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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节传
[摘要]1960年中国首次从加拿大进口粮食度荒，并由此改变此前的粮食自给自足现状。
中加小麦贸易不仅可以巩固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改革，也可使中国重返加拿大与西方市
场，使外贸渠道多样化，同时还促进了中加建交、打破美国的封锁孤立政策。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粮食自力更生的政策。1960年年底，
由于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中国向加拿大等国购粮以度灾荒，而当时加拿大也因国内粮食
过剩而积极寻求国际市场。这是一宗互补的买卖，双方从此做起了长期的粮食贸易，也
称小麦贸易。1961年1月31日，周恩来对到访的越南副总理阮维桢说：“我国建国十一
年来，每年都出口，从未进口过粮食，今年被迫进口粮食了。”[1]事实上，中国也是
农业大国，一般不进口粮食，还大量出口大米和大豆。最初讨论销售小麦给中国时，加
拿大政府也曾认为这就如同把钢铁卖给纽卡斯尔(英国钢铁基地)一样，因为中国每年收
获50亿蒲式耳小麦。[2]那么，1963年中国度过灾荒后为何还长期从加拿大购买粮食呢?
一、巩固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变革
当初，中加粮食贸易主要为应付灾荒、解决沿海城市和工业中心居民、军队与政府工作
人员的口粮供应。1961年1月到1963年1月从加拿大进口4800万吨小麦和100万吨大麦，
至少解决了13%的城市人口两年的口粮。中加粮食贸易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粮食危机大大缓解，1960年城市人口的死亡率是14%，到1961年即降为11%，1962年就恢
复到了正常比率(08%)。[3]但是，1962年一位丹麦驻京外交官却对中加粮食贸易作了如
下评论：“加拿大卖给中国的粮食并没有用来养活广大需要粮食的人民而是养活了干部
与军队，人民并不知道加拿大卖粮食给中国这件事。”[4]这就为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
提供了一个炮弹。当时正值中印边界战争期间，一名加拿大右翼分子看了报道后说：“
在喜马拉雅山外的雪地上，一个中国机枪手坐在那里正在吃用加拿大小麦做成的面包，
当他站起来时也许被印度人用加拿大制造的子弹打中脑袋。这里有什么道德可言。我们
无须养活中国士兵，让他们能够去杀害我们的朋友。为了支持印度，他坚决反对加拿大
卖粮食给中国。[5]事实上，中国政府之所以进口粮食解决城市人口用粮，正是为了减
少向农民收购粮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农村灾荒。平常年景，政府每年从农民征
购的粮食占消费总量的约30%，而困难时期仅占16%–17%，减少近一半。[3](p370)
在受灾最重的三年里，即中加粮食贸易初期，每年减少征购粮食约500万吨，这正是从
加拿大进口粮食的数量，否则，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村的困难会更大，劳动力损失
会更多。因此，进口粮食解决城市用粮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农业基本劳动力的作用，对困
难时期过后快速恢复农业生产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陈云曾说：进口粮食可以向
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
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6]
可见，小麦贸易作为缓解灾荒的短期举措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巩固粮食安
全也很有帮助。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中国继续长期进行小麦贸易，不仅从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也从法国、阿根廷进口粮食。购自加拿大的所有粮食全部由中国船只或由中国租
用船只装运，从加拿大温哥华、鲁帕特太子港、新威斯敏西特和维多利亚等港口运到中
国大连、上海和青岛，供应华北、华东及全国主要城市。从加拿大进口小麦还有缓解陆
路运输压力的考虑，粮食储备和运输也是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在历史上，
中国产粮大省是四川、黑龙江、吉林、湖南、湖北以及江西等省。但是，这些省份大都
远离需要大量粮食的京、津、沪和大连等沿海大中工业城市。而且，这些城市所在或临
近的省份又大多缺少粮食，以往所需粮食主要依靠铁路异地运输。这里出产的大量工业
产品及其所需的原材料也主要依赖铁路运输。因此，把这些城市的用粮转向国际市场、
以远洋运输解决，显然减轻了陆上运输的沉重压力。而且，依靠海运解决沿海城市的粮
食供应，也是更方便和更经济的手段，这成为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就这方面而言
，中加小麦贸易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
另外，用小麦代替大米作为城市用粮不仅有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也有增加外汇积累、
促进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在中加粮食贸易的过程中，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员不仅从
加拿大同行那里了解到了国际贸易的规则、知识和方法，而且也了解了粮食市场的国际
行情。其中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大米比小麦贵。因此，利用大米与小麦
在国内外市场的差价，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对中国有利。小麦和水稻是中国的主要作物
。但是，与小麦相比，水稻是劳动密集型的作物，产于水土肥沃的南方，一年两季以上
；小麦在中国主要生长在北方，每年仅收获一次，产量不高。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国
大米价钱低，小麦价钱高。然而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大米价格远远高于小麦价格。在国
外，特别是在加拿大，小麦一般采取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成本较低，价格也低，在20世
纪60年代，大米价格比小麦价格往往高出35%。[3]60年代后期，按离岸价格1吨大米可
以换15吨小麦。1966年中国出口大米100万吨，换回了300万吨小麦，相当于当年中国进
口小麦总量的60%。因此，中国大宗出口大米，进口小麦。显然，这也是促使中国决定
继续小麦贸易的一个因素。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回忆说：“1960年我国开始进口
粮食时，周总理把我们找去，同我们一道对大米和小麦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对比计算。
当时，一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就是说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
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类产
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出与进是相差不多的。”1967年10月，在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
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周恩来都曾谈到通过进口可以调剂粮食
品种、增加储备的好处。[7]当时粮食部的一个负责人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
粮食紧张，外汇也紧张。“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外汇储备，出口好大
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二倍小麦。”结果，1971–1976年进出口相抵，国内
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8]当初，中国提出向加拿大借款购粮时，加拿大政府内部还有人担心中方可能赖账不
偿还加拿大贷款，[9]可是，后来中方不仅按时偿还，甚至宁愿使用现金而不使用贷款
。[10]加拿大反对党领袖皮尔逊当时就认为中国购买加拿大粮食使用英镑是向英镑区销
售大米得来的。[11]这样，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粮食安全，同时增加
了中国的外汇积累，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小麦贸易开始后，进口小麦替代大米除具有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积极意义外，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沿海城市居民的饮食习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大米消耗
约占粮食消耗总量的2/3，小麦贸易之后就降为1/3。[12]从加拿大除进口小麦外，还进
口大麦和其他谷物用作饲料，这也就同时促进了畜牧业，增加了肉的供应，使中国政府
有可能鼓励城市居民消费的多样化，居民食肉量增加，有助于我国居民饮食结构的变革
以及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
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必然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正是在中加小麦贸
易后不久，中国分散了小麦播种，政府提供政策特许，鼓励农民扩大种植棉花、油菜籽
、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陈云就曾说过进口粮食可鼓励多种经营。因而，小麦贸易客
观上还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
伐。
二、促进外贸多渠道变革，冲破美国经贸封锁
1960年底以前，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对外贸易也多集中于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一边，局限性很大。而且，对苏联的出口，绝大多数是用来偿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
买苏联军火的欠债，并且是易货贸易，不可能换取更多的外汇。据西方一些人估计，小
麦贸易开始时中国进口粮食需要大量外汇，但中国政府手头外汇仅有285亿美元，包括
价值3500万美元的黄金。[13]试想：1960年底与加拿大的第一笔现汇粮食贸易就花掉了
6000万美元，不到3亿美元的外汇储存实在太少了，而且1960年财政赤字高达80亿元。
在这一背景下，还要大量进口小麦以应付灾荒，外汇的紧缺程度可想而知，有关部门曾
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周总理不赞成，“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做后盾。”在
他的直接过问下，不仅没有卖黄金，在1970年以前还一度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时机，每
年购买了几十万两。同时，利用国际利率差价赚取外汇。据当时的外贸官员回忆：国际
流通货币美元、英镑、法郎、马克等经常发生升贬值。周总理亲自掌管外汇，并任命红
军时代就管理经济的叶季壮当外贸部部长，组织一批人专门研究预测和掌握各种自由兑
换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利用几次大的货币变动赚了一笔外汇。由于重视各种外汇汇率
变动情况，在签订合同时使用美元、英镑，还是马克、瑞士法郎，我方贸易谈判官员，
都是以对我最有利的货币计价。[8](pp261、258–259)在中加粮食贸易初期，中方
坚持使用英镑在西方与加拿大曾引起猜测，甚至谣传。例如，有人说中共没收了大量银
圆，融化后到伦敦兑换英镑，甚至美国总统肯尼迪也随便猜测说，中国付给加拿大的英
镑是卖给俄国钾碱换来的，俄国的英镑是靠卖黄金得来。[14]而实际情况是，英镑是购
买小麦最有利的计价货币。后来，中方又改为以加元偿还贷款，据加拿大的一位学者计
算，这一改换给加拿大西部的农场主造成8100万加元的换汇损失。[15]但是，仅凭外汇
使用与操作上的精打细算不是长久之计，恢复与加拿大和西方的贸易才是根本出路。
1961年2月中旬，中方提出了向加方长期购买的要求，即今后两年半再购买19亿蒲式耳
小麦和047亿蒲式耳大麦，但与此同时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对“支付问题做一些灵
活安排”，即给中国贷款；第二，对“中国产品扩大在加拿大的销售提供帮助以增加外
汇收入”用来支付购买粮食的贷款。[16]这实际上是提出恢复两国贸易关系的要求。对
于第一个要求，加方很快同意。3月9日，加拿大内阁会议即通过决议，以小麦局的名义
给中国贷款5000万加元，授权财政部为贷款给小麦局的银行作担保。[17]由于当年中国
正处于灾荒最紧要关头，需求粮食多，在首批定购的4000万蒲式耳小麦的运交过程中，
双方又补充签订了一个合同，中方要求从6月1日到11月30日再运交75万吨小麦、36万吨
大麦和325万吨面粉。这就使1960年年底购买的粮食货款增至6600万加元。
[11]中方提出增加借款。6月16日，加拿大内阁会议不顾财政部长的反对，批准贷款增
至1亿加元。[18]这是中国使用西方贷款的首次突破，有利于对加贸易的恢复。但是，
中国不能长期依赖贷款，根本出路仍是向加拿大增加出口，积极增加外汇收入，才能恢
复与扩大对加贸易。因此，在决定借款进行小麦贸易的同时，中国同时也提出增加向加
拿大出口的要求，但遭到拒绝。加拿大农业部与商业部给内阁的一个备忘录认为：“小
麦局不能承担增加中国出口到加拿大(产品)的责任……如果答应这个条件就会引起很多
困难的问题。例如，中国要享受最惠国待遇，还有关税估价的问题。此外，中国在加拿
大建立任何销售机构还会引起严重的安全与政治问题。”[19]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
顿出于解决加拿大西部粮食剩余问题的需要，同情与支持中国的要求，不仅以政治生命
做赌注促成给中国的贷款，向迪芬贝克总理说“如果中国人失约就免去他职务”，[20]
而且，还答应帮助中国在加拿大销售产品和扩大海外出口[21]，并邀请中国派贸易代表
团访问加拿大。[22]这样，1962年中国向加拿大派出贸易代表团谈判减轻中国因大量购
买小麦而出现的严重贸易逆差，要求扩大纺织品贸易。
小麦贸易第一年，加拿大输出将近1228亿加元货物到中国，其中小麦1202亿加元，从中
国进口仅320万美元，比上一年还少200万加元。[23]按中方计算，从1961年初到1962年
10月中国进口400万吨粮食，一多半来自加拿大，加上其他进口，加拿大对华出口超过3
亿美元，中国对加出口仅500万美元，相差60倍。[24]即使按加拿大内阁的估计也是40
倍。[25]因此，中国1962年贸易代表团主要会谈加拿大扩大从中国的进口。当时，中国
能大量出口的就是纺织品，但这却是加拿大严格限制进口的，特别对“敏感”的棉织品
。1959年1月29日，按加拿大《关税法》第38款，加拿大政府授权国税局对原产中国大
陆的产品，要按加拿大主要纺织品进口国美国的标准关税估价，这就意味征收倾销关税
，即不许进口。他们认为中国是“低成本国家”，进口会“严重影响加拿大本国纺织工
业”。
[26]当时，加拿大每年进口400–500万加元的纺织品，51%来自美国，中国只占2%
。[24]中方指出这是严重的歧视，要求关税估价按日本、港台纺织品的标准，增加中国
纺织品配额到300–400万加元。[27]谈判进行了整整一年，上半年在加拿大，下半
年在香港，中方的策略是以小麦贸易为筹码施加压力。代表团一到加拿大就宣布：“我
们打算从那些购买我们必须销售的合理数量商品的国家购买谷物。”[27]开始，加拿大
并不肯让步，然而到1963年加方就顶不下去了，因为当年要谈判第二个长期小麦贸易协
定。加拿大深知：“加拿大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商品比从中国进口的超过了许多倍，现在
要谈判第二个长期小麦贸易协议，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表示除非增加中国在加拿大市场的
出口机会，否则不可能继续进行小麦贸易”。[28]此时，加拿大才准备作出让步。3月
11日，内阁会议作出两项决定：每年给中国300万美元纺织品配额，“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对中国纺织品)应按日本商品一样的关税估价基准”。[29]这样，中国利用小麦贸
易争取公平待遇终于获得突破。但是，这对平衡小麦贸易的巨大逆差毕竟作用不大。汉
密尔顿出于继续推动粮食贸易的考虑，动员与加拿大友好的国家与中国贸易。事实上，
1961年4月，他就动员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南美的6个国家增加从中国的进口，先后
帮助中国同新加坡、印尼和巴西等国恢复了贸易关系，有的还设立了贸易办事处。[30]
中国政府受纺织品贸易上的突破之鼓舞，加快了恢复与西方贸易的努力。1962年，我国
外贸方针实行重大调整，开始转向以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与技术为中国贸易基本恢复。[
32]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实现了对外贸易多渠道变革，初步改变了片面依赖
苏联、东欧市场的缺陷。
三、促进重返国际社会，打破美国政治孤立
贸易渠道多样化的转变，不仅促进了中国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贸易，而且对于中国现
代化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还应特别强调的是，冷战时期进行的中加粮食
贸易是非常规贸易，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加粮食贸易所开创的对外贸易渠道多样化局面，必然会影响我国改善同
西方国家的关系，起到分化西方世界、打破美国对我国的政治孤立与遏制。1960年，当
中国决定从西方进口粮食时，曾考虑过几个国家，最终选择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作为进
口的主要供应国。1962年之后法国曾以比加、澳贷款更为优惠的条件参与竞争。随后，
中国也从法国和阿根廷等国进口，但主要从加、澳两国、特别一直从加拿大进口。最初
，加拿大小麦一直占中国粮食市场40%的份额。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一方面是中
国政府一直对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在中国最困难时卖粮给中国充满感激之情。另一方面，
中国领导人从中加小麦贸易中认识到了恢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有政治上的意义
：可以通过贸易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帮助中国摆脱“一边倒”政策的弊端，制衡苏联
，也可以冲击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因此，在1960年开始中加粮食贸易时，周恩来特别
重视将贸易与政治挂钩、以贸易促进外交、分化美国与其盟国。有研究者指出“在我国
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周恩来仍然坚定不移地把对外贸易作为推行国家和平外交政策的
重要手段。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的
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看，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
，我们不能买。因为这时美国仍然对我国实行‘孤立’和‘遏制’的敌视政策，支持台
湾国民党政权，制造‘两个中国’，阻止我国进入联合国”。
[8]后来开始从西方进口成套设备时，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由于对美国顾虑重重而不
敢卖设备给我国，有的虽然同意卖，但却不敢像加拿大那样让中国使用政府贷款。这样
，中国更加重视以贸易促进外交的斗争，要求外贸部门把引进技术与外交斗争紧密地联
系起来，因为“我们从这些国家购买成套设备可以产生以贸易促外交、以民促官的作用
”。[33]
中加小麦贸易也确实起到了促进中加建交的作用，如前加拿大小麦局局长奥托·朗格所
说，加拿大小麦局(代表加拿大政府与中国进行粮食贸易谈判与交易的半官方机构)早在
政府承认中国之前，就已代表加拿大承认了中国。[10]因而一些加拿大学者认为加中粮
食贸易“是一个特殊的买卖，是向北京敞开大门的外交突破”。[2]实际上，从小麦贸
易一开始，两国的接触就已超出商业贸易领域。按加拿大学者的说法，在粮食贸易以前
，中国并不急于与加拿大建立关系，粮食贸易后，则主动与加拿大发展关系。1960年10
月，中国派北京京剧团访问加拿大；1964年7月，还往渥太华派了一名新华社记者，实
为半官方代表。[34]最重要的是，粮食贸易影响了加拿大舆论，许多原来不支持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人转为赞成。1965年盖洛普测验显示，55%的受访者赞成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28%的不赞成，而1959年测验的支持率为32%，44%反对。加拿大西部农场主
的转变具有特别意义：他们很大一部分来自东欧，一向反对共产党，但谷物贸易使他们
的经济状况迅速改善，他们由此转而支持恢复与中国的关系以便进行贸易。而加拿大商
人转变得更快，1964年他们联合传教会成立了加拿大第一个加中友好协会，宣布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35]各类政治团体也在粮食贸易后支持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到1970年中
加建交时，中加粮食贸易已有十年历史，为建交创造了良好气氛，铺平了道路。加拿大
是一个发达国家，美国的邻国，并且是美国最重要盟国之一，直到建交之前，在各方面
基本与美国保持一致，它摆脱美国控制与中国建交是对美国孤立政策的沉重打击，其所
开创的“加拿大方式”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绝大多数西方
国家在70年代前期先后与中国建交，宣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因此，1973年10
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加拿大是七十年代首先承认我们的国家，
支持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影响很大。”[31]
总之，20世纪60年代开展起来的中加粮食贸易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对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广泛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引文献·略]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0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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