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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23 | 1 北有老李 北有老李 微信号
功能介绍
北有老李
原标题：父亲的战友
作者：马老鬼
01
在修改了个别错字之后，发现新浪网已把这篇文章封闭，总说网络繁忙，请稍后再存。
结果永远无法存储。
他们删除也不正大光明，而用这种诡计手法。
我只好将原文修改，压缩成这篇。
一、父亲的战友资格很老，官儿不大
看到父亲文革中写的一些交代材料，感觉父亲身边的几个战友资格很老，官却不大，都
比较受压，不官运亨通。
什么原因呢？
百思不解。
比如马载，原十分区地委书记，1926年入党，黄埔四期学员，跟林彪是同学，解放前曾
任热河省委副书记，解放后却去石油部当基建司司长，以后又调到四川石油学院当院长
，级别一直原地不动。
原十分区地委书记，1926年党员马载
02
还有侯薪，1926年的党员，解放前当过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可解放后仅
任商业部人事局长，离休前只是中国科学院学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办公室主任。
抗战初期侯薪曾任阜平县县长、县委书记，而同期担任此职务的王平，1930年才入党，
解放后却授衔上将，总后政委，两人有天壤之别。
还有张平之，父亲的好友，深泽老乡，也是1926年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交通
银行总经理，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以后一直原地不动。
1926年老党员侯薪（191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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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老党员张平之（1910–1987）
另外，父亲有位在南京工作的好友齐健秋，是1928年的老党员，河北蠡县人。
抗战初期做过张仲瀚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江苏省教育厅和省科委当领导，可能
因为属于知识分子干部，一直受压，最后也就是厅局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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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老党员齐健秋（191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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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老党员何朗明（1910–1984）
06
这些老干部为党工作多年，忠心耿耿，却始终不被信任和重用，甚至被打压，如1927年
老党员何朗明。
闲暇，我常常琢磨这个问题。估计有山头原因，实力原因，还有政策原因。
据中共河北党史有关资料记载：河北在大革命初期就有了党组织。
1921年3月，邓中夏受李大钊的派遣，来到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宣传马克思主义，
组建了共青团组织。
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中共北方党组织又派遣邓中夏、何孟雄到保定从事建党活动。
1922年冬，保定已有共产党员。1923年8月在安平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4年，河北建有中共党支部13个。1925年已增到49个党支部，中共保定支部也在这年
成立，书记先后是史文彬、张廷瑞、张福堂。1926年河北增加到124个党支部。深泽县
支部就是1926年4月建立的。
书记是王子益。可以说，保定地区是中共早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到1927年8月，
顺直省委所属共产党员（包括北京、天津）已有2，600多名。不过，这些20年代的河北
老党员解放后全部默默无闻，没有当太大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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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肯定与党内派系有关。由于党内派系错综复杂。以井冈山的毛泽东势力最大。
北方局的历任领导李大钊、王荷波、贺昌、孔原、高文华、刘少奇等的人脉势力根本无
法与毛的中央红军嫡系队伍相抗衡。
北方局下属河北省委的干部自然不是嫡系，不可能担任重要职务。保定地区的干部虽然
资格老却进不了核心，这是党内派系，山头的原因。
还有一个实力原因。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党员均从事地下工作，知识分子居多（当时高小
文化就算知识分子，河北较富裕，有小学文化的很多），赤手空拳，不带兵打仗。
他们没有队伍，没有枪杆子，在党内缺少实力。而红军干部掌握枪杆子，握有部队，实
力雄厚，在党内的话语权肯定高于白区干部。
夺取政权后，各省市主要领导当然要被红军干部所掌握。
但北方局的地下工作也是卓有成绩的。可以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顺利创立与河北省
20年代就有党组织大有关系。
08
由于有党的早期影响，才能迅速建成了一个那么生气勃勃的，全国首屈一指的根据地，
被毛泽东赞誉为“模范根据地”。
这其中早期党组织和老党员的功绩显而易见。可晋察冀的这些做地方工作的老同志，除
去中途变节退伍的外，多数后来却不同程度遭到贬抑，这里就有政策原因。
据知情者披露，毛泽东曾对白区干部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的政策。
解放后的历史证明，这一政策被广泛地执行。
比如侯薪解放前当过中共保定市委书记，解放后再也当不了保定市委书记。
北方局老领导刘少奇、彭真自然会尽量减少这一干部政策的消极作用，可对一批20年代
的河北老党员的命运仍然还是发生了影响。
由于极左意识盛行，倘若北方局下属的同志再被捕过，那就雪上加霜，命运更加坎坷。
文件上固然没明讲，但很多领导心目中都认为凡被捕过，活着出来的人都有叛徒嫌疑，
必须提防。
原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的遭遇就非常典型。他1941年11月被俘后，关进石家庄，后押到
北平。在从北平押往保定时，冒险跳火车逃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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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曾当面向聂荣臻司令员陈述逃跑经过，却不被信任。送到延安长时间审查，为此朱
占魁愤而以死抗争，投崖自杀。跌伤后被抢救过来。
为顾及影响，给他安排个没有实权的副旅长干。
多年后，旅日学者萨苏在查阅日文史料中，发现当年朱占魁的确是“跳火车”逃回来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详细记述了朱占魁跳车逃跑的过程。
并承认“要让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是很难办到的。”
解放战争中，朱占魁在战斗中再次被国民党俘获并变节，后又率部起义投诚。国民党有
关文件写道“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深深体认，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其本质总是难以改变的。
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可作为我们反共斗争中惨痛的教训。”这两段史料足以证明：朱占
魁在日本兵和国民党眼里，始终是不肯背叛共产党的一条汉子。
然而解放后却判处他无期徒刑。1975年被特赦，坐牢24年，恢复投诚人员身份。
马载、侯薪估计也是由于多次坐牢，而一直难以获得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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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亲身边有多个战友不幸挨整
感觉父亲非常胆小怕事，在官场上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估计他是被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给震慑住了。根据他履历表上填写的证明人，很顺利地找到一些他的老战友的姓名，可
其中很多都遭到了整肃，这似乎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1）张明（1905–1938）
母亲的好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朝鲜人张明的遭遇，父亲肯定多多少少会
知道。
因为张明1932年初到保定二师任教，在保属特委领导下工作，而父亲也隶属于保属特委
（这年被派遣到涿县筹建县委）。当时地下党员寥寥无几，他们很可能有过接触。谁曾
料到这位参加过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的朝鲜同志，去延安后不久即被当成日本特务秘
密处决。
张明1905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14岁来到中国。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1927年12月
参加了广州起义，后又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领导农民运动。1929年定居北平，曾任中共
北平市委组织部长。
1932年来保定二师工作。8月，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向河北省委发出了《保定特委部署
蠡县、高阳游击战争致省委的报告》，肯定了这个带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报告。
张明却表示了不同意见。
为此，河北省委严厉批评了张明：“反对武装起义的人是害怕革命，是反革命分子。”
11
张明不服，独自去北平向上级党组织申述了自己的意见，阐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搞
武装暴动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但他的意见又遭到上级党组织的否定。
在得知高蠡暴动失败，牺牲了数十名同志后，张明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
自己的不同意见，并联合25位持相同观点的党员一道联名写了份意见信。
然而上级领导却据此认为张明是右倾分子，正在走上托派的道路，对他产生怀疑和排挤。
后因叛徒告密，张明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仍积极为党工作。
1936年，张明成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劳动党驻陕北苏区代表。由于他明确反对高
蠡暴动，又两次被捕，曾在日本监狱关过，被某些领导怀疑是托派分子、日本特务，
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对张明进行了审查，后经康生批示秘密处决。
直到1983年中央组织部才给张明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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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在延安失踪后，其妻赵亚平很快就被撤销了冀中妇救会主任的职务，被调到《晋察
冀日报》做编辑。解放后当过妇女干部学校的副校长。
赵亚平与父母的关系异常密切，是母亲能够推心置腹说话的挚友。60年代，她家与我家
离得很近，走路10分钟。几乎天天都要串门。
2）贾振峰（1909–1939）
父亲的履历表上记载，在1932年1月到9月期间父亲曾在河北涿县乡村师范教书，作为保
属特派员从事地下工作。证明人是贾振峰。
根据《保定人物志》介绍：贾振峰是深泽县小贾庄村人。1927年参加中共，曾任中共保
属特委书记，参加和领导过高蠡暴动。失败后躲避起来，最后转移到天津，曾任天津市
委书记，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苏州监狱。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被释放，辗转来到延安。1938
年4月，由陕北公学介绍到山东工作，任中共山东分局抗日军政干校教务主任。1939年
上半年被中共山东分局的保卫部门定为托派逮捕处决。1985年10月20日，被平反昭雪。
深泽老乡，老干部武光特写诗纪念：《悼贾振峰同志》
抗战方酣杀敌忙，生死关头宜自强；
霹雳大祸从天降，有人诬尔为托帮。
日寇求除兄先亡，非死敌手系内戕，
绝世奇冤终平反，遗恨长存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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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英（1906–1994）、王郁文（1919–1976）
原天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英
杨英是父亲在十分区的老领导，原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常委，市
委组织部长。
1954年，随着高饶事件被揭露，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指控杨英和市委常委、市委工
业部长冯文彬暗中勾结，进行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
经中共中央批准，1955年7月天津市委撤销了冯文彬、杨英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冯文彬由6级降为8级，杨英由8级降为13级。市委并将这个决定在全市党内传达。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又将天津市委对冯杨的处理报告批转全国党内传阅。杨英随即被
下放到天津东郊的双桥农场当副场长。在天津党史上这被称为“冯杨事件”。说他们进
行反党宗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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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杨被处理后，下面又倒了一批干部，其中就有父亲的搭档，老战友王郁文。1942年9
月父亲任十分区第一联合县县长时，王郁文任县委书记。
当时他的名字叫王达，河北省安平县张庄村人，1937年参加中共。有关王郁文的事迹在
网上可以找到。解放初曾任天津北郊区委书记、和平区委书记。
在战争年代，此人非常勇敢，被老百姓交口称誉；解放后依旧刚直敢言，结果被打成冯
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从10级降到14级。
发配到天津红光农场任副场长。文革中，牙都被造反派打掉。
父亲与这两个十分区的老同志非常熟悉，不曾想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反党分子。
4）苏玉振（1919–2012）
原保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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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斗争中，父亲在十分区的老战友苏玉振也被打成了右派。1939年父亲曾任霸
县县长，而苏玉振不久就调去霸县做县委书记，他们知根知底，关系密切。
解放初期，苏玉振曾任天津专区公安处长。1952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被
判处死刑后，株连了一些干部。
天津地委委员8个人中有两个被开除党籍、两个留党察看、四个撤销党内职务。苏玉振
就是四个撤销党内职务的之一（1983年处分撤销，予以平反）。随即公安处长被罢免，
调到省委统战部任副处长。1957年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反右期间，苏玉振被定成右派，从13级降到15级。据苏玉振说，文革中，连造反派都觉
得他这个右派当得冤。只不过奉领导之命，在会议上宣读一下统战部替民主人士王葆真
辩护的意见。
父亲多年来一直与苏玉振保持着联系。2012年盛夏，我曾与住在医院里的苏玉振老人通
过电话。
他听说我是马建民的儿子，非常激动，竟然哽咽了起来。当时，他已经93岁，早已从保
定市人大副主任退下来。可能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百感交集。
我们此前素不相识，这是第一次通话，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承诺有空时
一定去保定看他。不料通话后2个月，老人就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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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朗明（1908–1984）
原建工部办公厅副主任，1927年老党员何朗明
1965年四清期间，父亲的好友何朗明突然被揪出来，逮捕入狱。这肯定对父亲刺激很大
，十分的震惊。
何朗明也是深泽人，1927年的老党员，在冀中干部里大名鼎鼎。他是光头，身材魁梧，
双眼炯炯有神，说话洪亮。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形势极端残酷，冀中根据地不复存在。
为保存有生力量，经七地委书记张达、副书记张庆春同意，何朗明来到敌占区隐蔽和工
作。
但下面的同志并不知情，误以为他叛变投敌。
为此，深极县委还曾决定处决他。他闻讯后没有逃跑，反而去寻找县委。他对前来处决
他的县委书记张亮和王培陈述了实际情况，终于消除了误会。以后恢复了党籍。
父亲跟何朗明的关系极好。两家孩子的关系也极好。父亲前妻的女儿从农村来城市就是
何朗明在龙烟铁矿当党委书记时给安排的。我们都叫他何老浪。哥哥还与他大女儿交过
一段朋友。
1947年，何朗明在安平县领导土改时，曾破获了一个以韩万堂、高俊英为首的国民党特
务组织，结果引起了党内个别同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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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何朗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讲述为破此案自己的遭遇。中央责令刘澜涛、林铁
处理。
结果河北省公安厅长陆治国、唐山市公安局长李小章、省检察院处长焦玉珊及深泽老乡
何绳武、王培等都受到了批评处罚。
这些人对何朗明怀恨在心，暗中活动，捏造事实，不断举报何朗明是叛徒、日本特务……
1964年开始四清，原中监委派驻的四清工作队一到建工部就把矛头对准了部长刘秀峰。
身为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朗明看着不公，曾当面跟分管建工部的薄一波争辩过。后来为此
还给毛主席写了封长信，揭发建工部四清工作队的一些极左做法，反对把建工部说得漆
黑一团，替刘秀峰鸣不平，结果此信惹了大祸。
工作队对他恨之入骨，利用过去举报他的材料，把他的历史问题又翻了出来，硬说他是
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
该工作队推翻了以往各级党组织为何朗明做的没有问题的结论，拼凑了三大罪状：一、
投敌叛变，充当日特，出卖我根据地情报；二、利用职权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三、残
害村干部、贫下中农和陷害党员干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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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如此狠整何朗明是为了整倒部长刘秀峰，说他重用包庇坏人。1965年1月何朗明
被正式逮捕，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央还下发红头文件，把建工部揪出日本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何朗明的情况作为
四清运动的重大成果传达到中央各部委、各省市。
何朗明案成为四清期间，被逮捕的党政干部中的一个著名案件。
由于何朗明曾担任安平县委副书记，帮过河北省委一把手林铁的夫人弓彤轩的忙，结果
林铁也受到牵连，说他包庇坏人何朗明。
何朗明是父亲的深泽老乡。他为人仗义，经常替别人打抱不平。
但脾气大，嫉恶如仇，整人也凶狠，冷酷无情，伤了一些人。1964年那时，人们都爱上
纲上线地分析事物，宁左勿右。
何朗明又搞过一段公安工作，得罪过一些公安系统的干部，就成了这些人的眼中钉、肉
中刺，最终在四清中被整成坏人，逮捕入狱。直到1978年才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4
月保外就医，坐牢14年。
19
何朗明出狱后，哥哥青柯多次去他东四的家中看望。80年代初，何朗明曾到中纪委反映
，要求彻底平反。黄克诚书记亲自接见过他，并安慰道：“我听说过你的事情，老同志
受了多年的委屈，我们很快就会给你落实政策，回去等着吧。”
可惜黄克诚因病无法工作，何朗明的案子又落到了原来处理他的人手上，认为四清的成
果不能否定，坚持不给平反。
1984年何朗明病逝，终年76岁。后来，连当年对何朗明有意见的陆治国（1973年恢复工
作后曾任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都说：敌伪档案里并没有查到何朗明投降叛变的记载，
我们的地下组织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何朗明去世6年后，199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准，北京市高院再审，终审宣判何朗明无罪。
判决书说：原判认定：一、何朗明1942年去敌区投敌叛变，充当日特，出卖我解放区大
量情报，破坏我党京津贸易机构是没有根据的；二、认定何朗明利用职权为地主岳父反
攻倒算，亦缺乏证据，均不能成立；三、原判认定何朗明残害村干部和贫下中农以及捏
造罪名诬陷党员干部和群众等事实与实际不符。
何朗明在工作中确实有错误，但不构成犯罪，不应以犯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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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判决书把那三项罪名全部否定，既然何朗明被宣布无罪，当年建工部开除其党籍、
公职的根据就化为乌有，理应恢复他党籍和公职。
但建工部说此案是中纪委办的，党籍和公职问题必须由中纪委定夺。
可中纪委却坚持当年处理正确，何朗明的问题不能平反。
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书（1979）高刑监字第273号宣告何朗明无罪
2004年何朗明的子女再次给中纪委写信，托哥哥马青柯交给101中的同学曾庆红，曾庆
红批给中纪委。
中纪委在复查后，依然维持原来结论。
四清运动是根据毛泽东1962年9月提出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
指导思想进行的，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伤害了成千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应
该予以否定。
而建工部是四清运动的重灾区。打倒了部长刘秀峰、办公厅主任王应慈、研究室主任王
唐文等多位老同志，株连的更多。
更是绝对应该否定！刘秀峰1971年被迫害致死。1980年被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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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刘秀峰部长被诬陷，当时的研究室副主任廉仲、屈飞等都曾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
对薄一波和四清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他们均被打成刘秀峰反党集团成员，但最后都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唯有同样为刘秀峰说话，给中共中央主席写信的何朗明却至今没有平反，恢复名誉。估
计是有几个大领导都在这个案子上表过态，因此将错就错到现在。
何朗明的遭遇对父亲的震慑可以想象。昨天还一起吃饭喝酒，今天就被逮捕，进了大狱。
6）邓拓（1912–1966）
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说：“现已查明他（邓拓）是
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
在党报上公开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一击。
已经挨批很长时间的邓拓2天后在家中自杀。
父亲1946年调到《晋察冀日报》任秘书长，即天天与邓拓共事。邓拓的爱人丁一岚说：
当年邓拓、胡开明、马建民三家住的地方都紧挨着。
解放后父母与邓拓夫妇俩还一直互有走动。
为此，文革开始后，父母多次在检查中交代和解释自己与邓拓的关系。
老革命邓拓一转眼就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坏人，成了全国大小媒体激烈批判声讨的大黑帮。
父亲肯定非常恐惧。他立即把邓拓写的一副挂在他卧室房梁上的“气冲霄九”横幅给摘
下来烧掉，并焚烧了两人来往的所有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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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亢之（1915–1968）
原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
随着文革的深入，1968年春天，父亲的深泽老乡王亢之自杀身亡。抗战期间，王亢之曾
被敌人抓住过，但冒险逃脱，这就成了他的一个污点。
1947年，王亢之调到《晋察冀日报》任总编辑，父亲曾与他短暂共事过。
解放后，王亢之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后又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
1968年2月28日，江青等接见天津市各方代表时，硬说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
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
在场的王亢之自然不能同意。江青在大会上气势汹汹说：“王亢之，你是叛徒，是特务
，你领过帕司（通行证），你要老实交代！”亢之当场站起来辩解：“我不是叛徒，也
不是特务，更没领过帕司。”
顶撞了江青之后，他预感到自己没有好下场，隔了一天，于3月1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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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亢之是深泽人，深泽县是个老区，老干部很多。江青恶狠狠地说：“深泽县有一
个很大的叛徒集团”。随之天津市抓了307个“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
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
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也先后揪出了1500多人叛徒。
所以，深泽老乡王亢之被打成叛徒后，父亲极度紧张，在家里说话声都跟蚊子叫一样，
好像声音大了会把造反派给招来。很快各单位都开始响应江青指示，积极追查深泽县的
叛徒。
父亲作为老干部被三结合进北师大革委会里，立马给从革委会清除出去。他被视为有叛
徒嫌疑，终日坐在小马扎上反省和交代。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
为表现态度好，竟把母亲的入党时间有所隐瞒的问题也交代了出去，导致了夫妻之间最
深最深的裂痕。
……
在耳闻目睹了身边这些熟人的最后结局，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或是蹲大牢，父亲自然变
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
官场如坟场，说完蛋就完蛋。党内斗争你死我活，血腥而无情。
父亲领教了革命不但会被敌人杀害，还会被自己人处决——他自然害怕，失去了早年的
热情和斗志，不求上进，但求无过，保住自己不挨整变成了生活的首要任务。
何朗明得罪人，导致蹲大狱的教训让类似我父亲这样的干部越来越多，几乎都成了惊弓
之鸟，在外面谁也不敢得罪，畏首畏尾，唯领导是从，见了扫大街的也点头哈腰，毕恭
毕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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