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生产队社员都是“贼”？ - Military版 - 未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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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大锅饭”，生产队社员都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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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发帖数: 1	1 写下这个标题，后脊梁一阵发憷。盖因不久前看到网上一篇文章，作者以激愤的情感，激烈的言辞，居高临下，引经据典，抨击驳斥社会上一个流行说法：“大锅饭养懒人”。试想，他人仅仅将生产队社员说成“懒人”，尚且遭到如此反击；我这里将生产队社员说成“贼”，岂不是坐等挨砖吗？其实，标题这句话绝非我的发明创造。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某天在地里割红薯蔓，当着众多社员面，我们生产队长跟一位男社员吵起架来。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吵架甚至打骂，在当时是家常便饭。吵着吵着，队长披露并指责该社员曾经偷窃过集体财物一事。该社员感到理屈词穷，却仍不示弱，狡辩道：“偷就偷了，咋的，生产队哪个社员不是贼？” 这话，我听了倒吸一口冷气。照此逻辑，生产队社员都是“贼”，我也是一名社员，我岂不也是一个“贼”？我生长在农村，大约十岁左右，就利用假期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比如夏天捡拾麦穗，秋天收摘棉花，为的是能够挣一点工分，替父母分忧解愁。这两种农活比较起来，捡麦穗头顶烈日，口干舌燥，酷热难耐；摘棉花秋高气爽，有条不紊，只需小手灵巧，相对来说轻松些。另外，做这两种农活，按每个人捡拾收摘的斤两记工分，干得数量越多就能多劳多得。“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自小就有了切身体验和深刻烙印。老家晋南农村是山西省闻名的粮棉之乡。夏天收割小麦，称作“龙口夺食”。上级强调要“以粮为纲”“颗粒归仓”，但是，小麦割倒后，有不少麦穗散落在田间，就会有社员私自捡拾，偷偷摸摸拿回家中。我上小学时，有几个麦假期间，不是上地捡拾麦穗，而是参加大队和学校共同组织的“红哨兵”队伍。挑选“红哨兵”，要求思想觉悟高，道德品质好，学习成绩好，热爱集体等等。 “红哨兵”的任务，是把三四个学生分作一组，白天一整天把守在村南或村北的一个村口，中间回家吃饭轮流替换，负责监督检查下地归来的社员，不允许他们把一颗麦穗带回家去。大队按出勤天数给我们记工分。为啥让小学生做这种事？因为小学生天真听话，做事较真，不讲情面。我们就像当年抗战时根据地站岗查路条的儿童团员一样，每天守在村口，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紧盯着下地社员身后背的割草筐子。一旦发现形迹可疑，立即上前拦阻，严令其放下草筐，接受检查。明知村口有“红哨兵”把守，个别社员仍心存侥幸，在筐子下面隐藏着捡拾的麦穗，上面覆盖一层青草伪装，企图蒙混过关。每当“西洋景”被当场拆穿，我们把缴获的“战利品”送到附近的生产队打麦场。而那些捡拾麦穗的社员，并不以为耻，有的一笑了之，有的挺不服气，嘴里骂骂咧咧，拎上空筐子一走了之。围观的社员对此司空见惯，也没有愤然谴责，人人瞧热闹，哄场大笑散去。你说，哪些私自捡拾集体麦穗的社员，算不算是个“贼”呢？白天，每个村口均有“红哨兵”严防死守。夜晚，则有大队治保股分派的治安保卫员巡查。这些保卫员负责村庄的治安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护青”，即看护集体成熟的庄稼。每年春天，我们这些小学生放学后，拎着筐子上地里给猪羊割草，经常偷偷采摘刚刚发芽的嫩苜蓿，拿回家中拌菜吃。一来是尝个新鲜，二来可用野菜代替粮食。苜蓿是生产队种植喂牲口的，发芽后遭到社员一次又一次野蛮采摘，不能正常生长，势必影响牲口饲养。 “护青”的保卫员便驱赶我们，他跑到北边，南边的一伙学生又开始采摘了，彼此玩起了“捉迷藏”。秋天，我们还会躲开保卫员视线偷窃集体的瓜果。小孩子倘若偷窃邻居家的东西，大人发现后，管教得十分严厉；对于“偷窃”集体苜蓿瓜果这类行为，一般家长并不过分批评，甚至有的家长还夸赞孩子“有本事”。遇到机会，大人们也会采摘苜蓿和瓜果。你说，我们这些“偷窃”苜蓿和瓜果的小社员，算不算是个“贼”呢？棉花当时是国家统购物资，集体生产的棉花全部出售给国家，支援纺织业和国防建设。一年到头，每个社员仅分得一二斤皮棉，全家人纺线织布絮棉，根本不够使用。家庭有娶媳妇嫁姑娘的，做新被褥新衣裳，更需要大量棉花。棉籽榨油，也主要由国家收购，每个社员一年仅能分到二三两棉籽油食用。其惨状可见一斑。 “文革”前，晋南的闻喜县出过一位全国植棉劳动模范，名叫吴吉昌，曾经跟大寨的劳模陈永贵一样，头上戴一条白羊肚毛巾，多次赴北京开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曾当面嘱托吴吉昌，要研究好棉花的科学栽培技术。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写过一篇宣传植棉模范吴吉昌的长篇通讯，标题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列为新闻作品范文，曾轰动一时。我后来阅读美国的历史书籍，在十七、十八世纪，北美南部各州的白人种植园主，花钱购买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黑人为奴，就是因为他们庄园里大量种植棉花，亟需男女劳力。棉花的丰产，不仅填满了农场主们腰间的荷包，而且生产的大量棉花远涉重洋运到英国，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纺织业的繁荣兴盛，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滚滚车轮。棉花的种植和管理工序极其复杂，撇老叶、抹油芽、掐尖顶等活计，需要由耐心细致的妇女承担。我母亲个子高大，身体强壮，心灵手巧。她跟我父亲一样，出生在离万荣县不远的乡宁县。乡宁是山区，不栽种棉花，母亲的植棉技术和纺线织布技能，都是在她二十多岁定居到万荣县之后，才跟当地妇女一一学会的。因为用心，竟然比当地的妇女做得还要好，颇受乡亲们夸赞和敬重。 “大锅饭”不仅惯出一些社员好吃懒作的毛病，而且小偷小摸的恶习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秋季，男劳力忙着播种小麦，收摘棉花的任务主要依靠妇女和放了秋假的小学生，就像现在河南安徽的妇女长途爬涉上新疆采摘棉花一样。不少女社员摘棉花时，用腿带将两个裤脚口扎紧，然后精心挑拣最好的棉花，悄悄塞进裤裆和上衣胸部。每采摘一次棉花，浑身上下鼓囊囊的，足足能“偷窃”两三斤籽棉。我摘棉花时，不止一次亲眼瞅见有的女社员，摸摸索索往衣服里面塞棉花。对此现象，带领采摘棉花的生产队妇女队长心知肚明，却不愿得罪人，常常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时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一遍遍叫喊：“大伙儿注意啦，今天收工时，要一个个搜身啰！”这般虚张声势，只能吓唬吓唬胆小的妇女，胆子大的照样“偷窃”。有几次，妇女主任动了真格的。当妇女们一个个背着采摘的大大小小棉花包，回到生产队仓库排队称棉花记分量，妇女队长叫上几个女帮手，把我们小男孩赶走，对女社员挨个搜身，每一次都“斩获”不少。然而，那些被搜出棉花的妇女，并不认为自己做了多么大的丑事，只能自认倒霉。其他人呢，彼此心照不宣。翌日上地采摘，照样有妇女“ 偷偷摸摸”。你说，那些“偷窃”棉花的女社员，算不算是个“贼”？我母亲也跟女社员一样，天天上地采摘棉花，却从来没干过这种龌龊事。也曾有“好心人”私下点拨她：你光靠摘棉花能挣几个工分，自个悄悄捞摸点，积少成多，私下能卖不少钱呢。母亲笑而不语，仍然我行我素。她既没有“偷窃”棉花，也从不举报他人。我想，这并不说明母亲有多高的政治觉悟。因为她深知，我父亲被错划“历史反革命分子”正在挨批挨整，做妻子的不能因为触犯小偷小摸，授人以柄，再给丈夫、给子女、给这个家庭带来麻烦和灾难。吃“大锅饭”时，我们村12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均有四五个饲养室，集中饲养集体的骡马、毛驴和大黄牛。饲养员的人选，都是思想觉悟高、人品好、懂牲口的男社员。大牲畜每天除了吃青草和干草，还有玉米、高粱、黑豆等主饲料。为了防止饲养员把一口袋一口袋饲料拿回饲养室，没能全部喂养给牲口，“偷窃”回家，供家人食用。于是，队干部别出心裁，在分发饲料时，故意把几种粮食混搅在一起。如此一来，饲养员即便把饲料偷拿回家，家人也无法食用。然而，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混搅在一起的饲料人没法吃，却能够喂猪。那时社员喂养的肥猪由国家统一收购，一头猪能卖几十块钱，还可获得少量布票、粮票等奖励。多数社员家粮食都不够吃，哪有余粮养肥猪？家里养猪喂的多是青草和刷锅水，汤汤水水很难喂出一头大肥猪来。与此相反，各生产队不少喂牲口的饲养员，家里却能年年出栏一头大肥猪，个中情由，不言自明。在此借用小品《功夫》范伟的一句台词：“防不胜防哪！”你说，那些“偷窃”牲口饲料喂猪的饲养员，算不算是一个“贼” 呢？我们生产队有几个仓库，分别存放社员的口粮、种子、饲料、化肥、农具等。这些仓库，有的是集体的房屋，有的是集体租用社员的房屋，我家的北房就被生产队占了十多年。仓库的大门上挂着三把大铁锁，号称“三把锁”，三把钥匙分别由保管员和群众推选出的另外两名“老实”社员掌管。需要开仓库进行分粮等事宜，必须三人同时到场开锁，才能打开仓库大门。这种相互制约机制，目的在于预防保管员独掌钥匙从中作弊。你说，这般不信任保管员的作法，算不算是防“贼”呢？ “懒人”，一般是指不爱劳动的人。“贼”，一种解释是偷东西的人。二者相较，“懒人”比“贼”还略胜一筹。“大锅饭”干活大哄弄，出工不出力，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挫伤社员的积极性，无疑造成“懒人”成堆。那么，不少社员，或者可以说相当多的社员，为什么还要做“贼”呢？究其原因，一是饿怕了，穷怕了。“大锅饭”时，好的年景生产队小麦亩产仅200斤左右，收获的小麦几乎全部卖给了国家，社员人均口粮100多斤，其中包括一部分玉米、高粱等返销粮。社员们一年到头甭说吃细粮，粗粮也不够吃，一些人瞅见机会就偷拿集体粮棉，以解燃眉之急，跟孔乙己“窃书者不为偷”大概是同一道理。第二个原因，他们偷窃的集体财物，轮到每个社员名下，仅为九牛一毛，表面看，跟他人没有直接损害和厉害冲突。这样，多数社员不会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予以举报和阻止，反倒形成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局面。脸皮厚的社员偷到手就占了便宜，脸皮薄的只好干瞪眼。另外一个原因是法制不健全。有时候“贼”被大队保卫员逮住了，大队干部进行处理，责令其背着或拉着一平车赃物，手敲小铜锣，游街示众。结果，甭说“杀鸡儆猴”，连做“贼”的本人也觉得没啥大不了的，难保下次还会“偷窃”。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仪。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如果说“大锅饭”时社员的偷窃行为是因为一个“穷”字，今天农村生活普遍富裕了，可是，遇到高速路上大货车倾覆，附近村庄的农民成群结队赶来哄抢撒落地上的物品，竟然还有人开着三轮车载东西，警察来了也拦不住。这不应当发生的怪事，是不是要从人性“自私贪婪”的一面寻找原因呢？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华国锋上台。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宣传要在全国建成若干个大寨县。但是，学大寨口号越是喊得震天响，农业生产就是搞不上去。村里社员吃不饱，没钱花，迫使一些社员走上了“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邪道”。那是我高中毕业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员。一连几天，我发现本队几位年轻力壮的男社员，上地干活没精打采的，中午休息下来就靠着崖畔呼呼大睡。询问原因，他们个个神神秘秘的。突然，一天晚上，上级派来的驻村“工作队”和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召开社员大会，会上公开点名我们生产队那几位干活“睡觉”的男社员，责令他们站在戏台前“示众”，然后“上纲上线”予以批判，其罪名是“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棉花市场 ”，“走资本主义道路”。原来，这几位社员利用夜晚，骑上自行车奔赴60里开外的临猗县农村，私下从社员手里购买回棉花，偷偷摸摸卖掉，从中赚一点差价。此事不知哪个社员向大队干部举报了，于是东窗事发，犯事者被一网打尽，藏在家中尚未卖出的棉花也被没收了。批判会后，这几位倒贩棉花的社员被关进大队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生产队队长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受到停职检查处分。那年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十分盛行，就是将犯了错误的干部社员关在一间屋子里，失去行动自由，一天三顿由家属送饭吃，集中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社论，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提高思想觉悟。“学习班”有时一办就是一个多月。这几位倒贩棉花的社员，家庭出身都是贫下中农，自认为大队干部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学习就学习呗，只是学习期间不能参加劳动挣工分罢了。驻村“工作队”责令被“停职检查”的生产队长写书面检查。他虽然精通农活，指挥调度生产有方，但大字不识几个，求我帮忙。我花费了一天一夜，替他写出一篇十几页稿纸的检查。内容无非是对照报纸社论，把自己臭骂一通，什么不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读书看报，只顾埋头抓生产，不看方向路线，头脑里没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不起组织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最后来一番表态，痛改前非。检查递交上去，驻村“工作队”队长看后，问他：“这检查是你写的吗？”他如实回答找人代笔。又问：“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思想认识？”他回答是。“工作队”队长说：“ 不错嘛，认识还是蛮深刻的，今后一定要汲取教训，把握好革命和生产的大方向。”不几天，他的“停职检查”被取消，重新“官复原职”。关键是真不让他当队长，秋收大忙季节，生产队里一摊子事，涉及几百口人的吃饭穿衣，谁来料理呢？至于参加“学习班”的那几位社员，被关了十几天，也放出来了。当时，在国家统一管理的商业流通中，“投机倒把”是一桩不小的罪名。不过，还要看罪名发生在谁的身上。假如是家庭成分不好的，会被判刑。这几位社员都是响当当的贫农成分，谁又能把他们咋样？我纳闷的是，他们远赴临猗县倒贩棉花，是从一户户社员家里偷偷收购的，那些社员家的棉花又是从哪里弄来的？会不会也跟我看到的摘棉花妇女“偷窃”棉花一样呢？如果是，就充分说明，女社员“裤裆藏棉花”，在“粮棉之乡”的晋南农村是一种普遍现象。生产队社员哪个不是“贼”？绝非空穴来风。有一句歌颂人民公社的歌词：“公社是个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长青藤先自枯萎腐烂了，瓜儿还会好吗？ 1978年夏，我参加高考一结束，立刻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恰好，生产队队长跟一位种西瓜的老农发生纠纷，老农一赌气，撂挑子离开瓜园，想给队长一个难堪。谁知队长来了牛脾气，不买他的账，顺手派我去看护瓜园。此时西瓜即将成熟，瓜园还有两位老农，一位是种瓜能手冯大爷，解放前在陕西那边做过生意，能说会道；另一位是生产队的贫协组长温大爷，别看他沉默寡言，貌不惊人，解放前他一家数口从河南逃荒来到我们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好给村里的地主扛长工。土改运动中，他家被划为贫雇农，积极投入斗争，担任农会干部，并“火线 ”入党，分到一座遭斗地主的四合大院。温大爷干活肯吃苦，不讲价钱，在群众中威望极高。村里人议论，温大爷吃亏在于没有文化，不然，以他的资历，早就进城做了大官。几百米长的瓜园一溜搭起三个瓜棚，我跟冯大爷、温大爷各守一个，白天轮流值班看瓜，夜晚三人都睡在瓜园，提防本村和外村的小青年从庄稼地里摸进瓜园偷窃西瓜。偷瓜者抱走几个西瓜并不太重要，最怕的是进了瓜园踩断许多瓜藤，危害其他西瓜生长。我在瓜园待了一个多月，每天可以随便挑选西瓜吃。就在西瓜即将全部下园前夕，温大爷悄悄告我说：你挑上几颗好西瓜，趁黑夜送回家去，给家里大人吃。冯大爷也如此劝告我。那两天夜晚，温大爷和冯大爷分别拿着草筐子，往各自家里送过两趟西瓜，他俩从春到夏忙在瓜园，满总也就拿了七八个西瓜而已。家里人能够品尝到西瓜，就省得再花钱买西瓜吃了。说到底，还是一个“穷”字闹的。温、冯两位大爷早已谢世，我这里抖落出他们的糗事，实在对不住，失敬了，愿在天之灵勿怪。你说，连苦大仇深的老党员、贫协组长也瞅机会“偷窃”集体西瓜，我们还能相信谁不是“贼”呢？我当时没有照他们说的做，也没有举报他们的行为。不是我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其实想法很单纯，感觉高考成绩还不错，马上就要上大学告别农村了，没必要“偷窃”几个西瓜，落个“贼”名声。事后，温大爷逢人就说：“印谱这娃真干！”意思是明明有机会占集体一点便宜，我却不为所动。实践证明，集体“大锅饭”的生产模式，孕育、制造出一个个“贼”；反过来，一个个 “贼”又噬咬、蚕食着集体成果。“护青”、“红哨兵”、“三把锁”、“游街示众” 、“搜身”、“学习班”一系列做法，皆是为政者绞尽脑汁对于“贼”的恫吓与惩戒。然而，没有对症下药，大“贼”小“贼”，男“贼”女“贼”，仍然层出不穷。“草筐藏麦穗”“裤裆藏棉花”，难道不是生产队社员对集体化体制的极端反感和沉默对抗吗？ “生产队哪个社员不是贼？”那位跟生产队长吵架的社员激愤时冒出的这句话，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小男孩，无情地撕开了人民公社“大锅饭”华丽的台布，暴露出“莺歌燕舞”背后的“路有冻死骨”。这种“大锅饭”实在吃不下去了，当安徽省小岗村十几户社员摁手印立下承包土地的生死状后，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摧枯拉朽般打碎了集体化那一口口“大锅”，一两年时间，勤劳善良的老百姓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逐渐奔向富裕之路。到了上世纪90年代，老家的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平展展祖祖辈辈种植小麦棉花的黄土地上，改种了苹果树，每年村里收入十几万元的家庭不在少数，纷纷盖起了二层楼房。我望着缀满枝头的苹果林，询问儿时的伙伴：“现在村里还有没有‘护青’的保卫员？还有没有‘贼’偷窃苹果？”他们哈哈大笑：“嗨！家家户户年产几万、十几万斤苹果，到了收获季节，自家的苹果都要花钱雇人来采摘，哪里还去偷别人的？！” 前后对比，又说明了什么呢？ 2016年8月31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6年9月2日修改 2018年1月17日再改
P****R 发帖数: 22479	2 人穷志短。
V********u 发帖数: 80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哪些生产队社员早就死光了吧公社早就灭忙了嘛人名和肉块形状早变成不同的辣
a****2 发帖数: 373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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