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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882 | 1 文章来源: 默存格物 于 2021-11-22 20:47:06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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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时，我在北大历史系上一门课，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我在讲前言的时
候，会讲到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我说，因为我们个体生命是如此短暂，因此政治上
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的确，当你把历史的视角调转去看个体生命、看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政治的影
响不容忽视，非常具有决定性。
当时有一个可能是伯克利来北大的访问学生就站起来说，老师，你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谈
政治，政治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当时就在想，对我们来说政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
在中国，政治在事实上确实是笼罩一切的。
如果说我们一定要问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中国没有宗
教，是政治管理一切，笼罩一切。所以，在塑造和形塑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力
量中，政治毫无疑问是说一不二的。
政治笼罩一切，可能还跟中国比较早实现了统一有很大关系。我们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强
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学者们今天会从技术的角度去质疑集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
但是，集权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显示，来自咸阳的法令制度，在说一不二地规定
着当地的生活。秦代实现了统一，汉代又把统一这个概念给根深蒂固地“种”下去了，
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特点和轮廓，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强大的国家一直在实际上控制着一切，掌控着一切，形塑着一切。
儒家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配合、努力改造的；老庄主张无为，为心灵别开生面；佛教进
入中国之后被政治“归化”……舍政治之外的空间可能只存在于边缘地带，但是不多。
中国文化确实是一个被政治笼罩、被政治形塑的文化。
就制度而言，朝代与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制度本身自有其惯性。
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开
国之初通常会“急于人才”；四十年之后则难免“员多缺少”、一位难求；再和平发展
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员升迁中的权重必定会大大提高。
比如皇帝周边势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官
员管理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的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
题，等等。
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也是“理乱兴衰”的底层原因。
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或者朝代初期的轻徭薄赋，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开始出现
国富民强的盛世，但同时各种矛盾也开始尖锐，由于这个矛盾不能够被及时缓解，所以
越积越大。
因为这些矛盾非常复杂，有上层的，有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还有下层的，还有中国和外
部之间的，一旦哪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崩溃。然后，一个新朝代又出现了。其实，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轮廓，是“一眼看上去就在”的“治乱兴衰”。
就制度而言，后一个朝代和前一个朝代之间，继承因素要远远大于变革因素——前面朝
代经历了什么，实际上都会给后边的朝代开局造成巨大影响。
不能说我们从历史当中什么也没学到，但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的记忆很短暂，后边的朝
代是受前边的朝代塑造。
当然，如果时间足够长，它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怎样实现
帝制的长治久安。
帝制国家怎样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不同的朝代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当然，不同的朝代面
临着不同的挑战，我们来分析这些答案的类型，分析他们的不同挑战。
为什么这些朝代都不能长久？就是因为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然后激化，就崩掉了。
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是上层出现了分裂，上层的力量跟下层的力量结合才能崩，全靠
底下很难崩，比如隋末。实际上，明末是一个内外矛盾的结合。
各种崩法都是因为包括皇帝在内整个统治集团没有能力去应对挑战，没有能力去解决问
题，所以政息人亡。
「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一定程度上，在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关系中，最核心的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与制
度的关系：无论北宋赵匡胤之后的几代皇帝，还是唐太宗李世民、汉文帝刘恒等人，如
果能审慎地行使权力，压抑自己私心并保持宽容，制度就能良好地运行；反之，如果皇
帝自身格局太小或见识有限，或者有严重的性格缺点却刚愎自用，就可能破坏运行良好
的制度，让士大夫群体的努力付诸东流。
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帝不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
对于皇帝，特别是对皇帝和宰相关系的理解，都来自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我的
导师祝总斌先生。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多数时候，历史学者们在描述帝制时期所
发生的事件和关系时，习惯把皇帝作为一个时间标志，秦始皇、隋炀帝等少数个案除外
。比如说王安石变法，就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由参知政事王安石所主导的一场改革
”。
这种叙述方式，我以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或者说抹煞了皇帝的作用，从而歪曲了事实
。在整个帝制时期，皇帝制度是最大的、具有笼罩性的制度背景。
皇帝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无远弗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对皇
权进行合法的强制性约束；用句大白话说，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
如果去看具体制度的发展，你会看到有很多对皇权进行约束的制度，包括宰相制度、台
谏官制度、封驳制度等——这些细部的制度上有很多可以对皇权形成约束。但是，如果
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这是皇帝制度最大的特点。
怎样才能克服这个特点？如果在皇帝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一种可能是皇帝对那些软性
的约束有听纳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意识、道德建设必须达到一定水平，他得知道
皇权不是他自己个人的，不是“以天下奉一人”，而是“以一人治天下”；他有巨大的
责任，所以他要约束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
皇帝制度还有一种毛病，就是脆弱，即很容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干扰。比如，我在书里面
提到，宋仁宗和宋英宗这对非亲父子，收养过程曲折，父子关系拧巴，这种拧巴必然要
投射到政治上。
皇帝要做昏君，谁也拦不住，单靠皇帝的自觉很难。那么，从纯理性的角度看，怎样才
能让皇权稳定运行，让“具体皇帝”的行为符合“抽象皇帝”的要求？我想，如果能够
在理论和法度上论证并确定皇权的边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我以前学历史，一直很看重那些实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但到今天，我认为思想观念很重要，甚至具有最后的决定性。
不吃饭，人会死，这没问题。可是，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它
其实是取决于人头脑中的思想。如果帝制时期的士大夫能够论证皇帝权力的边界，并且
“伙同”皇帝一起实现对于皇权边界的划分，那么，中国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从五代到北宋，其实存在过这种可能。宋仁宗以前，思想领域出现过“划界
”的企图。比如，五代时期的冯道，历仕四朝，事奉过十个皇帝，甚至还做过契丹皇帝
的臣子，他的人生选择是“从道不从君”的，他的忠诚所针对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皇帝，
而是心中的是非。一直到宋真宗朝，冯道都还是官僚们崇拜、学习的对象。
但到了仁宗晚年，当冯道的曾孙拿着冯道的告身（任命状）来向朝廷讨封赏时，就遭到
了仁宗的严词拒绝，仁宗说：“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
一个曾经事奉了四个朝代的人，不就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吗？有什么可以表彰的地方
？！这一席话说明宋仁宗的儒学修养太深了，他深刻理解有关冯道评价的本质。
在仁宗金口玉言否定冯道之前，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很多人对冯道是赞赏的，他们同意冯
道可以“不从君”而“从道”，也就是说，“道”不必与“君”同在，士大夫可以忠于
“道”而不必忠于某一个特定的“君”。
假设传统观念是一个有边界的圈，那么这种想法其实已经到了边上，就快出去了。仁宗
正是发现了这个危险，才予以当头棒喝。“二程”也发现了这个危险，他们从理论上把
那些意图出圈的想法给按下去、拉回来了。
如果当时的思想家在往回拉的时候能够顺便把皇权的边界捋清楚，用文字表达出来，然
后趁着哪个皇帝（比如仁宗）比较温和时明确提出，达成共识，那么，帝制中国很可能
会有不同的走向。
赵冬梅：生于1971年，籍贯河北省唐山市，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修宋史，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 | L**T
发帖数: 1 | 2 发信人: wayofflying (小破熊),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Re: 和小破熊老弟交交心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May 21 10:08:53 2011, 美东)
对呀，这就是国际舆论的观点
西方奴役其他民族，这叫做民主；非西方民族不想被奴役，这叫做独裁；
西方极力的奴役其他民族，这叫做推进民主；非西方民族极力摆脱被奴役状态，这叫做
极端民族主义；
西方倡导动用武力在达到奴役其他民族的目的，这叫做坚定的民主信仰；非西方民族倡
导动用武力来摆脱被奴役状态，这叫做纳粹主义或者恐怖主义。
你说的东西，全都是西方媒体希望你说的东西。你的思想方法，全都是西方媒体教给你
的思想方法。现在明白啥叫洗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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