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itary版 - ***著名华裔翻译家巫宁坤于今年8月10号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 一九五一年初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撰写论述爱略特（T．S ．Eliot）的文艺批评传统的博士论文。不料突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我尽快回国担任英美文学教职，随后，也收到中国国务院发来的信，热烈观迎留学生回国工作。 我去国已七年，近年接国内亲友来信，大都对新中国赞不绝口，令我心向往之。我便不顾国外一些亲友的告诫，毅然放弃论文的写作，应聘回国。八月中旬，我怀着满腔游子还乡的激情，带着几大箱进步书刊，到达新中国的首都，即将在风光旖旎的燕园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庆幸。 发表时间 11-08-2019 media 巫宁坤及其妻子李怡楷（年代不详） 思想改造；初尝洗脑滋味 我回国不过两个月，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周恩来总理做报告，他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我听得头昏脑涨，不禁想到送我上船的朋友送着说的在大陆会被「洗脑子」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而批判的重点又是「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来工作组，领导运动 ，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 经多次大会、小会批斗后，校长被宣布为「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份子」，停职反省。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陆校长最赏识的学贯中西的典范、美语副教授吴兴华也登台控诉，慷慨激昂，俨然把校长当作美帝的化身，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本校一名应届毕业生，也登台昂然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 紧接着，全体教授分别在各系学生中作「自我批评」，接受学生「帮助」 ，人人过关。 轮到我在西语系全体师生大会上检讨，我坦承自己多年来迷恋西方文学，脱离祖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最需要改造思想。没料到学生积极份子纷纷指责我，我平日与学生交谈中的三言两语竟都被记录在案，再加上一本被学生从我书架上借走的美国普及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我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罪证，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太落后了。 思想改造刚告一段落，领导就宣布「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并入国立大学。燕大校园成为新北大的校址，部份教师分配到其它高等院校，我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事后听知情人说是因为我历史未查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偕家母来到南开大学，住进两小间临时建筑。我被分配教三门课，我的工作量是全系最大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单调，但更苦的是刻板的政治学习和没完没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认为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从生活中消失了，老于世故的同仁人人谨小慎微，而我这张没遮拦的大嘴巴偏偏不时冒出一些不中听的「怪话」，在小组会上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五五年九月一日，新学年开始，但并未上课，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谁料到我竟中了头彩，当上了头号「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学院的教师大会上被揪了出来。积极份子一个接一个发言，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把一个曾担任过伪满皇帝溥仪的俄语翻译的教师吓瘫在地，被人抬了出去。 中午休会后我刚回到家中，跟着就闯进来三男一女，自称是公安人员，奉命前来搜查反革命罪证。一个男的对我本人进行人身搜查，那女的对我的老母和怀孕的妻子进行人身搜查。另两个男的翻箱倒柜，既找不到「武器 」，更找不到「电台」，不免失望，只得拿走了我的信件、地址本、札记等等。 我还来不及吃一口午饭就被叫去参加下午的批斗会，一直闹到傍晚。会上宣布我不得擅自离校，不得在家接待亲友。上、下午开会成了常规。每次会上，主持人都要重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老调，动员我「彻底坦白自己的罪行」，我绞尽脑汁，却仍然一无所获。 开学三周以后才上课。但是，英语专业却停办了，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我和另两位教师还被软禁在家中。 一月初，妻子临产时，我还不能送她去医院，她只能孤身一人搭公交车去市内，当夜生下了头胎的儿子，我给他取名「一丁」，祝愿他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当个普通人。 不久以后，周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给知识分子松了绑，南开大学的「肃反运动」虎头蛇尾地收场。后来市委派来的一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很抱歉地说：「你刚回国不久，对政治运动一定很不习惯，好在这种运动今后保证不会再有啦。」 五六年夏，我被调回北京，在颐和园附近的一所外语学院任教。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人心，新中国眼看就要进入一个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时代。我也开始期望浪费了几年大好时光之后，从此可以在工作中发挥我的专长，同时跟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儿子过上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反右运动：掉进阳谋陷阱 五七年「五一」劳动节，党中央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带来了全党全国的「大鸣大放」，「北京之春」俨然如花似锦。 运动在学院起步较晚，一位副院长、当年在延安经过「整风」洗礼的日本留学生，接连三个晚上到我家来，动员我带头在即将召开的「鸣放会」上发言，向党提意见。他反覆交代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就在会上发言了。 我首先提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大学遭到无辜迫害的情况，要求南大党委向我们全家赔礼道歉。接着我赞扬「双百方针」，赞扬共产党要求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对言论自由是极大的鼓舞。 「北京之春」昙花一现，「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变成了暴风骤雨的「反右运动」。我掉进了「阳谋」的陷阱。我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平日在会下和同事同学们的闲谈，都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不久以前反覆动员我鸣放并主持会议的副院长，又亲自主持了一次又一次名为「大辩论」实为大批斗的会议。 最后，院长兼党委书记、一位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召见我。她说，根据我的「三反」罪行，可以枪毙我，但是，党是宽大的，不但不枪毙，而且不定为「现行反革命」，只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在当时是对「右派」最严厉的处分。 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时，无言地告别已怀孕七个多月的妻子，钻进一辆来抓我的军用吉普车。我随身带了一个旧的洗衣用的布口袋，妻子在里面为我放了几件换洗衣服和盥洗用具，还有两本书——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一本新近出版的《杜甫诗选》。 我本以为车子是送我去农场劳动，哪知道我被送进了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内新近开业的劳动教养所。我被关进二楼的一间监房，二十来个中青年男子，个个囚首垢面，坐在铺着水泥地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两三名，其余大多是「历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坏份子」，大家都感到惊讶，竟然会有一位大学教授来和他们为伍。 在劳教所一关就是四、五十天。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一日两餐啃有霉味的窝头，日日夜夜闻屎桶散发出的臊味，倒有点「久而不闻其臭」。 六月五日晚饭后，我正在翻看《杜甫诗选》，忽然接到妻子从海淀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于三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恰巧我刚读过杜甫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我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都不得见，只得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 ，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劳改营：北大荒的冰天雪地 六天以后，奉旨离京。午夜时分，八百多名「劳教份子」浩浩荡荡乘「专列」，由大批武装警卫押送到与西伯利亚为邻的兴凯湖国营劳改农场，通称北大荒。我们在湖边一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搭起帐篷，投入建设「八分场」的劳动。 第一项任务是造一条几里长的导流堤，防止洪水泛滥，作为垦荒准备。就地取材，挖土造堤。这里夏季日长夜短，我们从日出苦干到日落，每天十多个小时，又累又饿。蚊子和小咬成群，戴着防蚊帽干活也难逃叮咬。赶上大跃进「放卫星」，还得连轴转。 九月中，导流堤完工，我们搬进自己动手盖的牢房，准备过冬。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我们照样在户外劳动，最低气温摄氏零下四十度。冬天小兴凯湖冻得死死的，我们就成群结队拉着耙犁到湖上去收割芦苇，运到一座计划中的大型造纸厂工地，有一次我差点儿在突如其来的烟儿泡中送了命 ，而这个造纸厂始终也没动工。 另一项冬季劳动是把农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航道加宽加深，建成一条运河 。先用冰镐把航道里的冰切成整齐的大冰砖，再抬到两岸堆砌成冰的长城。再用镐把航道的冻土一点一点挖走。春天一到，冰的长城融化成水，流回加宽加深的航道，一条运河「水到渠成」了。我这才明白，一提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我们的史家和政客就赞不绝口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清河农场：大饥荒的死亡边缘 一九六零年十月，农场的全部「右派」三、四百名奉命转移到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清河劳改农场，大家都很高兴，一来离亲人近多了，二来靠近首都伙食肯定会好一些。谁料到，三餐改为两餐，吃的是代食品，加上干白菜帮清汤。越来越多的人患上浮肿，大便时鲜血淋漓，痛苦呻吟。政府已无力养活犯人，却继续强迫他们劳改。 两个月以后，农场领导人在大会上宣布，奉上级指示，为了进一步体现党和政府的宽大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准许「劳教人员」写信回家，要家属送食物来。这么一来，犯人的死活变成了家属的责任。 我是全中队第一个患浮肿的，有时已不能上工，再饿下去就人命危殆了。妻子远在安徽，靠微薄的工资抚养两个孩子，度日如年，我怎忍心向她告急呢。无可奈何，只得向妻子在天津的亲人和我在北京的妹妹求援。亲人们得信后，急如星火送来从黑市用高价购买的营养食品，使我的病情有所缓解。 五月的一天，一位管教干部吩咐我领三个人到农场一个僻远的角落去埋一个死人，我发觉死者原来是在同一炕上睡在我右边的「右派」。既然今天我来埋他，谁知道明天睡在我左边的「右派」会不会来埋我呢？我和妻子一别三年了，我还能见到她吗？我沉不住气了，马上写了一封短信，要她「来见我可能是最后的一面」。 她接到信后，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带了一丁千辛万苦前来探监。一见到我活像个饿鬼，她自然惊惶失措，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去北京向学院求情。那位副院长听她汇报了我病危的情况后，无动于衷，却大谈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让她鼓励我加强改造。妻子忍无可忍，针锋相对地答道：「院长同志，您说得不错，宁坤需要继续改造，但他活不下来怎么改造呢？不错，全国都有人饿死，难道硬要一个教授活活饿死在狱中吗？再说，让一个教授这样饿死狱中，对学院、对国家有甚么光彩呢？宁坤的生死掌握在学校的手中，请你救他一命吧。」 副院长竟然松了口，答应想办法。妻子又二次探监，告诉我北京之行的收获。那天是儿童节，她带着一丁来探望似曾相识的爸爸。两天后，她又着一毛来认从未见过面的爸爸，那天是她的三岁生日。一个月后，我奉准「 保外求医」，回到了妻子身边，由她瞻养。 文革：在红卫兵的蹂躏下偷生 一年后，「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我也沾了光。我的身体已逐渐复元，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当上了「临时工」，月工资六十元，不及我原工资三分之一，还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但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细推物理须行乐」了。 六三年七月二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我给他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次年七月四日，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复工职，继续当临时工，每月加十元工资。我们的座右铭是「知足者常乐 」，只要一家五口能岁岁平安地过日子，就于愿已足。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又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卑微的心愿。 六六年六月六日深夜，安徽大学两、三千学生倾巢出动，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时，我班上的学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冲往我家，把我从床上揪下来，连拖带拉押解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水泥篮球埸。几十名教授、讲师都直挺挺地跪在当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的学生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了下去。 从此我又成为「专政对像」，株连全家大小。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要她检举揭我的反革命罪行。三个孩子经常听同学骂他们是「小右派！小反革命 ！」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成天孤孤坐在一个墙角，看别的孩子嘻嘻哈哈玩乐。八岁的女儿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照着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描了「打倒反革命份子巫宁坤！」 八月中，「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回校后推广「革命造反经验」，甚么大会批、小会斗、挂牌游街示众、罚款、扣工资、等等，更是家常便饭。外语系的「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抄家，连我家的自行车都被不由分说推去「革命」了。每月七十元的工资减为十五元「生活费」。九月，又勒令我久为糖尿病所苦的七十多岁的寡母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安大，回原藉扬州。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看着老人家白发苍苍 ，苦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两年后她因缺医少药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六七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阶级敌人」。安大的「牛鬼蛇神」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上自校长夫妇、各党政部门领导人、绝大多数教授，下至临时工和掏粪工人，彷彿也有点「大联合」的味道。我这个小小临时工竟然也算一条大鱼，和校、系领导人平起平坐。我不禁想起「反右」时，我成为众失之的，有时也曾怀疑回国是否我咎由自取。环顾左右，真可说「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牛棚」生活常规是白天劳改，晚间在小组会上交代问题，或在大会上接受批斗。所有脏活、累活都成了我们的专业，因为革命师生和工人都忙于「干革命」。劳改时间长达每天十小时。我有过在北大荒三年苦刑的熬炼 ，在一群文弱书生之中当仁不让当上了重劳动力。合肥的盛夏气温经常在摄氐四十度上下，不但无雨，而且无风。从早到晚，或是拉着满满一皮车红砖，奔来跑去，或是在农场车水抗旱，苦不堪言。 牛棚：领教工人阶级铁拳专政 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辙农时，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 。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 「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 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 ：「死不了，有甚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瞧就是啦。」 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人小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 ，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署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沉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 。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失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沉瞎子否认自己曾参与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沉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枴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从马鞍山钢铁厂派来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到，工人师傅们也认为安大对待「牛鬼」太宽大了。杀气腾腾的刁师傅每天吃完晚饭就驾临「 牛棚」，帮助「牛鬼」触及灵魂。 第一个得到他帮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学专家王教授。王教授身在「牛棚」，心中系念老母，昏昏沉沉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字一字打了叉，被同屋的「棚友」揭发。刁师傅每晚来逼他承认是蓄意反对毛主席，得不到满意的答覆，就左右开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有一晚，刁师傅酒性发作，挥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脸肿，血肉模糊。 六九年五月，「清队运动」开始「落实政策」，大多数「牛鬼」都陆续「 解放」，下放农村。我妻子子儿女，沾了我的光，也在「光荣下放」之列 ，而我本人继续关在「牛棚」接受审查，又折腾了一年，才「落实政策」 ；停发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前往我家人所在的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总算出了「牛棚」，当上「不给出路的政策」的典型，成了广阔天地的无业游民。直到文革快结束时，再一次「落实政策」，有了碗饭吃，苟全性命于乱世。七九年，错划「右派」得到「改正」，但时至今日，竟然连生存权也被某些狠人剥夺了，难道历史非得走回头路不可吗？ 回顾一九五一年回国以来，每逢大、小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到头来，「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痛定思痛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