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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家庭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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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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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宣威的陈昌雨在微博上说，他母亲禹秀英被烧伤致死一案的调查取证工作已经
结束，其父陈继卫涉嫌故意杀人，已被正式批捕。至此，轰动一时的“为亡母大义灭亲
控诉父亲”事件暂告一段落。
3月14日，在一场家庭纠纷中，陈继卫将汽油泼向妻子禹秀英后点燃，致其全身烧
伤，事后，他本人的手和脚也被部分烧伤。当时只有这对夫妻俩在场，没有其他见证者
，两人都说是对方泼的汽油、点的火。但在20岁的儿子陈昌雨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对母
子俩辱骂殴打，“只要他一不开心、一不高兴就拿我和我妈撒气”。
3月22日，陈昌雨从广东赶回老家，照顾父亲半个月至其出院，再照顾母亲到她7月
28日临终前最后一刻。他决意要为母亲讨回公道，坚持要求进行尸检，由于担心警方不
立案，亡母的尸体一直停放在殡仪馆，直至10月16日尸检结果出来后才火化。母亲四个
月的住院费和停放殡仪馆的三个月，让他欠下了十几万。10月，警方终于正式立案。11
月20日，逍遥法外已八个多月的施暴者陈继卫被刑拘。
陈昌雨说，他怨恨父亲，“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我想拿刀把他砍了”。在他为母亲
伸冤的这几个月里，无数亲友都劝他“算了”，在母亲死后维护那个本已破裂的家庭的
完好，但他坚决要求把父亲送进牢狱。经过这一悲剧，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家，“回去
之后留给我的只有伤痛”。
尽管迟到的正义总比没有正义好，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儿子排除各方阻力抗争到
底，其母很可能就白死了。如果把汽油泼向任何一个陌生人，纵火致死，作恶者能如此
轻易逍遥法外吗？可以说，家庭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这并不只是假设。去年6月，浙江龙泉的陈某凌晨醉酒回家，结果走错了门，用力
踹开了邻居汤某家的门，将她及其丈夫都殴伤。最终，他被判赔偿1万元，并处以有期
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然而你可以想见，如果他踹坏的是自家的门、打的是自家老婆
，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这还算是直接造成了伤害，如果是长期家暴、虐待，导致受害者自寻短见，那么哪
怕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但施暴者大概率不会被绳之以法。无数被父母长期严厉
对待、最后走上绝路的孩子，事后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们的父母已经得到了惩罚”，
但却不会入狱——换言之，如果这些父母对孩子的死无动于衷，他们相当于逼人致死却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在此存在一种双重道德：你不能对陌生人做的，对最亲近的
家人做却没事。这个对中国人的生活而言最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却也是你最无法摆脱的
重负——只要你置身其中，不管你自愿与否，都得让渡部分个人权利，因为当你遭遇不
公时，所有人都会劝你“为了这个家，算啦”，仿佛家的存续比人命更重要得多。
不仅如此，这个“家”是超越是非善恶的，因为无论对错，全社会都默认你得维护
它。所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它牢不可破到哪怕存在不公不义也不能动摇的
地步。西谚说“无论对错，终是吾国”（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那对中国社
会来说，或许就是“无论对错，终是我家”。
前些年，“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被爆家暴，他的外籍妻子Kim曾说，她最怕的
还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她挨打之后，向人哭诉遭遇，却得到男性劝诫：“
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事实上，90%以上的家暴只要在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会发生。然而，
它之所以如此普遍存在，恰是因为在这类事件发生时，“家”仿佛是一个不受任何外部
力量干预的黑箱，受害者的主观意志并不能阻止悲剧一再发生。
在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这是不时会出现的一幕，而那些注重家族传统的
文化中，此类现象尤为严重。韩国人口学家朴光骏早就意识到，天主教国家和东亚具有
一系列相似，如亲子关系紧密的“坚固家庭”（strong family）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
、把家庭看作是女性主要乃至唯一的生活场所，离婚率低、非婚生子女率低，以及生育
率极低。他的结论是，这些共同点“源于天主教的家族主义与儒教的家族主义的相似性
”。
爱尔兰裔美国作家Thomas Lynch在《往来于故土之中》一书中说，爱尔兰人有大男
子主义倾向，很多著作都认为爱尔兰男人比别的民族更“不明白”女人，“爱尔兰裔美
国男子也同样，除非祖上混入了意大利、墨西哥或俄罗斯血统，那么他们就不是不明白
女人，而是根本不管女人想什么了。”
他不无嘲讽地说，“那个时代在爱尔兰，没有人会有前妻”，因为根本不允许离婚，
当然爱尔兰并不缺少家庭悲剧，不缺家暴，人们只是不离婚而已。离婚不被允许。
因此人们分居，过着像离婚一样的生活。
1986年举行了离婚公投，但神父们都在乡间讲道反对，公投因为相当数量的反对票
没有通过。但男人和女人们还是想要争取公民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他们继续游说政客
，直到1992年，这回因为相当数量的赞成票通过了离婚法。
前一阵，深圳一名17个月大女孩的母亲廖丽收到法院的第二次判决书，判不离婚，
尽管她和男方都同意离婚。法官很直率地说：“我们法院前面判的案子全部第一次起诉
都判决不准离婚，你这个案子就要我来吃这个螃蟹啊？”
这样，对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来说，家庭就变成了一个桎梏和风险：你可以自由加
入，但却不能自由退出。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再三权衡，那是否真的值得自己投入进去。
这种社会心态的微妙变动当然会体现在相应的数字上，从日前公布的统计年鉴来看
，中国每年的结婚对数已连续7年下降，但离婚率倒是止住了攀升的势头。很多人对此
的直觉反应可能都是“如今结婚成本（房价、彩礼）太高了”，而对离婚“调解为主”
的做法则取得了成效。
然而，结婚对数下降背后可能的相关因素太多了：适婚人数下降；婚姻不再像以往
那样扮演多种功能；人们对灵魂伴侣的要求升高，不再那么愿意将就；LGBT和独身主义
的兴起……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不容易被人感知的间接因素，但这个直觉上是“坏事”
的，换一面看其实可能是“好事”。
反过来，看起来是“好事”的，其实也很可能间接促成了这个“坏事”：离婚率的
下降看来被视为“好事”，但正是因为这几年来离婚越来越难，这使得人们更不敢轻易
结婚。
为什么在中国，个人主义与家庭发生冲突？在英美当然也有家暴，但这两者至少在
理论上并不矛盾，因为当家庭是两个自由人的自主自愿联合时，个人意志在家庭结构中
是可以得到容纳和尊重的。
然而，当维护家庭本身的完整与稳定压倒了个人权利和个人意志时，那么势必就得
有人为了照顾他人感受而“顾全大局”、屈己从人——而那通常总是弱者。老话说“百
忍相安”，原因不外乎此。
我妈曾对此说过：“要有感情，就得有人肯做出牺牲。”这话饱含辛酸，五味杂陈
，暗示了在大家庭中无法避免的处境：要想取得表面的和谐、讨人欢心，就得委曲求全
，那种“感情”不是平等基础上的“感情”。
对中国人来说，“家”原本是一套综合机制，集福利、救济、生产、繁育、社会安
定等功能于一身，相比起来，感情其实反倒并不怎么重要，只不过是“关系”良好时的
顺带结果。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改变这一切，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
：只有当这些功能逐步被分离出去后，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之间才能有真正的感情，家
庭才能不再是流氓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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