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中科院力学所早年的人与事 - Military版 - 未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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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李毓昌：中科院力学所早年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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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 发帖数: 1	1 李毓昌：中科院力学所早年的人与事熊卫民春源视界 2020-07-07 瞭望远方，透视生活！本文转载自今日头条“知识分子”，原文摘自2017年出版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东方出版社出版）访谈整理 \| 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责编 \| 伊默、姚兰婷 ►图1 李毓昌教授（2015年5月19日，熊卫民摄于李家）受访人：李毓昌，中国科学院大学退休教授。1929年生于江西南昌，1945年考入中正大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到南昌第一联合中学工作，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8年担任该所计划处负责人，1970年被发配回农村，1979年落实政策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任教，直至1989年离休。访谈人：熊卫民整理人：熊卫民时间：2015年5月19日、5月28日地点：北京中关村李教授家钱学森入党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郭永怀先生和钱学森先生都入党了，是吗？李毓昌（以下简称李）：是的。钱学森先生入党的时候，我正当支部的组织委员，所以对这件事情知道得比较清楚。大概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夏季的一天，杨刚毅从院里开会回来，找到我们说：最近有一批名人要入党，其中包括李德全（她是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部长）和钱学森，中央书记处已经讨论并同意了，要到支部来补办一个手续。 ►图2 钱学森与毛泽东主席在一起（1956年）熊：此时钱学森写入党申请书了吗？李：已经写了。杨刚毅跟我们谈过不久，钱先生就把自己的自传交给我——按规定，应该由组织委员来接收这份材料。在他的自传中讲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一些东西很有意思，我直到今天还记忆深刻。他说，他对美学很感兴趣，有一年因病在老家杭州休养，经常去西湖写生，久而久之就萌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会觉得这个东西美，那个东西不美？然后就找书看，觉得很多书都没有什么说服力，直到读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然后他就读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论著，对阶级斗争学说非常折服。病好了之后，他回到交大，向一些同学介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他的影响之下，有不少同学都学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顾德欢。熊：哦，顾德欢是他同学？李：解放后顾德欢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科学院电子所所长兼党委书记。钱学森在自传中说，顾德欢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受他影响。钱先生还在自传中说，到美国后，他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支部里面。后来，他又从美共退了出来，因为美国高层有人压制共产党。当时美共找他谈：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继续留在美共，但你必须加入美国籍，然后作为美国公民，你可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另一条路是，如果你不想加入美国籍，那你就退出美共。他想了半天，觉得自己不愿意做美国人，就选择退出了美共。钱先生百年诞辰时，大家对他是否加入过美共一事有争议。我说：你们不要争论了，我亲眼读过钱先生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加入过美共。 ►图3 1956年钱学森摄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办公室（出自：李家春、樊菁，主编，《钱学森——在创建力学所的日子里》，科学出版社，2011） ►图4 钱学森（出自：澎湃新闻《李毓昌：中科院力学所早年的人与事》）熊：前些天，郑哲敏先生告诉我，他参加了钱先生入党的支部会议，也亲耳听钱先生说过自己曾加入美共之事。李：钱先生在自述中比较详细地讲了他加入和离开美共的经过。他还说，与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美国共产党是个很松散的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也就是一些教师每个月什么时候聚在一起聊聊天，谈论谈论国家大事之类。熊：但是后来钱学森又申请了加入美国籍。李：这是他退出美共之后几年的事。他没在自传中说这个事。熊：自传中没有讲这个事？李：没讲。但这件事情我知道。有意思的是，因为属行政支部，我们那个支部里边还有很多转业军人。事先我们跟他们打招呼说：钱学森的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党中央都已经审查完了，你们不要打横炮！熊：在支部会讨论时，那些人是不是就没打横炮？李：没有。所以钱先生很顺利地通过了。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熊：力学所是从数学所力学研究室扩张而成，该室主任钱伟长可以说是力学所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请您也谈谈钱伟长先生。李：你读过我写的关于钱伟长先生的文章，我就不再多说了。反正钱先生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图5 钱伟长熊：作为正、副所长，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如何？李：我们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我感觉到，刚从美国回来时，钱学森有很多问题要请教钱伟长。毕竟他对国内的大环境不熟悉，而钱伟长已经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了六七年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一次全国力学代表大会暨中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由钱学森致开幕辞（主要是些客套话），由钱伟长做大会总结——因为钱学森觉得钱伟长的讲话会比较合乎党的政策，所以请钱伟长来讲。后来，我又注意到，在力学所的会议上，钱伟长先生和钱学森先生经常有不同意见。郭永怀先生和钱伟长先生不同，在力学所的会议上，他和钱学森先生没有针锋相对的时候。 ►图6 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扩大会议参会代表合影（摄于1982年5月，前排左起：伍小平、陈宗基、郑哲敏、沈元、钱令希、钱学森、钱伟长、李国豪、季文美、李敏华、林同骥。出自：中国力学学会，编著，《中国力学学会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熊：两位钱先生因什么事情而争论？李：我不记得，大概是力学问题吧。熊：这种争论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吗？李：我觉得不应该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熊：但是，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却有钱学森严厉批判钱伟长的报道。李：在对待钱伟长的问题上，我觉得钱学森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公开批判，另一方面是私下关照。1957年时，中国力学学会有一个核心小组，由力学所的正副所长钱学森、郭永怀，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沈元，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等人构成。他们开会时，总会把我带去做记录。我注意到，开完会，周培源、沈元都告辞后，钱学森和郭永怀总会借故留下来。他们跟张维讲，钱伟长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这种人不用，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个损失，希望清华大学能够妥善安排钱伟长。熊：是不是清华没有安排好钱伟长，所以他们要说好几次？李：可能是，因为张维本人就对钱伟长很不感冒，而钱伟长也瞧不起张维。钱伟长的学生叶开沅是我的好朋友，经常和我在一起聊天。他几次跟我讲：“张维自称是力学家，却好像连很基本的东西都不大懂。”他还举过例子：张维研究一个问题时，费了很大的劲，经过很长期的演算，而那实际是一个叫贝赛尔的特殊函数的问题，张维要是知道贝赛尔函数，一下子就解决了，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他的数学训练不行。 ►图7 院系调整时期清华院系调整筹备委员会成员合影（前排右一张维、右二刘仙洲、右四钱伟长。源自清华新闻网）熊：我接触过一些智力特别高超的人。因为智力高，有些人对智力不够高的人不耐烦，看不上他们。可人人都有自尊心，他们的这种态度很容易导致人际纠纷。钱伟长先生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李：可能有一些。不过钱伟长先生有个好处，他对年轻人从来不压，似乎感觉后生可畏，有时候还估计过头了。记得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突然跟我讲：“李毓昌，你写的东西有一个缺点，数学味太重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的数学根本不行，只是勉强弄懂了我研究的力学问题所需要用的数学工具而已。晋曾毅和欧阳绛李：下面我再来说说力学所那些党的领导吧。他们的风格各不一样。力学所最早的党的领导叫晋曾毅。他是留法的，在巴黎学数学。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去西班牙参加反对独裁者佛朗哥的战争。作为左派学生，晋曾毅加入国际纵队，去西班牙参战。后来，国际纵队失败，晋曾毅回国，去了延安。 ►图8 晋曾毅熊：他没能在法国拿到学位？李：他没有拿到学位。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工作。好像他跟该校一把手——一位姓魏的中将有些摩擦，大概彼此都有点看不惯，后来，他就从那边转到科学院来了。到力学所之后，他信奉无为而治。在党支部开会的时候，他经常说：“我们懂什么力学？我原来学的那点微积分早丢到脑后了。搞科学就是要靠科学家。我体会，党把我们派到这边来，是为了搞好后勤，让科学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业务上面的事情我不过问，我也不希望他们来找我，找我也是白费。”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示工作时，总见他坐在办公室里看微积分。熊：无为而治，这倒也不错。李：我觉得晋曾毅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观点。大概1958年的时候，中央发了一个命令，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分批分期下乡劳动锻炼。那么大家就学习这个文件，与此同时，科学院开始组织一些干部去到农村参加劳动。有个从北航来的姓陆的研究生（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好不容易才考到力学所来却又可能被安排去劳动锻炼，他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意，牢骚满腹。晋曾毅当时在我们这个组，出于维护党的威信，他做了一些解释——大概是说，组织干部去参加短期劳动锻炼，是为了避免干部脱离群众；大家下乡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未尝不可。结果，这位姓陆的同学大怒，毫不客气地说了晋曾毅一通。当时流体组有两个组长，林同骥先生是业务组长，我是政治组长。我要负责政治学习这类事情，那天的文件学习就是我组织的。会后，好多人都说这个姓陆的有些过分：不要说晋书记年长、是领导，就是同辈的人也不应该如此。他们认为，这个姓陆的研究生应该向晋曾毅赔礼道歉。然后，晋曾毅把我找去。他说：李毓昌，我听见一些议论，似乎有不少人认为陆过分。谁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年轻人这样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要斤斤计较，让所有的年轻人循规蹈矩反倒不好。他不同意批评陆，反让我去做群众的工作。由此可见，晋曾毅有很宽容的一面。熊：他对此事处理得不错。李：“反右”的时候，晋曾毅是比较消极的，但有的事情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力学所第一个比较大的右派是欧阳绛。他是党员，毕业于北大数学系，人非常好，非常关心群众，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1957年上半年的一天，吃完晚饭后，我们在中关村附近散步，走到了化学所的礼堂，发现那里正在辩论“现在的民主够不够”。有一位极左的老兄在上面讲：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民主已经足够了，如果再有民主的话，右派分子等反动派就会翻天，利用宽松的环境到处放毒。我们这些力学所的年轻人都觉得这种论调很刺耳，后来就说要请一个人上去驳斥他。请谁呢？大家推来推去，最后选了欧阳绛，因为他一方面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口才比较好，另一方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讲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话。就这样，欧阳绛上台说了一通。大意是解放以后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民主，但你要说我们民主够了，那就有些过分了。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够民主，所以还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应该发动大家来揭发这些现象，整顿整顿工作作风。事情就这么了了，我们普遍觉得他说得很委婉，以后力学所的人没再提过此事。不久，鸣放结束，开始“反右”。我们不提此事，人家却把大字报贴到我们力学所来了，题目是：力学所包庇欧阳绛！熊：是化学所的人贴的吗？李：不知道是哪个所的人贴的。他们质问力学所，对欧阳绛这么严重的右派言论还不处理，究竟要包庇到何时？力学所内部一些管人事、管保卫的转业干部也响应。到后来，晋曾毅招架不住了。就这样，里应外合，欧阳绛被划为右派。熊：欧阳绛是不是也给晋曾毅提过批评意见呢？李：提过，而且很尖锐。欧阳绛批晋曾毅说：党叫你来领导，你不好好领导，尸位素餐！但是我估计当时晋曾毅也不知道当右派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从他的人品方面来看，如果他知道，他绝不会借机打击报复的。熊：听到欧阳绛的批评时，晋曾毅当时是什么反应？他有没有为自己辩护？李：他没辩护。当然，他当时也不会太愉快啦。熊：1958年，晋曾毅离开了力学所。这是为什么？李：就是为了办中国科技大学吧。后来他就死在了中科大。他有肝病，而且看来他的病有遗传因素，因为他的家族，尤其他的兄弟都是很早就得肝病而死的。 ►图9 晋曾毅1958年参与创建科大并担任副校长，1959年病逝，图为他（中）与郭沫若校长（右一）一起陪同聂荣臻副总理视察学校（源自中国科大新闻网）杨刚毅和钱学森之争熊：晋曾毅之后就是杨刚毅了。李：杨刚毅是1958年到力学所来的。中间他曾一度离开了力学所，但后来他又回到了力学所——大概张劲夫比较欣赏他这个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干劲比较大。熊：杨刚毅是什么教育背景，属老干部吗？李：属老干部。他是山东人，抗战以前从老家到北京，进了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去了延安，成了老干部。他这个人一贯干劲比较大，所以他后来级别比较高，大概是九级，也即副部长级。熊：干劲比较大，也就意味着他不是“无为而治”、为科学家服务，而是要领导全所，带领科学家前进啰？李：是的，他要领导权，所以跟钱学森所长之间有矛盾。在此我只能拣一些大的来说。关于力学所怀柔基地的定位，他和钱学森之间就有比较大的矛盾。钱学森一直主张我们的怀柔基地主要搞液氢液氧火箭的燃烧和传热问题，可杨刚毅和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一样，有一种政绩思维，就是说，在自己当领导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将来在历史上好留名。杨刚毅是科学上的外行，不知道科学的终极目的是找规律，而以为要做出一个东西出来，好拿到上面去报功。基于政绩思维，杨刚毅跑到怀柔去，找到一些青年人，鼓动他们：你们天天从书本来到书本去，好像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出一个氢氧发动机来。结果，有一些年轻人品质不好，迎合领导，于是就这么弄了起来。 ►图10 钱学森就工资调整事致杨刚毅的信（源自：李明，顾吉环，涂元季编，《钱学森书信补编•卷1（1934.11-1985.6）》，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李：大概在1964年的春夏之交。尤其恶劣的是，他还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事情要严格保密，特别是对钱学森要保密——他知道钱学森是不会同意的。当时我是计划处副处长。听杨刚毅讲完后，我就去找钱学森在我们所里的秘书王环。我问王环今天钱先生会不会来。王环说不会，因为钱先生正在参加张劲夫召集的一个会议。我就跑到会址，把钱学森从会议室叫出来，告诉他有这么回事。钱学森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我来处理这个事。”结果，钱学森回来后也没有断然否定杨刚毅的做法：毕竟杨刚毅是力学所的党委领导，而且他还得到了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支持。张劲夫当时正在力学所蹲点，他很重视这个事，问杨刚毅：“现在搞氢氧发动机是不是大家都同意？”杨刚毅说：“也有反对的，我们新提拔的计划处副处长李毓昌就反对。”张劲夫说：“我去说服他。” 张劲夫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讲。我觉得他讲的都不是道理。熊：他当时说了什么？李：他说，我们做一个东西，可以从中摸索出很多经验，等等。而我认为，这个工作不可能很顺利地进行。为什么呢？光液氢你就供应不上。你几个礼拜才搞出几升，用杜瓦瓶装了送到怀柔去，我一秒钟就把它给烧完了。而一个发动机的定型，需要试车几百次。这要到哪一年才成？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具备相关条件。“大跃进”时，不问条件上马，最后不能收摊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得吸取教训，对不对？当时我主要跟张劲夫讲了这个意见，但我没讲到点子上去。后来我就跟张劲夫说：作为党员，既然组织上做了决定，我只能执行。但我会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不认为我这意见是错误的熊：您关于原料供应不上的意见很有道理，很关键。李：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可当时他们头脑发热，就不管这些了。 ►图11 1960年代，力学研究所在怀柔基地研制“541”超低空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熊：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一些没有明说的原因。他们知道，他们的上级也是他们那样的人，要是没拿产品出来，更高层可能看不上他们，看不上科学院，看不上力学所。为了邀功，为了有显示度，他们迫切需要拿一些产品出来。李：反正从此之后怀柔基地就弄氢氧发动机。1965年下半年我们所开始搞“四清”，我在党员大会上把杨刚毅说了一通。我说：“钱学森是业务所长，你在这个事情上对他保密，我觉得你这种做法不正派。”杨刚毅听得脑袋直冒汗。后来，钱先生跟“四清”工作队队长高原有一次谈话，谈的主要也是这个问题。钱学森用词非常激烈。他说：“你（指杨刚毅）把这个事情搞砸的话，怎么对得起力学所的相关研究人员！”钱先生接着讲了力学所不能够搞氢氧发动机的理由。他说：你要搞的话，就必须真刀真枪地来干。而力学所根本就没有做一个完全符合规格的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条件。五院搞发动机，所有的加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花了大量的外汇。国家只能搞这么一套。如果你没有精密加工，什么东西都凑合，你这个发动机的笨重已经抵消了液氢液氧燃料所带来的好处。熊：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李：对，比我的更有说服力。钱先生说，这种设备国家只能够有一套，你科学院根本不可能弄出第二套来，因此你搞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四不像，根本就体现不出液氢液氧燃料的优点。以上的场景是后来我写力学所历史时在档案中翻到的。钱学森还有意保护我。他说：我是在和李毓昌谈话时不经意地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说我专门到开会的礼堂去找他的事。熊：您让杨刚毅下不了台，他有什么回应呢？李：他当然不高兴啦。但他也没当我的面说我反党。只是在后来把我弄到山西去搞了一年的“四清”运动。熊：林鸿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李：在和高原的谈话中，钱先生也提到了林鸿荪。他说，林鸿荪有说不出的苦衷。作为怀柔基地的业务负责人，他知道这么做不对；作为党员，他只能服从党委的决定。钱先生问过林鸿荪，林鸿荪说“我也没办法”。熊：高原是怎么回应钱先生的呢？李：高原并没有明确表态，因为四清工作队属科学院党组领导，而怀柔基地做发动机的事是党组书记张劲夫支持的。我扯远了。我觉得，张劲夫在执行政策时还算稳妥，但他对科学院的领导，也有比较大的失误。前些年，我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回顾科学院在“文革”前后的工作。他用大量的篇幅谈科学院在上天方面做了什么事。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应该是科学院的主攻方向——科学院的主攻方向应该是电子学等学科。 “大跃进”的破坏熊：您1959年挨批评，是不是因为您对之前的一些运动，譬如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农具革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超声波化运动、管道化运动等有具体的批评？实施“八字方针”期间，力学所有没有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李：1958年“大跃进”，当然是乱糟糟的了。我觉得，对力学所危害最大的是乱上了很多项目。当时要发展探空火箭，要搞火箭发动机，这些东西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条件，因为新中国成立才不到十年，家底还很薄，对不对？后来我去怀柔基地，发现有大量管子、容器东西丢在路旁无人问津，这都是“大跃进”时候我们要搞火箭发动机而在杭州制氧厂等地订购的东西。俞鸿儒告诉我：“老李，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际造价不菲。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并非标准设备，工厂要加工它们，得专门设计刀具、卡具等。你看这些筒子，加起来要花几十万元。”把路边丢下来的那些东西加到一起，可能要花几百万元，比当时力学所一年的经费还多出很多。所以，“大跃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还有，“大跃进”期间乱吹牛皮，破坏了学风。相比而言，郭永怀先生在考虑问题时还是科学、严谨的。比如说，“大跃进”时，力学所决定做一个超音速风洞，大概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到1959年初就宣布做成了。然后，一些人到科学院去申请奖励；好多空军部队、飞机工厂都表示希望把飞机模型拿到我们这个风洞来吹一吹。不料郭先生却下了一个命令：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地对风洞的质量把关，不许接外面的任务。结果一经仔细检查，即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我记得一直到1963年我们才接受一个炮兵部队的任务，才真正开始使用。而这距离所谓建成已经有四五年了。 ►图12 1959年，力学所建造的第一座超声速风洞试车，图为该风洞储气罐外景（源自：“力学园地”网站）超声波化运动熊：前段时间，有人跟我讲，张劲夫曾在“双周座谈会”上就土超声波的效能征求过科学家的意见，于敏、钱学森都发了言。李：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1960年5月，我曾去国家科委听过超声波运动的报告，回来后我就传达，传达完了之后，俞鸿儒先生就问我：“你觉得这可能吗？”我说：“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实际我心里面也打鼓，也觉得不可能，因为它违反能量守恒定理——超声波那么小的能量注进去，怎么能使钢水的温度一下提高那么多呢？当时我以为超声波运动一阵风吹过来就算了，结果还闹了那么久。熊：钱学森很热衷于土超声波。这个运动在力学所的持续时间是不是比科学院其他机构要久一点？李：大概也就差不多吧。熊：钱学森当时组织了一个由几个所的研究人员构成的联合攻关队伍，为土超声波神奇功能找理论依据。李：我印象很深的是，钱学森带我到各个实验室去视察。在一个实验室内，一位姓徐的女士说，经超声波处理了之后，金属板的断裂强度好像增加了。我觉得很奇怪。钱学森也很感兴趣，然后每隔几天他就去看一次，结果却无法重复。后来钱先生就很生气。他记错了，说是我向他汇报的。我当时就顶了钱学森，我说：“我从来不会谎报军情。”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跟钱先生的关系比较紧张，每次我都是把文件放到他桌上转身就走，大概后来钱先生也觉得是自己委屈了我，就好言好语跟我讲：“哎呀，我可能是记错了。” ►图13 1960年钱学森在力学所全所大会上讲话（源自“力学园地“网站）熊：当初他是真相信土超声波能带来那些神奇效果？李：真相信。我觉得他好奇得有点过了头。熊：他组织的联合攻关队伍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您对此可有印象？李：没印象。好像力学所并没有闹腾得太厉害。当然，我们也做了那种听得见的“超声波”，但我不记得当初用它“超”过什么东西了。熊：极少有资深的科学家真认可土超声波。钱学森后来对自己的轻信行为有没有反思？李：很少。他一直喜欢发表意见。我觉得，对于特异功能之类东西，他不应该去发表意见，因为他是搞力学的，特异功能根本就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 ►图14 钱学森有关气功的讲话文章（来自春源视界的个人收藏）林鸿荪、林同骥和其他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熊：请您谈一谈力学所其他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李：“文革”前，大概有十五六位知识分子从国外来到力学所，除钱学森、郭永怀两位所长外，流体组有林同骥、潘良儒和卞英贵，固体力学组有李敏华、程世祜和黄茂光，动力室有吴仲华、吴文、吴承康和一个姓葛的。还有搞化学流体力学的林鸿荪，搞运筹学的许国志。1960年代又来了几位，其中一个是谈镐生，我和他打交道比较少，因为他在“文革”前夕才回，而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反革命”。还有一个叫张强新，他比较年轻，是从英国回来的。大概就这样一些人。 ►图15 1953年林鸿荪（右）与田方增在数学所楼前（源自“力学园地“网站）这些人可分做几类。一类是“二林”（林鸿荪和林同骥），对共产党非常热情，一直很追求进步。现在我把他们两人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林鸿荪比我大四岁，是在天津长大的。他父亲是中国银行的高管，据说曾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抗战开始时，林鸿荪和姐姐一起在上海念中学，受进步思想影响，两人非常的进步，以至于在林鸿荪十四五岁、他姐姐十六七岁的时候，两人跑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了。当然，苏北解放区的生活条件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条件没法相比，再加上解放区生活不安定，经常转移，差不多天天行军，不久之后，他和他姐姐都病了，且病得比较厉害。部队领导就动员他们回到上海去，跟他们说：这个天下，哪一个地方不革命啊？你不要以为到解放区才是革命，你们在上海同样也可以为革命做很多工作。这当然也是实话。他们可以团结同学，传播进步思想嘛。结果，新四军就把他和他姐姐从解放区秘密弄回了上海。当时上海有一个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它的头好像是李士群，总部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他们也知道这两个孩子实际并没有什么情报价值，你想想，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小的十四五岁，也就跑到解放区去转了一圈，但是他们知道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银行的高管，就把这两姐弟抓了起来以勒索钱财。林鸿荪的父亲知道后当然很着急，后来就和汪伪的特务机关达成协议，我给你多少金条你们放人，结果就把他们两个人赎了出来。出是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后来成了林鸿荪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你曾经被捕过，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当时有变节行为？等等。而且林鸿荪最后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而送了命。林鸿荪和他姐姐出来时，他父亲已经从英国调到印度来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中国银行当经理或别的高管。他说：你们姐弟两个净给我闹事！就把他们从上海接到印度去了。所以，林鸿荪的高中是在印度念的。在印度高中毕业后，他们就到美国去了。林鸿荪在美国学化工，他数学很好，除化工外，对力学也很有兴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坐不住了想回来，听说他的博士论文都已经写好了，只要等答辩完就能够把学位拿到手，可他实在等不及，就提前回来了。当时钱伟长在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内搞了个力学研究室。林鸿荪回国后，被分配到钱伟长的手下工作。而这个力学研究室，就是力学所的前身。林鸿荪、胡海昌、何胜玉等人是力学室最早的成员，在没到力学所来以前，我经常读他们写的文章，所以我老早就知道林鸿荪。后来到力学所来以后，我就认识他了。因为我是党员，他非常靠近组织，所以他和我的来往很多。 ►图16 林鸿荪熊：他很靠近您，是不是也跟您讲过他的历史？李：对。1958年左右，他申请入党，跟我谈起他过去的经历，以及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是杨刚毅当党委书记，我们跟杨刚毅合计时，大家普遍认为，当时林鸿荪很小，又没参加共产党，所以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问题；他就到解放区去转一转，也没有向敌人泄露机密的问题。所以我们接受了他入党。熊：他和钱学森一道入党？李：不是同时，他比钱学森要稍微晚一点。钱学森先生是1958年暑假通过的，他可能快到1958年底了。然后，力学所在怀柔建了一个基地，搞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派林鸿荪去那里负责。应该说他还是很能干的，因为那边主要是实验工作，需要把很多实验设备搞起来，在他的领导下，怀柔基地，也即力学所二部搞得不错。熊：他是二部的实际负责人？李：对，他领了一帮年轻人在大山深处搞试验。他当时工作非常忙。我记得他曾经得过肝炎，有一次他从怀柔回来，我见他脸色很不好，就问他：“老林，怎么样啊？”他说最近身体不好，还跟我开玩笑说，自己处于超重状态，走不动，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我就向领导反映了他的情况。后来所里就让他休息个把礼拜再去。熊：杨刚毅比较器重他，是吗？李：杨刚毅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你能够胜任工作，他就对你比较放手。熊：钱学森是不是也挺器重他？李：对。林鸿荪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年轻、能干，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又把他曾经被捕的事翻了出来，说他是“大叛徒”等，狠狠批斗他。听说1968年冬天，在一次批斗的前夜，他逃走了，后来在一个大水泥管子中找到了他的尸体。熊：谈庆明先生跟我详谈过林鸿荪之死。他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李佩挨斗，郭永怀很焦虑，急冲冲从核试验基地回北京，结果路上飞机失事。林鸿荪曾长期寄住在郭永怀、李佩夫妇家，和他们关系极好，郭永怀的突然离世，让他残存的一点希望破灭，就于 1968年12月的一个晚上跑到怀柔力学所二部附近的一个小山沟中淹死了。小山沟中水很浅，他实际是自己硬把自己活活闷死的。李：哦！谈先生是林鸿荪的学生，他了解得应当更准确。我当时自己被整得狼狈不堪，也就听人那么传。下面我跟你谈谈林同骥先生。林先生回国之前，已经在美国拿到正教授的职位，学术地位也比大多数学者要高一些。他的专业是稀薄空气动力学，研究卫星等在高空很稀薄的空气中飞行所遇到的问题。好像他发展了一套类似于统计力学的计算方法。回国之后，他当研究组组长，工作特别努力，脾气也好，与群众关系处得不错。他对共产党也是非常有热情。他是和夫人一起回来的。他夫人叫张斌，大概在美国拿了化学博士学位吧，所以回来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 ►图17 1954年林同骥夫妇结婚照（出自：俞鸿儒主编，《虚怀若谷宗师风范：林同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2008） ►图18 林同骥院士 “文革”的时候，抓到一个人，说是美国特务，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大概他受不了刑讯，就胡乱招供。问他跟什么人联系，他说我也不知道联系人的姓名，只知道她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的，每天骑一辆红色的自行车上班。后来一查，发现化学所有个张斌与此能对上。于是，有一天早上，突然间来了好多公安人员，就把张斌给抓进了监狱。听说她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尤其是被饿得很厉害，有时候恨不得抓一把草来吃。关了她四、五年吧，因为实在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她是特务，就把她给给放了。我1956年初次见到张斌的时候，觉得她长得非常年轻，听说她出狱时，背也驼了，腰也卷了，已经变成一个老太婆了。你说这个打击有多大！ ►图19 林同骥与家人合影（左起：林方、林伯阳、张斌、林同骥、林川。出自：俞鸿儒主编，《虚怀若谷宗师风范：林同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2008） “文革”的时候，林同骥当然也就没好日子过：你老婆是特务，你还能没问题吗？老是斗他。后来罚他到力学所的开水房去烧开水。有人说林同骥特别有意思，在开水房的时候，他还研究怎么烧最节煤。改革开放后，对外关系松动，张斌说，我在中国大陆待不下去了，我回美国去。她就回美国去了。林同骥坚决不去，一个人留在力学所。我有一次在力学所碰见一些老同事，他们跟我开玩笑：“李毓昌啊，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好的托老所吗？”我说：“不知道。谁要托老呀？”他们说，要把林同骥托去。他老婆走了，女儿也去美国了，就他一个人孤苦伶仃，还在这儿硬撑着不走。他们还说，改革开放后，有一次在法国巴黎开国际力学会议，林同骥去了，他特别地省，组织上给他的津贴，他全都省下来买书籍、仪器等。不仅自己省，还叫别人也省，说国家现在还穷，我们要省着点用。大概他们去的时间比较长，他还特地买了一把推子，平常谁要理发，他就过去免费帮人理。他节省到这种程度。后来，他大概实在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才去美国，在那没过多久就去世了。熊：夫人、女儿都走了，他为什么要留？他可说过理由？李：他说，我还能帮国家做点事情。大概有很强的报效祖国之意。林先生的学问还是不错的。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譬如带研究生等。他后来入党了，这大概是“文革”以后的事。熊：在那之前，他向党靠拢吗？是否给你们递过入党申请书？李：好像没有。熊：他那么靠近党，为什么长时间不提交申请书呢？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有些事情我没跟他敞开来谈过。下面谈谈其他人的情况。应该说，那时候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部分人都属于左派。李敏华先生、潘良儒先生等人，都认为自己是左派。还有一个人叫做程世祜的，也倾向共产党。后来在“文革”时挨批，也在怀柔自杀了。他这个人还是很正直的，听说当年在美国留学时曾质问总统。美国政府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他和其他70多个中国留学生就在《纽约时报》购买广告版面，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质问他，你们美国不是尊重人权嘛，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国，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回国？我觉得这些人选择归国时，心理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有好感。因为经历长期动乱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一而比较安定的国家，且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提高了。我们小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纪念日，今天是某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多少周年，明天又是另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多少周年，很有屈辱感。于是，有很多人都以振兴中国为已任。至于走什么道路，则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像胡适之等人，他们觉得应该走英美的道路。而另外有很多左倾、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应该走苏联的道路。共产党选的是苏联的道路，自1949年建政以来，在建设方面的确也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成绩也是激动人心的。不说别的，就拿我们力学所的大楼来说，你知道当时的造价是多少？一百万元。1958年底动工，1959年10月1日左右我们就到楼内上班了。由此可见共产党在发展科学方面的大手笔。熊：以现在的目光看，力学所的主楼还是很气派的。李：我再补充我听说的一件事情吧。大楼的建筑图纸做好了之后，拿给钱先生和郭先生审，他们觉得楼内设备过于豪华，就砍掉了一些项目，譬如大厅内原设计的很豪华的吊灯。他们认为，现在老百姓很穷，国家也很穷，在能够省钱的地方，我们应尽可能省钱。那栋大楼的最初造价是每平方米110块钱，经他们一砍，变成了每平方米100块钱，而后者也已是当时几乎最高的造价了。那个大楼总的建筑面积是一万平方米，所以，总投资是一百万。共产党肯花钱搞这种基础建设，还是能够得到留学归国人员的好感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感到不自由，感到压抑。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化学所的五楼上班，黄茂光等人经常到我们那个办公室来串门。他主要是跟潘良儒等人谈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有不少牢骚，譬如“现在官僚主义很严重”之类。可能大部分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共产党有一些好感——认为你这个建设还真是有一点新气象，另外也对中国进行了有效的统治，中国在国际上不再被人家瞧扁。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看出来了这当中还有所谓“宗派主义”的东西——党内、党外分得特别清楚。他们还没经历过“反右”，还不知道嘴上面应该安把锁，谈话时还是比较放得开的。后来慢慢的，尤其是经过“反右”之后，虽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缺点，但前车之鉴在那里，大家也就变得都比较沉闷，许多事情都不讲了。 ►图20 1957年在新落成的力学所大楼前合影（右起：林同骥、黄茂光、张凤翔、李毓昌、郭雅君、林鸿荪、潘良儒。出自：俞鸿儒主编，《虚怀若谷宗师风范：林同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2008）张劲夫对施雅风“一分为二” 李：下面我讲一下我对杜润生的认识。“大跃进”期间，我对力学所的工作有一些看法。后来力学所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此人姓黎，叫黎映霖，是位老红军，为人蛮不讲理，在“反右倾”运动中，把我批了一通。他把我归入彭德怀的同情者行列，有意把我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位老兄有点神经过敏，很快又怀疑在力学所的干部中有一个包括办公室主任赵景深在内的反对他的“反党集团”，他忙于深挖这个很大的“反党集团”，批了我一通后也就把我放在一边了。所以后来没人管我，我变得很悠哉。有一天，力学所党委的人告诉我：科学院要开批判施雅风的大会，你去参加，受受教育。熊：那是1959年的事？李：嗯。科学院当时重点批施雅风，自那之后，我就每次批判会都参加。熊：当时施雅风在哪工作，北京还是在南京？李：在北京，他当时在综合考察会工作。1959年快过完、1960年元旦快到来时，又开了一次批判施雅风的大会。批判者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批到最后，施雅风已经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了。熊：他具体干了什么事，以至于被批得这么狠？李：我不太记得了。都是些小事，不是什么大问题。大概是他对待遇，对住房不满意之类问题。熊：那就是说，上纲上线得很厉害。李：对。会议开到最后，请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做总结发言。上台之后，张劲夫首先表态：今天各个地方的群众对施雅风同志进行了批判和帮助，我同意大部分的发言。大家的态度也挺好。然后他说：我今天想说的是，对施雅风同志也要一分为二。他过去为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不是中央大学地下党的嘛。对这点我们应该肯定。当然，他也有一些缺点……最后，张劲夫说：我现在当众宣布科学院的“反右倾”运动正式结束，大家集中力量去搞自己的业务工作。张劲夫说到要对施雅风“一分为二”时，下面的人吓了一跳，因为批判大会没有这么开的。他说到“反右倾”运动结束时，我和其他受批判的人一样，均感觉头上压的那块石头掉了。我还觉得，科学院党组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那么弄不对。 ►图21 张劲夫（源自：http://www.cas.cn/zt/rwzt/sqmhzjftz/）熊：批施雅风时，您发言了吗？李：我没发言。发言的多是老干部和各单位的群众，没什么领导发言。杜润生组织政策座谈会李：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我有独立见地，以后多位科学院的领导到力学所来，都会征求我的意见（譬如“你对大跃进有些什么看法”），甚至于一到力学所来就约我长谈（有一次谈了两天）。有一天，汪志华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熊：这是哪一年的事？李：1961年或196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汪志华说：“李毓昌啊，我们一起到院里面去走一趟。”我问是什么事，他还挺神秘，说：“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我就坐他的车，和他一起去了院部的会议室。稍后，杜润生来了，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今天要把这句话改一下，改为“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你们有的是所里面的，有的是院机关的，都比较年轻，但大部分人入党的时间都不短了，而且有专业知识。今天我把你们请来，是因为我觉得，关于科学院的工作，党组需要找一些人来咨询。以后每次党组有什么大的动作，我都会提前把你们找来商量商量，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图22 杜润生熊：那次会议有多大规模？李：大概二十多个人吧，这种会以后开过多次。我认识一些从院机关过去的参会者，譬如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生物学部的过兴先（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前是浙江的地下党）和薛攀皋，政策研究室的朱琴珊、黎功德，计划局的徐简。还有汪志华，计划局局长，原西南联大数学系的高材生。汪志华是林鸿荪介绍给我认识的。林鸿荪说，1956年搞科学规划的时候，他就跟汪志华在一起。当时还有苏联专家参加规划，他们中有些人对汪志华非常佩服，觉得他见解很高明，说他工作能力很强。在我们这个咨询组里，汪志华、过兴先年龄较大，职位也比较高。杜润生对他们比较倚重，特别是汪志华。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杜润生的得力助手。“文化大革命”中杜润生受到猛烈的批判和攻击，汪志华也未能幸免。一些品质恶劣的人对汪志华威逼利诱，让其揭发杜润生。最终汪志华宁死不屈，被迫自杀，但他保住了自己宝贵的气节和尊严。此外，研究所还去了一些人，但不是每个所都有人，而且，有的所经常换人。譬如说物理所，原来是一个姓许的人参会（此人资格很老，原西南联大毕业的），后来换成了陈春先。再如化学所，换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是陶行知的儿子叫陶冯，后来陶冯不干了，又找了一个姓马的人去。没换人的研究所，大概只有数学所和力学所，数学所的田方真和力学所的我，自始至终都参加这一系列会议。熊：所里的参会者是不是也普遍有一定的职位？李：都是和我类似的业务负责人。熊：这种会议大概多长时间开一次？李：大概个把月开一次吧。有时还让我们放下所里的工作，到宾馆（科学院在那里包有房间）住一段时间——通常是帮院里搞什么文件，有时也讨论讨论过去工作的得失，总结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同时花时间也是比较多的一次是拟科学十四条。实施“八字方针”时，为了调整政策，党中央出台了农业60条、工业多少条等，然后有科学14条。 14条说是党中央的，实际上是由科学院来制定的。我们都具体参加了这个东西的拟订。写这个东西时，我记得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是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过去说基层党支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因为基层党支部往往由小年轻构成，他们才入科学的门，又怎么去领导？所以就改做基层党组织起保证作用。还有一个是要保证研究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去搞业务，后来规定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只有六分之零点五，也即六天当中只能够用半天时间来搞政治学习。当时还讨论了以任务来带学科究竟对不对。当时讨论是比较多的。我觉得，杜润生这个人脑子非常灵活。熊：这些活动一直都是杜润生主持的？李：一直都是杜润生主持，而且他自始至终都盯在那个地方。熊：这些都涉及大政方针的制订啊。张劲夫参加过吗？李：张劲夫没参加过，都是杜润生抓的。科学院的人曾开玩笑说：科学院有一个“山西帮”，好多山西人，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都是。我觉得杜润生是老干部当中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有充分的估计。好多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不切实际的指责，他经常会为此而很动感情，甚至跳将起来。记得有一次，杜润生问一干部： “某人怎么样啊？”“还好，就是开会不积极发言。”杜润生听后，很动感情地说：政治上表态谁不会？我计较的是他的科研工作做得如何！因为尊重知识分子，杜润生在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中威信很高。我给你讲一件事情。钱学森入党，力学所党委书记杨刚毅是介绍人。还需要另一个介绍人，杨刚毅跟钱学森讲，你觉得院领导里谁的政治水平高？可以请他来做你的另一个介绍人。后来，钱学森就提了杜润生。所以，杜润生和杨刚毅是钱学森的入党介绍人。杜润生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在党组做重大决定前，会召集我们开会，每次开会他都自始至终全在场。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公共政策的制订，理应在事先征求意见，而直到现在，我们的好多决策还是依领导人的一句话而定的。李：对。兼听则明嘛。本文摘自2017年出版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书，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原书。春源视界编辑时，在“今日头条”知识分子版本基础上丰富了澎湃新闻版本的图片，并增加了个人收藏小册子《钱学森讲话文章》照片一张。春源视界以为，纵向地看问题，我们今天相比过去，进步是巨大的，但是也必须客观地看待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走好当下的路，做好明天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人总想用昨天的事情来质疑今天。历史即便不是处处温情，有时候还很冷酷，但是我们还是得以发现很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情，体会到前辈们行进的艰辛和痛苦乃至于莫大的牺牲。很多牺牲我们是知道的，比如郭永怀，还有一些人我们以前不够了解。甚至于像林同骥院士，我们从前大体了解其成就和名望，但是在细微处，他的家国情怀和对经历苦难的宽恕大度，让人汗颜。在新中国科技发展之路上，前辈们的付出，比我们从前的认识、想象，都更伟大。当然，人无完人，他们也各有各的不足、缺点甚至是各有遗憾，但正因为不是完人，才是真正的大写的人。放弃即将到手的美国学位回国，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真是很多。面对他们的坎坷经历，后人只有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才符合他们的心愿，才是最好的纪念。如果只是对历史充满怨尤，我想，并不对头。从一个国家、民族角度看问题，前人所走过的路，崎岖、曲折，综合起来看，是值得敬畏和敬重的。它所给予我们的，应该是坚定不移地，复兴的希望。
j********u 发帖数: 1	2 钱学森参加过美共，实锤了。FBI对他的调查也是顺理成章。
s*****r 发帖数: 43070	3 苦逼的力学，没法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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