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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红军票”缘何引得人人争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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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excerpt/rwws/2016-10-19/0958/doc-ifxwvpar8434077.shtml
在可歌可泣的长征岁月里,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工作者也进行了
英勇的斗争。他们与战士们一样流血流汗,忍受着种种伤病和磨难,甚至牺牲了个人生
命。同时,牢记金融业务的使命,排除万难开展工作,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肩挑马驮“坛坛罐罐”
银行“大搬家”不轻松
1934年10月初,成立两年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接到突围的命令:十天内
,整装待发,把整个国家银行带走,随中央红军主力行动,不得有误。此时,国家银行
工作人员身上的担子很重——这不是几块金条几块银元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苏维埃共
和国的命运问题。
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被编成第十五大队,随中央纵队行动。国家银行干部职工的任务
是把所有的金银珠宝、红军票、印钞机、铸币机、制币原料等打包带走,绝不留给国民
党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被通知参加突围转移的人员有毛泽民、钱希均、曹
菊如、莫均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堂、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
、杨来生和挑夫哑牯共14人。印好的钞票和印刷钞票、铸银元的机器一起,打点成120
副担子,配备近200名运输员。
这是一个肩负特别重任的长征大队。他们即将肩挑、马驮着整个国家银行在突围中
前行,承载着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金融命脉。为确保一路安全,中央军委特给他们配备
了由116名党员官兵组成的警卫连。
按照突围前的规定,每人除了自己的日常用品和换洗衣服外,还要携带15斤重的银
行资产。运输员的担子平均70斤左右,整个大队只有一匹黄棕色的脚骑,另外还有十几
匹运输物资的骡马。十五大队队长是袁福清,毛泽民任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
十五大队跟在中央纵队后面,用不着直接跟敌人拼杀。虽然表面看来他们搬运坛坛
罐罐,似乎很轻松,其实不然。某种意义上,他们肩挑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家当
。尤其是每台三四百斤重的印钞机、铸币机,用手臂粗细的竹竿六个人抬一部,也会把
人累得够呛。这样的情形,严重影响了行军速度。
聂荣臻回忆:“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即中央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
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好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
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
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后来,毛泽东找到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打破坛坛罐罐,把束缚手脚的东西统统
扔掉。这个主张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于是,轻重机器被全部埋掉了;把抬机器的战
士分派给战斗队。整个十五大队如释重负,行军的速度明显加快。进入遵义之前,袁福
清调离,曹根全继任大队长。同时,警卫部队也调离了,十五大队编制缩小。
清查军阀劣绅不义之财
筹备在遵义发苏区货币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未废枪弹,智取遵义城。1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进遵
义城沿途呼喊的口号及进城八项注意。1月9日下午,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由南门进
入遵义城。
红军进入遵义之后,部队获得短暂的休整。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支
部书记曹菊如向党中央请示并建议:立即发动遵义各族贫苦群众,清查没收地主、官僚
、反动军阀盘剥来的资财,用以救济贫苦百姓并增加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资金储备。中央
和各军团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林伯渠任中央没收委员会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
当时,遵义是贵州较为富庶的地区,也是军阀、官僚、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他
们兼并大量的土地,垄断许多工商业,对百姓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根据这一情况,苏
维埃国家银行首先决定对反动军阀王家烈、柏辉章家的米行、盐行、布庄等,进行查抄
和没收。资料记载,仅王家烈一家,就没收了其经营之盐行价值几十万元、向上海南洋
烟草公司所定购之香烟值5万元等。
除了对大军阀的资财进行拍卖外,苏维埃国家银行还积极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贪
官污吏的田产财物进行清查没收,将不义之财大部分发给贫苦群众,少部分留作银行资
金。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还组织、发动开明绅士、
工商业者向红军募捐军饷、资金。其中,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佘伯容一次就向红军捐大洋
一百元。
由于特定的战争环境,决定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准备,大部分来自于没收
官僚、军阀、资本家及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同时,通过募捐,苏维埃国家银行也筹集
了一部分资金。这些资金和物资,在特殊时期为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等工作的开展
,作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布匹银元食盐增加信誉
撤离前夜闹市收兑纸币
遵义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一个较大城市。为了补给后勤,随红军长征的苏维埃国
家银行在遵义临时发行纸币,规定纸币与银元等值,用于购置各种物品。长征出发时,
曾规定禁止使用这些携带的苏区纸币。然而,红军进驻遵义后,情况发生改变,因而决
定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进驻遵义后,办公地址设在老城杨柳街。1935年1月12
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开业,以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大量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
同时,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这种正式的发行货币俗称“红军票”,面值
有壹元银币券(1934年版)、伍角银元辅币券(1933年版)、贰角银币券(1934年版)
、壹角银币券(1932年版)、伍分银币券(1932年版)。以上五种银币券均有毛泽民亲
笔签名,用于防伪。
1月18日,苏维埃国家银行接到转移的命令后,开始收回发行的“红军票”。苏维
埃国家银行贴出布告,通知社会各界人士持纸币到指定地点兑换银元。部队撤离的前一
天,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闹市区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等处,摆上银元及布匹、棉纱
、粮食、食盐等货物,通宵达旦让群众兑换或选购。交易中规定,以白区通用纸币2元
或银币1.2元收兑苏区纸币1元,并以大量食盐平价供应,换取苏区纸币。
曹菊如回忆:“要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纸币,兑到将近
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遵义,赶上队伍继
续向前进发。”用现洋兑回纸币或用商品把留在群众手中的“红军票”突击收回,减少
了遵义群众的损失,怎能不令人觉得欣慰?
1月下旬,大队到达赤水河边。在土城战斗中,为防止苏区货币散落被敌利用,奉
命烧毁了大部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钞券,还埋掉了一部分银毫。2月下旬,红
军再度进入遵义城。这次,遵义群众不仅不躲避,还主动前来慰劳。苏维埃国家银行利
用原有的信誉开展营业,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回收此前留下的“红军票”。不过,部
队在遵义只呆了两天便掉头北上,摆脱敌人重兵“围剿”,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
边缘地带。
坚决杜绝乱用现象
避免损害群众利益
苏维埃国家银行进驻遵义仅有十余天,此前当地群众对“红军票”也没有一点认知
,只熟悉大洋、银元。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何这么短的时间,遵义老百姓就能接受“红
军票”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党和红军注重提高、维护苏区货币的信誉。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的纸币,以布匹、银元及食盐为保证,同时成立临时物
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取信于民。当时,遵义的食盐紧缺,且均被官僚、军阀、地主
和奸商垄断,价格很贵。这一生活必需品成为贵重的稀有商品,让很多贫苦百姓吃不起
盐,患粗脖子病的现象特别普遍。
苏维埃国家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却又低价将食用盐卖给老
百姓,且专收苏区货币。同时,把打土豪得来的物资,指定用苏币低价卖给穷人,并允
许用苏币到苏维埃银行换取银元。资料记载:“每红军钞洋1元可买盐7斤,可买白金龙
香烟4罐,价值远贱于平昔。”1斤盐在当地市场的价格为1块银元,而1元苏币可以买盐
7斤,这使得“红军票”顺利流通且信用很高,甚至人人争着要。
为维护“红军票”的信用,党和红军还坚决杜绝乱用现象,要求“不在没有兑换处
的地方使用苏币”,避免损害群众利益。1935年2月10日出版的《红星报》发表《不要
乱用苏维埃国币》 明确强调:“最近在我们的部队中,有些同志表现着不重视苏维埃
国币,乱用苏维埃国币的现象,甚至有请运输员、请向导也用纸币的。这不仅是浪费,
而且是脱离群众的现象。我们国币应该是有信用的,更是十足兑现的,但我们不一定每
到一处都设有兑换处。假使不设兑换处的地方,也用纸币,必使群众受到损失,而发生
对我们不满,结果是帮助了敌人。因此,为了争取群众,维护苏维埃国币的信用,必须
反对浪费,节约苏维埃国币来买必需的东西。”
总之,虽然苏维埃国家银行进驻遵义后的货币发行、流通时间较为短暂,但在中共
领导的金融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克服
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树立了一面金融战线上的光辉旗帜,也为今人留下了极其宝
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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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 红军票 买7斤盐。
老百姓其实并不亏。
当地一银元才买一斤盐。
拿一银元换1元红军票,老百姓觉得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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