当前的制度，统计
局的调查仍然显示，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分别有67.2%和63.
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
碍。 31 所以，政府可以做的是为有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创造条件，而不是以农民没有进
城意愿作为借口放缓城市化。总会有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但公共政策要保证那些愿意离
开家乡的人有能够离开的权利和选择权。也总有人愿意在农村离群索居，但要保证喜欢
城市的人能够居有定所。只有当制度改了，才能真正知道有多少人想进城。发达国家的
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能够证明，与发达国家的人相比，中国
的农民更加“恋土”。
有人可能会说，城市的房子那么贵，在城市里的农民并不具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能
力，可是，如果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成了一种资产，是不是就可以让
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基本的住房了？就算这笔钱还不够，只要有了城市户籍，他们是不是
就可以被城市的廉租房制度覆盖了？这个思想不解放，结果是什么？如果读者去看看中
西部的农村就知道了，大量的农村住房已经“人去楼空”，而且有些房子还是新盖的，
因为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最后不得不回到农村。以后，随着户籍
和土地制度的变化，现在这些农村住房上的投资很多都是浪费。”
【在 z*****2 的大作中提到】
: 这都是扯淡。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这些说法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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