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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13 | 1 2000年，彭慕兰出版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核心命题
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但从19世纪初
为起点，出现人均收入等维度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英国等先行工业
化国家的生活水准发生腾飞。——“大分流”命题引发大量跟进研究，因为分流既大又
猛，以至于人口刚过千万的英国在1839-1841年鸦片战争中战胜人口4亿之众的中国：这
种分流是发生于一夜之间，还是长期“微分流”的累积?彭慕兰给出的解释说，由于中
国和英国都受人均土地制约，之所以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因为英国有大量便宜的煤
炭和多处殖民地带给它的土地，让其种植诸如棉花等农产品，但分流跟两国的经济、政
治与产权制度无关。此后，彭慕兰与加州学派同仁列举“工业革命前中西无本质区别”
的个案证据，说明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到17、18世纪的中国已逐步形成：劳动力流动于
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不受官府管制；土地既作为生产要素，又能作为资产流动，被买
卖或抵押借债；资本能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入股铜矿、煤矿、盐井，或购买土地房屋
；在管理安排上，也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工，委托代理造就百年老店；明清中国，官
府对私有财产、商业契约有明确保护，包括解决借贷与商贸纠纷；等等。
加州学派从史料中挖掘明清个案现象，启发新的研究，对明清历史研究贡献很大。他们
发现的现象也印证了人类的共性，即：只要是人的社会，就有激励去钻研各种新策略，
包括体制变革和商业创新，以最大化自己和亲人活下去的概率。所以，中国也不例外，
商人会充分利用有利可图机会(不管是商贸，还是投资创业)，也会努力推演各种促进人
际合作、增加交易安全的机制(包括习俗、商帮、行会)。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从工业革
命前的中国和西欧社会找不到共同元素，那反倒奇怪。从方法论角度看，重要的不是能
否在中西找到相同的现象，而是在于“量”和结果；在中国和英国都有劳动力、资本和
商品跨区流动，不等于两个社会就无本质区别；在中国和英国都有官员腐败，不等于它
们同等的腐败，因为任何人的社会都有腐败。以“个案等于全部”(如，“只要玉堂酱
园解决好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就证明清代解决了委托代理问题”)为准则，
去论证中西在工业革命前无本质区别，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1800年后中西出现“大分流”，这个结果本身就说明，它们在之前就应该存在本质区别
，只是那些区别的后果在以前还没能凸显。格莱弗与泰贝利宁说过：至少过去一千多年
，中国人主要靠宗族，而欧洲人则更多依赖“法人公司”实现人际跨期合作，这就是本
质区别之一。在18世纪，荷兰的银行给最好商户贷款利率为3％，英国为4％-5％，而同
期，中国钱庄票号的商业利率平均39.2％，到18世纪末，上海钱庄间的日拆利率几乎是
伦敦银行给最好商户贷款利率的两倍。
这些对比表明，两方到18世纪的金融发达度、跨期信用体系和资本化能力有天壤之别，
由此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制度背景。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中发挥
核心作用，解释大分流的答案理应在金融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之中，而不是在中西农业经
济的对比之中。
彭慕兰说，虽然18世纪或更早中国的利率远高于西欧，但中国“不太可能存在资本严重
短缺，或缺乏调动资本所需要的制度。即使在英国，多数早期工业项目是靠创业者自己
和亲戚的资金启动的，而不是靠金融机构支持；中国2％最富群体得到的社会总收入之
比，跟英格兰、威尔士的情况几乎无异；所以，难以想象中国企业的融资途径会跟英国
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尽管英国的资本成本低、资本市场更发达，但未必对英国的创
业与创新有实质性影响，英国人像中国企业家一样靠亲戚融资创业、发展。——彭慕兰
和加州学派同仁的这种猜测，是基于对资本市场的狭义理解，尤其是对资本化的认知不
足。根据资产定价理论，利率作为资本的价格，是资本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反映，也是资
本调动能力的总结：利率低，说明资本调动能力强，资本供给相对于需求更加丰富。而
之所以英国、荷兰的利率在18世纪比中国低那么多，是由于中西方在轴心时代的不同选
择，西欧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推演出增强陌生人间跨期信用的制度体系，通过不同金
融工具实现大范围内的资源互助合作，而中国因为对礼制宗族的过度专注，忽视了民商
法等资本化所要求的体制发展。也就是，中西在体制上的大分流早在轴心时代就开始，
只是在农业时期，基于血缘宗族的人际合作与资源共享体系基本够用，体制大分流的影
响还不显而易见，但到长距离贸易和技术变革改变资本的重要性之过程中，西方超血缘
的人际合作体制对生活水准的后果才得到凸显；于是，有了19世纪以来的人均收入大分
流。也正因为此，如果希望认清中西在18世纪或更早的本质差别，不应该把对比的重点
放在农业，而应该放在资本化生态体制上。
一、资本化的本质
为更好理解资本化的作用，我们需要区分财富（wealth）、资本（可以理解为以资产为
抵押产生的主要用于投资的credit，是有产权财富未来多年现金流的现在贴现。基本等
价于常说的广义信用货币）和货币（Money or cash，是个流量概念，可以理解为高流
动性的主要用来消费的现金或者活期存款，基本等价于常说的高能基础货币），其中，
货币是流动性最好、用作支付工具的通货，所有有价物及收入流都是财富，而资本是流
动的、能增值的产权。
一般而言，财富量多于资本量（M2），资本又多于货币（m），三者间的距离取决于体
制环境，尤其是跨期信用和法治体制。各农业社会都有货币和财富，但由于制度缺陷，
不一定有很多资本。资本化能力差的社会里，除了货币之外，没有其他资本。以今天时
兴的房地产为例，中国城市里现在每一套房都对应着房产证，即产权证，上面记录所有
者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信息。张三的房产证所代表的产权当然是财富；如果法律禁止房
子买卖，房产证只代表财富，但不能变成资本，也不能成为货币；而如果房子可以买卖
但不能作抵押资本化，房产证所代表的财富可以变成货币，但资本价值有限。
当然，如果国家出台新法律让每份房产证只标明所对应的房产，但不需写明所有者名字
和身份证号，谁持有房产证，谁就是房子的主人，那么，房产证就完全跟货币等同了，
甚至在房地产吃香的时期，房产证会是比货币更受欢迎的支付手段。近些年在中国，许
多创业者和其朋友以房产证作为入股公司的资本，这样，房子自己照住，但房产证成了
流动的资本，帮助公司抵押借贷或做其他交易——这就是财富被资本化的具体方式之一
，而不是只有公司股权上市交易才是资本化。(15)此外，土地、厂房、收藏品、未来收
入流等，都可以类似方式变成产权，流动起来成为资本。
但，财富和未来收入流是否能资本化，不是把产权证和交易契约设计好了就大功告成，
因为房产证作为产权，只有得到相应保障才能流动起来；如果缺乏体制保障，这种产权
不会有人愿意接受，不可靠的产权就不是资本。比如，如果房产开发商经常一房多卖，
张三付完房价、得到房产证后，发现李四、王五也有同一房子的房产证，那么，发生纠
纷后，他们去法院起诉；这时候，法院是否会受理诉讼，受理后是否会有公正法律和公
平司法程序保护各方权益，举证规则是否合理，法官是否会受到权力干预，是否会受贿
等，都至关重要；如果人们对民商法和司法没有信心，那么，房产证就如废纸，即使可
以买卖流转，也不会有资本价值，因为人们不敢把房产证接受为资本。这就是19世纪以
前中国和英国之关键区别所在，资本化能力不只表现在英国有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没有股票市场。当然，资本化能力强的社会，资本供应会多，资本成本(即利率)
就会低。彭凯翔与林展的统计表明(16)，《大清律例》的2354条律例中，只有120条涉
及民事、31条涉及商事，两类加总只占6.4％，足见清代民商法还不到能支持各类财富
与未来收入流广泛资本化的程度，更何况到19世纪还不存在专门的法院和专职法官，民
商诉讼也由肩负多任的县官判案。
而明清官府判案的公允性和可信度，多具争议。邱澎生谈到，“至少自16世纪以来，有
些商业书即劝商人避免兴讼，甚至还劝商人出门在外要减少自己好奇心，尽量别旁观衙
门审案，以免遭受无妄之灾”。(17)时人如此担心官府对私人身家财产和契约权益的威
胁，以至于明清商业书籍奉劝商人“是官当敬，凡长宜尊”，成书于16世纪的《买卖机
关》解释道，“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
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18)从商业书中的告诫，可见对明清司法所可能给
予契约权益的可靠保护度，商人鲜有信心；从而，产权的流动以及人际跨期交易范围就
难以超出血缘网络，资本化无法在广泛范围内实现。
二、自贡盐商的故事
近年引起兴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曾小萍教授对晚清自贡盐商的研究。(19)她发现，在19
世纪初期的四川自贡，官府不干涉商业，营商环境相当自由，商人们自己通过商帮、会
馆建立并执行契约规则。起初，盐商基本靠族亲集资，成立以“堂”命名的宗族企业，
比如“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等，经营规模有限。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
，割断湖广等地区与华东海盐的通道，迫使湖广另谋盐路，于是，给自贡盐商带来黄金
发展期，盐产量从1850年的1.12亿磅增长到光绪年间的3.9亿磅，翻近3倍。(20)然而，
机会来临时，扩大生产规模并非易事，一方面需要大量资本，但凿井风险大，资金投入
往往四五年不回本，甚至一些盐井因产量稀少而关闭，血本无归；另一方面需要技术革
新，否则难以达到规模效应、提升产出。令曾小萍惊喜的是，自贡盐商接受了挑战，依
靠儒家文化元素解决了集资扩张与风险分摊的需要，而且在凿井技术上实现了奇妙突破
。首先，宗族堂是各主要盐商企业的基础，持股人以族亲为主，只有少量外部资金参股
；这种“堂”在功能上跟西方公司类似，区别在于股东有“无限责任”，其契约保障以
礼制和族规为基础。其次，具体的盐井开采和销售管理通过叫“大关”的合股企业承担
，这里“大关”类似现在的控股公司，旗下可针对每口盐井再设“子大关”等；每个大
关在股东中或从外面雇佣“职业经理人”(包括总经理“承首人”)，以薪酬和少许股份
为激励，由职业经理人管理旗下业务，并按季报或年报向股东提供财务和运营情况；(
21)因此，融资与运营安排中，资产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经常分开。再者，大关和其他无
限责任合股企业的股份，可在不同人之间转让，一般情况下，股权出售前其他股东有优
先认购权，只有其他股东无购买意愿时，才可卖与他人。
在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历程中，自贡盐商的融资范围以族亲为主，但也通过以上安排，
从血缘网络之外、甚至跨省融资扩张，广泛分摊风险，而且在管理结构上，也接近现代
公司。故而，曾小萍说，这些融资与管理创新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发生，说明之
前关于现代公司及资本主义跟儒家不兼容的论断站不住脚。她的研究跟彭慕兰关于山东
玉堂酱园的案例一样，(22)得到加州学派的欢呼，也加深我们对中国商业史的认识。
但是，有几个细节值得思考，因为在笔者看来，自贡盐商的例子恰恰表明加州学派关于
“工业革命前中西无本质区别”的论断不成立。第一，自贡盐商兴起于19世纪初期，快
速发展于1850年太平天国之后，时间顺序上都在工业革命起步之后；如果说自贡盐商的
融资与管理创新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这本身说明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与西欧存在本质
差异：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就推出“公共合伙公司”，其融资、管理与股权交易
安排跟公元19世纪自贡盐商的做法，几乎无别；(23)而16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
东印度公司、弗吉尼亚公司等，则是更近代的对照。(24)第二，无限责任的好处是让外
部股东不得不关注公司的决策和运营，不足在于使企业过于保守，不愿冒险，也减少外
部投资者的兴趣，抑制资本供给；到20世纪初，自贡盐商的企业组织与融资模式渐渐式
微，被洋务运动时期引进的股份有限公司取代。第三，不受制约的权力是清代中国与西
欧的更根本区别，迫使自贡盐商自19世纪末逐步走向衰败；1877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
将井盐产出全部改由官府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到1880年，官运垄断川盐在
云贵、湖广的全部市场，夺走大量盐商的业务，尤其小盐场难以为继。相比之下，英国
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商人不再面对这类权力威胁。(25)最后，跟彭慕兰研究的山东
玉堂酱园一样，曾小萍收集的成功案例也有一特点：需要子孙科举成功或者买官，为“
宗族堂”的身家财产和契约权益提供保护；这又回到邱澎生教授谈到的商人“是官当敬
，凡长宜尊”问题。道光时期，王朗云始创“王三畏堂”，鼎盛时资产过百万银两，为
盐场首富；在丁宝桢任总督期间，王朗云因反对川盐官运而被投入大牢；坐牢期间，王
只好捐款7万两，清廷随即给他加封按察使二品官，从此不仅出狱，且买得身家安全。
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等都靠捐官，获得财产与契约权益的保护伞。
这些案例表明，设计股份融资结构和委托代理安排，应该是商人面对发展机遇时能自然
想到的。但这些设计是否能得到所在社会的体制支持，或者即使能自发发展几十年，最
后能否持续下去，此即区分中西社会的关键所在。玉堂酱园、自贡盐商等案例恰恰折射
出工业革命之前中西社会的本质区别，而不是佐证它们本质上无异。中西大分流不是等
到19世纪才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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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13 | 2 国家演进中的金融视角，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历史其实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每次王朝的更替之后，新朝廷一般会干两件事情：第
一是大赦，除了赦免犯人的罪行以外，就是废除前朝的一切债务，相当于强行“去杠杆
”，用强制的办法理顺民间的债务关系；第二件就是减税，休养生息，去理顺国家和居
民中间的债务关系。
一、金融导致东西方大分流？
著名的金融学者James Macdonald曾做过研究（《债务与国家的崛起，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
。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的国家分为两组，你可以发现，一组国家是藏宝于国库，中国
的明朝国库的白银有100多万两，印度是6000多万两，而土耳其帝国的藏金是1600多万
块。另一组你会发现是负债累累，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城邦国家，这
些都是天天在外面借债、发债的国家。但是你会发现，从公元17世纪到20世纪，400年
间，历史发生了奇妙的逆袭。这些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那些
曾经的“财主帝国”都变成了发展中国家。
我们如果以人均的GDP来看，中国在公元1000年到1200年间（宋朝）达到了顶峰。之后
的1000年就开始停滞不前。而隔海的欧洲，从无法望中华帝国之项背，到走出黑暗的中
世纪，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健的增长。而这个转折点，不是大家以为的发生在17世纪，而
是发生在12世纪左右，也就是欧洲的债券市场开始起源的时候。
所以，尽管很多人仍然把十六、七世纪作为东西方大分流的开始，但是最近的学术界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12世纪左右，东西方的分流已经开始。其中，驱动力之一就
是金融模式的分流，西方的财政金融体系开始大规模地使用国债，而中国依然主要依赖
财政税收体系。
为什么发债与否的金融模式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呢？这里我们首先要看看发债
的目的是什么，发债这个手段的替代品又是什么。
国债发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替国家融资，解决国家的财政支出。现代社会的财政支出
你一定知道，主要是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国防军事、司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那财政收入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什么呢？自然是你很熟悉的税收。
税收和发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是资金筹集的时间概念不一样。税收是一种财政手段，针对的是当下的居民收入，
相当于“切蛋糕”，重新在政府和居民中间分配资源，然后居民的份额就变小了。而发
债则是一种金融手段，用国家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相当于“借面粉”，将未来的蛋糕做
大再进行资源分配。换句话说，发债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融资模式，尤其是当民间的
投资回报率超过国债的利率时，整个社会的财富就是增长的。
在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里，这些欧洲小国通过发债，将未来的收入转移到了当下，平
滑了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资金需求。所以，避免了一次性征税对于社会，对于居民产生的
冲击。而你一定知道，税负过重，民不聊生，往往是一个国家动乱的根源。
实际上，从现代来看，这种多发债少征税的思路也正是美国崛起的金融逻辑。政府通过
发债，从国内外吸收廉价的资金，让居民手里的资金份额更大，通过投资再实现整个社
会的财富增长。
除了资金筹集的时间概念不同之外，债和税的第二个区别是契约关系不一样。税收是全
民性的，强制性的，而发债是局部性的，契约化的。这种选择既和各个国家的政权模式
密切相关，又对各个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个事实是，那些“藏宝于库”的大多是中央集权式的帝国，而那些通过举债藏富于民
的大多是分封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欧洲国家。
另外一个事实是，人类历史上，像二战以来，长达70年的和平时期是很罕见的。大部分
时候，人类社会都是金戈铁马，抢夺资源，所以战争开支是各个国家最大的财政支出。
而税收需要依靠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一旦遇到大的战乱，税收很快就会导致涸泽而渔
，民不聊生，而造成帝国解体，或者是改朝换代。
而欧洲国家，一直处在激烈博弈的状态中，它缺乏大规模的征税能力，只能借债。而且
因为整体社会比较穷，所以早期欧洲国债的购买者并不是普罗大众，而是那些掌握着大
量资源的富有家族。比如说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曾经是英国国债和美国国债的最
大买家之一。所以国债用一种契约的方式，把这些贵族手里的资源进行了时间维度上的
优化配置，同时也实现了欧洲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
所以，国债是以契约关系，明确了居民和国家中间的债务关系，允许国家以未来信用做
抵押进行融资。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国债二级市场，把国家信用从虚拟的概念转化为可以
循环使用的活水，这些变化对整个现代国家概念的塑造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保证债权
债务关系的清晰，这就需要一套法律制度来维护这个契约的执行，所以国家和政府的权
力就会受到限制和约束，欧洲的契约社会和法制社会也就这样开始慢慢形成了。所以，
从金融的角度看，东西方大分流的李约瑟之问就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我们国家在明清以后，传统社会的形态更加趋于稳定，财政危机周期性的发作，到了不
可收拾之际，就以王朝更替结束了。而欧洲的各国，学会了“向未来融资”的金融手段
，获得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使他们能够向外扩展，掠夺资源。同时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
，社会的流动性增大，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在两种金融模式的驱动下，国家的力量此消彼涨。到19世纪的时候，世界格局已经彻底
地被改变了。欧洲在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科学、文化、政治、经济都已经将曾经
的中华帝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二、中国王朝更替的金融逻辑：债务逻辑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演进是个非常有趣的过程，细节复杂，但逻辑简单。比如说，
如果我们试着从债务关系的角度来解构中国历史，你会发现，王朝更替几乎都是原有债
务关系的破裂，新债务关系的重构。
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国家和民间债务关系互相影响恶化的“债务螺旋“是中国王朝更
替的金融根源。
尽管社会上的债务关系纷繁芜杂，但是按大类分无非是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中间的一
个债务网络。在农耕经济的古代中国，这个网络就可以简化成国家和个人、个人和个人
这两类债务关系。国家和个人，也就是居民中间的债务关系主要体现为各种税负。在这
个债务关系中，你可以将国家政府理解成债权人，居民是债务人。税负越重，居民对国
家的负债就越高，也就是杠杆率就越高，而且这个债务的违约成本是很高的，不纳税可
能会被送进监狱。
除了国家、个人中间的这个债务关系之外，另一种债务关系就是民间的个人和个人中间
的债务关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量入为出是基本准则，所以民间的大规模借贷一般发
生在青黄不接或者是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明显，债务人会处在绝对弱势的地位
，所以他需要承担高利息和非常苛刻的抵押条件。中国的民间利率都是按月度计算的，
一般所谓的三分息就是指月息3%，年化利率能够达到36%，而抵押也一般是超额抵押，
经常会包括房屋、土地，严苛的时候甚至包括妻子、儿女等。
所以这两种债务关系就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角
形，它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这个三条边的杠杆率是不是适度。
而从传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来看的话，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环境就应该是杠
杆率比较低的社会。比如说税负低，它就可以保证适度的“藏富于民”，让民间休养生
息，能够自给自足，为扩大再生产做储蓄。你看，历史上的盛世前夜无不具备这样的特
征，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甚至是政治集权达到顶峰的清朝康熙年间，税
负和民间借贷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而从另外一个维度想，从汉朝以来中国就是以一个相对简单的官僚治理结构，管理着一
个庞大和复杂的帝国，所以“维稳”是历朝历代的刚需。而“维稳”是需要成本的，在
这两种关系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所以杠杆率一高，社会的
张力、社会的摩擦就会变大，“维稳”的成本就会急速地上升。所以“低杠杆”是中国
社会维持稳态结构运行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也是传统中国社会“去金融化”的根源
所在。
然而，所谓的稳态结构其实是不稳定的，因为一旦有外生冲击，比如说天灾人祸、外族
入侵，这两种债务关系就会迅速地恶化，形成一个杠杆率交替上升的“债务螺旋”，将
这个稳态结构打破，最后以王朝的更替结束。
以我们最熟悉的明朝为例，明朝虽然延续了300多年，但是从朱元璋开始，它的社会张
力一直比较大，它不是一个自然维稳的状态，而是靠庞大的集权和行政体系来强行维持
的。那为了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国家就必须多征税与民争利，同时因为民间
财富被挤压，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任何一点点自然灾害，旱灾、涝灾、虫灾都会造成民
间杠杆率的大幅度上升，债务关系恶化。民间债务关系恶化的极端表述就是“民不聊生
、揭竿而起”。
从朝廷的角度来说，民间债务关系的恶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维稳成本急速上升，所
以财政又会出现巨大的缺口。那财政出现巨大的缺口以后，朝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
加重税负，提高国家对百姓的杠杆率，从而又导致民间债务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更多的
社会动乱出现。你看，这样下来，两种债务关系就互相加强恶化的趋势，杠杆率也交替
上升，一直到这个稳态的结构被彻底打破。
明朝后期的时候财政已经比较困难，到崇祯皇帝上台的时候北方又碰到大旱，导致了游
牧民族生存很困难，只能来攻打中原，所以明朝的军费开支就大涨。这个外生冲击逼得
崇祯皇帝只能够加税，在原来九厘税的基础上又加了三厘，所以民间的压力陡增，平时
为了应付军事压力，崇祯皇帝还大幅地裁减“公务员”，全国的驿站当时缩减了1/3。
其中有一位“失业的公务员”叫做李自成，他收拾铺盖就回了陕西老家，更不幸的是这
一年陕西发生了大旱灾，卖儿子、卖妻子的情形非常普遍，民间的债务关系恶化得非常
厉害。李自成也是这个民间债务关系恶化中的一环，他借了债还不起，然后被债权人告
到衙门，差点被处死，幸好被亲友救出来。然后李自成出狱以后，一怒之下一刀把他的
债主就给杀了，欠债又杀人，然后就怀着满腔的仇恨投奔了起义军，成就了历史上最有
名的李自成起义。
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迫朝廷必须加大军事开支，只能进一步地压榨民间，以各种名
义收税。那税负的加重使得民间的债务关系进一步地恶化，逼迫更多的“李自成”加入
了起义军，两边的杠杆率相互交织，螺旋式上升，一直到明朝的这个稳态结构不可承受
，走向溃败。这样也就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有机可乘，清军入关，朝代更替。
明朝的这个例子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点也不新鲜，历朝历代大多是因为这种“债务螺
旋”，导致社会的维稳成本升高，一直到当朝的政权不可承受。秦的覆灭、唐的衰落与
宋的更替、元的消亡，无不是在这个“债务螺旋”下的故事重演。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历史其实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每次王朝的更替之后，新朝廷一
般会干两件事情：第一是大赦，除了赦免犯人的罪行以外，就是废除前朝的一切债务，
相当于强行“去杠杆”，用强制的办法理顺民间的债务关系；第二件就是减税，休养生
息，去理顺国家和居民中间的债务关系。这两个举措我把它称为“双降”，也就是同时
降低国家和民间的杠杆率。整个社会的杠杆率下降以后，社会会渐渐地恢复到原有的稳
态结构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盛世就逐渐地出现，一直到下一个冲击的出现。 |
w******a
发帖数: 64 | |
i*****0
发帖数: 1113 | 4 没有这么简单，利率水平是最直接的核心数据。很少有人借钱来消费，借钱的目的基本
==某种投资行为，买地，买锄头，做生意等增加未来产出的行为。
中国一直以来利率都是30%甚至更高，很多时候月息就3分利---说明中国古代资本市场
就没有能发育出来。
而威尼斯等地中海地区，在13世纪利率就已经降低了10%左右，荷兰在1350年利率就已
经降低到了6%，可见荷兰那么早投资市场就已经和中国有了根本不同。
中西方的大分流起源于金融，缘起于南宋末年。中国发展出了纸币，威尼斯发展出了债
券。当时两个地区都存在信用不足情况，可是，纸币在信用不足的情况下，会搞成通货
膨胀，不断的通货膨胀导致的是王朝覆灭。而西方的债券在信用不足的情况下，会变成
赖账，正是不断的反赖账催生出了制度发展。
缘起于此，东西分流缘起于各自的1200年附近的各自金融发明，中国发明了能通胀的纸
币，欧洲发明了债券，事实证明，债券是未来现金流的贴现，主要目的是用于投资，更
加的有生产力。
"用现代能听懂的术语来说，南宋发明了直接印用来买商品和服务的高能基础货币M0，
欧洲发明的是广义信贷货币M2"。
【在 w******a 的大作中提到】
: 因为英国有殖民地，奴隶贸易，加勒比得烟草和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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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
发帖数: 64 | 5 你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谢谢指教！
【在 i*****0 的大作中提到】
: 没有这么简单，利率水平是最直接的核心数据。很少有人借钱来消费，借钱的目的基本
: ==某种投资行为，买地，买锄头，做生意等增加未来产出的行为。
: 中国一直以来利率都是30%甚至更高，很多时候月息就3分利---说明中国古代资本市场
: 就没有能发育出来。
: 而威尼斯等地中海地区，在13世纪利率就已经降低了10%左右，荷兰在1350年利率就已
: 经降低到了6%，可见荷兰那么早投资市场就已经和中国有了根本不同。
: 中西方的大分流起源于金融，缘起于南宋末年。中国发展出了纸币，威尼斯发展出了债
: 券。当时两个地区都存在信用不足情况，可是，纸币在信用不足的情况下，会搞成通货
: 膨胀，不断的通货膨胀导致的是王朝覆灭。而西方的债券在信用不足的情况下，会变成
: 赖账，正是不断的反赖账催生出了制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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