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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谢志浩 | 大学:寂寞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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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洪堡大学

大学思想家洪堡认为,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修养和科学。重温洪堡的教导,有助于对陷入
泥沼的当代大学进行必要的反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先生,对德国的大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研究。陈洪捷先生认为,
洪堡的大学思想,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负责人期
间,促成了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现代大学的传
统渊源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注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德国一度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
岂偶然哉!
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在1809年—1910年间,写出《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
宛学校计划》、《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和《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
》。普鲁士教育掌门人的身份和洪堡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
。阅读洪堡文献,那种紧张可以说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意无意间,流淌书不尽言、言不
尽意的蕴藉。
威廉·冯·洪堡, 德国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
洪堡认为:大学的核心是纯粹科学的研究,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
二:寂寞和自由。“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
依据”。“每名成员如果能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高等学术机构才可望实现
其目标。所以在这一群体中,寂寞和自由便是支配性原则”。
陈洪捷先生指出:“洪堡虽然强调寂寞对大学的重要性,但对寂寞的含义并未作明确的
说明。”洪堡对“寂寞”的含义,为什么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大概在洪堡看来,大学充
满“宁静”和“寂寞”,这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明。
近代意义的大学,渊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世界史大家阎宗临先生指出:“自西罗
马灭亡(476)至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语之为中世纪,意义非常单纯,仅欲说
明连接古今,承上启下而已。”
十字军东征,意大利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两大关节都与大学的诞生有着紧密的关联。千
年中世纪,充满着宗教氛围,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时代。千年中世纪是欧洲
历史十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欧洲,若没有罗马教皇的“大一统”,也许就不会是黑暗
的中世纪了,这只是近代欧洲人出于自大的一种浪漫想象。
依照这种“傲慢”的思路,在“黑暗”中世纪的中心地带——修道院,诞生近代大学,
岂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据说,早期的大学,往往由市镇的主教充当庇护人,教团司法
官是大学的校长,神甫是教授,僧侣是学生。遥想当年,在政教合一的时代,世俗的力
量,比如说朝廷,在教廷面前,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没有能力干预大学事务,大学的
神圣性,最早来自于神权,大学的独立性,其实,也来自神权,既然大学是一种宗教组
织,那么,在王权面前,不必表示谦卑。也许,这是欧洲大学最早的一种初始值吧!当
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高门大宅由于具有经济实力,慢慢掌控了部分地区的教会,
顺带把大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总之,大学与社会之间,还有很大一块缓冲地带。具有超凡色彩的大学,才能成为象牙
塔,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市民社会,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能对大学发号施令。“神学生
”驻守着大学,在古老的修道院,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
而非之而不加沮”,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古色古香的老楼旧屋,无一不在暗示着,大学自身洁身
自好,保持“象牙塔”的纯净。具有传统的大学,怎能没有一点老楼旧屋呢?
古老的剑桥大学
在中国,寻找与西方辈分相当的“大学”影踪,怕是就要穿越到宋朝的书院了。伴随着
西学东渐,传统书院被格式化,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现代中国高等学府,失去了
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只是西方大学的简单移植。
北京大学所在地,是燕京大学的故地,别看燕京大学主事者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司
徒雷登聘请设计师擘画燕京大学,具有很深的悟性,总想着借鉴中国传统的园林之胜,
整体上确实做到了古色古香,但对中国文化毕竟是模仿。燕园建筑,最遗憾的是没有显
示出巍峨的气魄。当年,钱穆先生来到燕园,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毕竟是外国人设
计的,临摹的很认真,欠缺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不过,天地翻覆之后,北大在燕园
“筑巢”,图书馆与“静园”仅有一路之隔,两相观照,建筑意严重不足的“静园”,
反倒古色古香,尽显古典园林之美。1998年之前,尚未经过百周年校庆包装的北大图书
馆,执行勤俭建馆的方针,一派寒酸破陋之相。
2003年9月至2004年6月,机缘巧合,在下做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
穿行在未名湖畔,一种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百年风云,涌上心头,临湖轩、斯诺墓
、博雅塔、未名湖,不禁浮想联翩,穿越到了司徒雷登时代的燕京大学。随着燕京大学
的消逝,北大师生也告别了红楼,来到燕园,一塔湖图(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慢
慢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
燕园风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快好省方针指导下,北京大学盖了不少粗鄙不堪的房子,
2003——2004年访学时,毗邻治贝子园、俗不可耐的第三、第四教学楼,无疑也是那个
时代的“杰作”,从这里不难窥见大学品味的丧失。院系调整之后,燕园集中了邓以蛰
、朱光潜、宗白华三位美学大家,不唯如此,燕园还是美学家的摇篮,涌现了李泽厚、
刘纲纪、叶秀山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未名湖畔进行美学散步时,面对如此不堪的新
建筑,不知如何承受这份视觉的折磨?
大学建筑乃大学精神的一种表征,大学丧失一股书卷和古意,大学师生的领地如此粗鄙
,但是只要灵魂在高处,时时勤拂拭,还是可以克服的。以大学为扫荡目标的政治狂澜
,不断冲刷和席卷着校园,大学师生又当如何自处?
北京大学的围墙,相对完好的是西墙和北墙,这些历经沧桑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西门,
绝对是北京大学的“门面”,象征着一所学府的尊严。但,门墙再高,大门再厚,也抵
挡不住政治风浪的侵袭,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拔白旗、四清,无役不从
,至于文革,北大则是“发祥地”。
北大保存完好的西门,乃燕京大学的旧物,后来建成的南门,与不少学校的大门雷同,
不能与西门媲美,显示不出北大厚重的文化底蕴。1993年3月,主持工作的吴树青,力
排众议,拆除北大南墙盖商场——据说这是北大“面向市场经济主战场”的正确姿态。
自此大学沦丧为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奴婢,一仆二主。
欧美学府多散落在幽静的小镇,这是因为西方大学多渊源于修道院。哪里有修道院,哪
里就有高等学府。中国大学虽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很快适应了中国土壤,展示大学
的中国性格——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
中国的行政级别划分古来有之,但在1949年之后得到空前加强,哪怕是和尚道士,也都
有行政级别。县长一般为“处级”,偶尔也有“厅级”,像北京的密云、怀柔,属于“
正厅”级。普通大学校长是正厅级,有一些985大学校长属于副部长级别,这样一来,
只有将大学安置在省城和地级市,才不至于因为级别不够而受到担待!这一点,从985
大学和211大学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得出来。
2000年秋,张清华先生应邀在海德堡大学讲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大学普遍
设在大城市,欧美学府多设在边远小城。东西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和传统
造成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来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宗教”、“城市”和“大学
”三种文明的样式,迥然不同,判然有别。
中国学人来到异域进行学术交流,大概首先映入眼帘的,莫过于大学“居住方式”的不
同——中国在“繁华都市”,西方在“穷乡僻壤”。针对西方“隐居的大学”,张清华
先生发生感慨:中国的大学办得不是地方。
2003—2004年在北大访学期间,最亲切、最喜爱的还是那些略显沧桑的老楼旧屋。未名
湖畔的博雅塔,百年大讲堂后身的燕南园,无声地诉说着燕园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升腾
与坠落、喜悦与忧伤。从燕园访学归来,发愿编辑一本有关大学的书——《守望大学》
,多年过去了,这本《守望大学》的纸质打印本,还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编选《
守望大学》时,师生切磋的乐趣自不必说,关键是做过一回“选家”,对大学的方方面
面,诸如渊源与流变、制度与安排、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了绝非泛泛的思考。
比较而言,西方大学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国大学则是文化移植的产物。西方大学漂洋
过海来到中国,如何落地生根?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大学能否接上中国的地气?有朝
一日接上了,日益中国化了,才可以说中国的大学,否则,只能说大学在中国。
省思西方大学移植中国的历史全程,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在大学的移植过
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还是不够多,这是不能苛责前辈的。一方面,晚清七十年,中
国与西方的博弈日趋紧张,大学在中国的落地,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节拍。中国大学的设
立,既然是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那么,首要的目标,也是完成富国强兵的使命。这样
,大学的使用价值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大学自身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以至于隐
而不彰。另一方面,西方大学在中国落地,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历史没有给中国大学
一个自由生长的时间和空间。试想一下,欧洲大学近七百年的自然发育,在遥远的中国
,浓缩在一二十年完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中国大学的诞生,主旨不在知识的增长、真理的发现和学术的好奇,而是为了船坚炮利
,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现代大学的使用价值,从一出生,便压过了它的价值。因此,
不可能像西方学府或者中国书院,在幽静的地方盖房筑屋,荒江老屋之中,二三素心之
人,抚素琴阅金经。
中国大学一出生,便设立在大城市,与变法相伴生,与国运相激荡,属于器物——制度
——文化变革三部曲的有机构成。如此生态,如此格局,天然决定了中国政府“提携”
大学的生态,大学在接受“提携”的同时,免不了受到政府过度的“干涉”,无一例外
,每一次干涉,政府都认为没有超出必要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
皆依托于政府,既想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还不愿意与政府距离太近,这样一举两得的
好事,何曾有过呢?
百年中国,曾有三位“大儒”建立了性格鲜明的“书院”,他们是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
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张君劢先生在云南大理创办的中国民族文化书院,梁漱溟先生在重
庆创办的勉仁书院。三位先生别有怀抱,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而创设书院,三大书院的人文理想,决定了其从一出生,就
天然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三大基地”。虽然在艰难的国运中,三大书院命途多舛,但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三位先生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天地可鉴。
1949年,钱穆先生在滚滚的硝烟中,前往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理念主旨与三大书院相似
。这四大书院,都是有“魂”的,这个“魂”就是“中华魂”。为中国文化招魂,乃马
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先生的大事因缘。
马一浮、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四位先生,既是书院的掌门,也是“现代新儒学”四大
家,岂偶然哉!四位先生办理书院的指导思想,君子不器,体用不二。深悲大愿是入读
四大书院的前提条件。既然有志于成为君子儒,受苦、受累、受辱(高王凌先生语)则
是一种必要的磨砺。拈轻怕重,贪求名利,岂能担得起来弘扬儒学的重担子!
反观设置在首都和省会的大学,就近方便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免除了一种寂寞的心
境。大学在西方是象牙塔,移植到中国,很容易来到十字街头,伴随着百年国运,载沉
载浮。
欧美大学也不尽在小镇,哥伦比亚大学就设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该校与曼哈顿、联
合国总部和百老汇毗邻而居,周围有很多咖啡厅、书店、酒吧。一所学府处于这样的城
市,位于这样的社区,依照中国的逻辑,可谓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如何保持
一种“寂寞”的心境?置身纽约这种“巨无霸”城市,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拥有一份
寂寞的自由,不会那么容易了……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如此热闹的地方,并没有丧失自我,也没有染上“喧嚣”的毛病
。试想,没有寂寞的心境,怎么可能安静而从容地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呢?哥伦比亚大
学有四所附属学院,其中两所为美洲犹太教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欧美大学即使没
有神学院,也有一些老楼旧屋,令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古老的教堂,以及悠远的钟声。
哥伦比亚大学
欧美大学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开来的,众所周知,深厚的宗教背景是西方文明的
底版。既然教堂是大学的发祥地之一,那么,现代社会中,大学祛除了教堂的神性,建
立了现代的理性,但,教堂也不妨成为大学抵御庸俗市侩的一种标志性屏障,有利于大
学师生保持一种寂寞的心境。
大学的教堂是非常有趣的。也许通过教士的开导,面对圣母玛利亚进行忏悔,从而获得
精神境界的提升吧!当然,大学的寂寞,并不仅仅表现为修道院的建筑,更多地体现在
大学的心态。身处象牙塔的大学,还要面对现实世界,因为,欧美大学并没有围墙。
民族国家崛起之后,社会对大学寄予很大的期待。大学尽管往往脱胎于修道院,但相对
于教会来说,大学依然是一种世俗的力量,象牙塔不是一个神性的国度,而是一个理性
的国度。
大学正是生长在世俗与超俗、学袍与市镇、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保守与激进的多
元生态之中。在这种多元生态中,大学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利用修道院的神权,抗击
世俗力量的袭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让大学浸染了很深的民族文化性格,以便抗
击神权的裁判。长此以往,大学在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世俗与神性
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度的张力。
大学师生面对世界,更多地保持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内心充实的心境,就可以说是“
寂寞”。“寂寞”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寂寞”,才可以成为象牙塔的“定海神针”。
大学对于世界而言,展示的是一种理性的心境。大学的理性,要求知识分子面对这个纷
纭的世界,进行冷静的思考。不是说,大学拒绝政治介入,大学介入政治,必然具有理
性特征,体现大学的风格。大学教授即使身处十字街头,依然拥有象牙塔的理性,否则
,大学就会异化成为一种政治组织。
纵览世界大学史,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不是偶然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自校友的回
馈或者社会各界的赠款,校友和社会各界在捐款的同时,不可能轻易改变一所大学的规
矩。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欧美地区,厘定了政府
和大学之间的界限,政府不可能因为拥有拨款权,从而“越界”对大学进行不适当的干
预。但是在中国,既然经费来自于政府,政府也就拥有通过拨付经费、人事任命从而对
大学拥有全方位干预的权利。如此一来,寂寞而宁静的心境,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大学在移植的过程中,没有将寂寞的情怀引进过来,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大学的
创设,原本就是民族国家富国强兵的“利器”,大学对国家境遇有着高度的敏感。北京
大学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北京大学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到
的作用,对于民族国家的成长,贡献独多且大,这正是蔡元培先生赢得声誉的原因。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
,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
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
二个。”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希望北京大学能够涵养一种精神品质、学术品格,蔡先生谆谆教导北大学生
“为学问而学问”、“救国不忘读书”,但是,北京大学最终并没有服膺蔡元培先生的
大学理念,反其道而行之——“读书不忘救国”。北京大学的传统,突出在“爱国”,
使得北大成为一所高度政治化的大学。蔡元培先生具有中国大学保姆的作用,北京大学
的这种传统,引起其他大学仿效,影响所及,“为学问而学问”的寂寞心境,一直没有
在内心扎下根来。
回首往事,也许个别教授具有寂寞的心境,但是,中国的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敏感反应
,导致大学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呈现高度紧张,不能保持适度的张力。即使拥有围
墙,都不能让大学成为真正的象牙塔,更别说将围墙拆除了,十字街头近在眼前……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中,唯政治和经济马首是瞻,独立品质成为一种稀有元素。要是在中
国大学校园寻找“寂寞”的心境,怕是要失望了。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味的“
喧嚣”,大学在“喧嚣”之中,获得的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时尚,至于大学自身,已经迷
失在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林中路。

如果说寂寞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美好心境,那么自由便是大学的本质特征。身处
十字街头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具有尊严的象牙塔,关键的因素在于——大学是自由人的
自由组合。
在教皇眼中,欧洲最早的大学只有论证上帝存在的自由。说实在的,这不是一种自由,
毋宁说是一种义务,如果任由此种情形长期存在,大学岂不变成了教会的附庸,神学的
婢女?大学的诞生,与十字军东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长达二百年的征战中,天主教圣
徒从穆斯林和拜占庭东正教徒那里,见识了天下之大,知晓了罗马文明之前,尚有一个
希腊文明,希腊的发现,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从此以后,真理的探寻慢慢成为守望在
修道院神学生的一种自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了欧
洲,也点燃了大学这盏灯。“神学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所不言,无所不思,
以至于有一天,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学对自由的向往。
回溯欧洲大学史,“教会”是大学的一大源泉,“行会”也是大学的一大源泉。最早的
大学,既体现神本主义,也流淌人本主义。神本主义来源于“教会”,人本主义来源于
“行会”。脱胎于教会的大学,一般存在神本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上“三
种主义”长期博弈,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直到今天
,大学也没有把“教堂”请出去,现代科学为信仰留下一定的地盘,正如历史上,信仰
也曾为科学留一条生路。科学与宗教,有着殊胜因缘。
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大书:自由、平等、博爱。如果丧失了自由,大学还成立吗?在洪
堡看来,自由是与寂寞相媲美的高等学术的两大组织原则。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自
由是大学的本质。洪堡为了保证大学充分享有自由,从大学的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个
方面进行厘定。谢学友将大学的外部生态,称之为“大气候”,将大学的内部生态,称
之为“小气候”,相比洪堡,更加简洁。
就大学的外部生态来说,显而易见,一个尊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社会环
境,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师生拥有寂寞的自由,无所不言,无所不思,总有一部分言论
不合时宜,不可能全部符合社会主流时尚,有时候,还与主流意见相悖。哪怕甘愿做政
府的智库,也不能一味迁就政府,什么好听说什么,更不可能政府出题目,学者得出的
结论,正好是政府喜欢听到的意见。智库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能力,也许需要追
究的,不是申请课题和项目的研究人员的个人品性,更应该思考,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受
到尊重和保护,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得出有悖时尚的言论,是否得到社会的宽容。
自由的敌人正是专制。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有迫害言论自由的习惯。苏联在生物学领域
长期落后,德国丧失世界学术中心地位,不是偶然所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
世界学术的中心,正是思想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结果。
中国大学史上,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由来已久。这种情形,民国就有,
于今为甚。可怕的是,持之以恒的干预,使得大学异化成为一种行政机构,权术胜过学
术,某种意义上,学术已经成为“校园政治”的花瓶。只要具有“政治正确”,就可以
获得课题,晋升职称,住上房子,得到票子。这种情形,所占比例不用有多高,只要有
一点,就会鼓舞更多的人,依靠学术以外的力量,运用“政治正确”,分享“政治红利
”。
如何将劣质的大学生态转换成一种良性循环?依托上级下指示、发文件,是不大可能的
,依托于习惯看上级眼色的大学校长,怕是也不顶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劣性循环的
一个推动力量。
这就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方兴未艾的博客、论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为言论自
由和学术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方说,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以及由燕南、天益
演变而来的爱思想,还有一度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为学术共同体的发育成长
,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就大气候而言,难以说有多么乐观
,但吾辈也不必悲观,抱有谨慎的乐观,不抛弃,不放弃,只要立志往正确的道路去走
,路长些也没有关系,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从大学的内部生态,即“小气候”来看,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对大学师生非常关键。
这种自由既受制于大学的外部生态,也受制于大学的内部生态。文明史上,“大气候”
和“小气候”之间的关联十分有趣。如果抱有悲观的态度,“大气候”长期欠缺自由,
“小气候”通过什么路径获得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此种情形长期困扰着大学,难道大
学师生就不去追求自由了?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先生所处的社
会环境,不能说有多好,有时候还很糟糕。蔡元培先生有何神力,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
,把北京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的大本营呢?
有人将当今社会生态与蔡先生所处环境进行简单比附,这恐怕不大合适,因为两者之间
不大具有可比性。把蔡先生身处环境理想化到一定程度,那么,是不是当代校长穿越到
民国,替换蔡元培先生,依然可以干的很好呢?为了突出蔡元培先生的功绩,从而不顾
历史事实,将其神圣化,未免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慨叹。
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态,的确至关重要。蔡元培先生能够发挥个人魅力,必然有相应的社
会环境。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先生所处时代还比较粗糙,环境能够容纳教育家的个
人魅力。言外之意,当今之世,制度定型,不能进行自选动作,只能依照规定动作,因
此,大学校长的空间有限,天花板太低,难以展示自身魅力。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面对一所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学,应该尊重大学的传统,在对传统的
守持中实现大学的发展,而不是急于改变大学的传统,更不能任意摧毁大学的传统,因
为,大学是一种长期的文化建设。如果一所大学正处于塑造传统的关键节点,一位真正
的大学校长,肩负着塑造大学传统的光荣使命,择善而从,乘势而为,蔡元培先生正是
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了一所至关重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蔡先生一生,
乘愿而来,了愿而归。
大学的内部生态,由校长、教师、学生三方面的力量组成。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内部生态
的养成,至关重要。蔡先生来到北京大学,雍容脾气秉性各异的教授,秉持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理念。蔡元培先生传承了德国古典大学观,主张大学应该是纯粹科学的研究
,蔡先生心中的纯粹科学,指的是理科,至于工科,蔡先生以为属于理科的应用,不够
纯粹。蔡先生断然取消了北京大学的矿科,将有关系科的师生转往北洋大学。
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却不能包容矿科,此举非同小可:一方面,奠定了北京大学以文
理擅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工科一直是北京大学的短板。1946年北京大学从西南联大复
员,回到北平,短暂设置过工科,但是1949年以后工科又被转往其他大学。进入二十一
世纪,中国大学进入战国时代,抢滩占地。2005年,北京大学决定设立工学院,在谢学
友看来,北大要祛除“蔡元培限制”,塑造工学传统,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谈何容易!
蔡元培先生具有通才的视野,不受学科限制,伦理学、美学、哲学、民族学、历史学、
文学、艺术,都为蔡先生所关注。不妨说,蔡先生也是一位具有浓厚百科全书情结的学
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代通人,采取断然措施,致使北京大学失去了发展工科的传统。
也许,蔡先生独上高楼,比凡庸之辈,站得高,看得远,能舍才能得,北大舍弃矿科,
或许更有利于树立纯粹科学的传统。
1949年以后的大学史,具有大家风范的好校长,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但也不是一位都
没有。匡亚明、朱九思、管惟炎、刘道玉先生,具有宽广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匡亚明
、朱九思,属于政治家办大学,管惟炎的情况与竺可桢先生类似。有人把大学办不好的
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校长的工科出身。梅贻琦先生不就是学机电的吗?工科背景没有阻
碍梅先生成为好校长呀!
问题在于,不具有梅贻琦先生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境界,一方面私心作祟,另一方面
,对各门学科,欠缺通识。这样容易造成一种局面,通过申报课题、申报博士点、设立
博士后工作站、争取基金和项目,让校长所在的专业成为重点学科,从而获得跨越式发
展。但这种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以其他学科受到摧残和冷落为代价。
当然,校园政治可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另外一个专业拥有一位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
工程院院士,那么校长就要对院士另眼相看。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院士是一种极其稀缺
、特别昂贵的资源,只要打出院士的名牌,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定灵光,大
概只有中国大陆才可以看到如此奇异的景观——七老八十的院士,还在自然科学研究的
“第一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此一来,学校里面没有院士的专业自然受到冷落
,不容易得到基金和项目。杨振宁先生谦逊地说,自己早就退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线。
反观大陆,还在宣扬八九十岁学者,如何老当益壮。
当然,老校长退休,新校长履新,受到冷落的专业或许会有翻盘的机会。如此周而复始
,循环不已,学科受到的是折腾,还指望着获得自由?在这种态势下,校长出以公心,
拥有开阔的心胸就太有必要了。现实的情形是,与其由一位不具有公心和通识的专家担
任校长,还不如由一位“政客”担任校长,各门学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发展。
一位好校长对大学的自由发展非常关键。近代以来欧美通行的大学理念,一贯是自由教
育。大学老师自由的进行研究,自由的讲课,自由的讨论。学生的学习也是自由的:自
由的转系,自由的选课,自由的读书。既然大学培养具有优美常识的通人,那么与自由
教育相匹配的就是由通识课、主修课、辅修课、选修课组成的相辅相成的系统。
近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洪堡指出:大学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因为在洪堡看来,国
家是威胁大学自由的最主要因素。国家不是空泛的,而是由党派构成的政府政策来体现
的,政府对大学自由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利用制定政策的便利
,干预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直接在大学活动,出面控制大学。洪堡接着说,如
果这种情形在大学出现,那么大学的自由便会荡然无存。蔡元培先生继承了洪堡的这一
思想,坚信政府不能包办学术和教育。
“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
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
洪堡在这里出现了一种“迷思”,以为摆脱这种情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国家出面制止
。一方面,洪堡要求国家尊重科学研究的特性,尽量避免对大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
要求国家干预大学中有可能存在的门户观念和行会风气。国家与大学的关系设定中,国
家被赋予的责任极大,但是权力极小。这样,要么由于国家尽量减少干预而出现放任自
流,要么由国家出面避免大学里面的门户观念,从而顺理成章地对大学进行控制。所以
,洪堡预设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毋宁说说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生活中难以达到这种
平衡。
学术发展史中,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避免“学阀”的产生,正如企业的发展和集聚,难
免出现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一样。“学阀”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学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自由生长的环境,怎么会成长为“学阀”呢?经过多
年奋斗成为“学阀”,利用垄断地位打击异己,无疑会阻碍学术的成长。
“学阀”换一个名称,还可以称之为泰斗。泰斗的观点会受到极大重视,还不断强化。
一位泰斗长期主持工作,即使泰斗处事公正,也难以避免压制异端学术思想的嫌疑。泰
斗心胸狭隘,加以近亲繁殖,就会形成泰斗高高在上,门生众星捧月的态势。持有相反
观点的学者与泰斗共事,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泰斗掌握学术资源,主持学术团体
,编辑学术期刊,操控学术课题,长此以往,简直要成为一位“学阀”了。
1930年蔡元培先生为《教育大辞书》撰写“大学教育”词条:“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
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
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
,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
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
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
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政治考虑的往往是现实问题,学术思考的往往是长远问题。大学教员自由表达学术见解
,不受宗教或政党的拘束,这才可以说大学的外部生态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专制的。
蔡先生成为近现代学术文化保姆,实在是一种“偏得”。蔡元培先生1912年就任民国教
育总长,明确教育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要是不具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和高明的境界,恐
难做到。
191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任命蔡元培先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以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
,不论采取何种教育方针,都会对大学的走势产生深远影响。蔡先生如何办理北京大学
,学界关注,万人瞩目。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师生喜遇先生蔡,蔡先生很快就交出了一
份流淌着温情的答卷。
蔡先生回首平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总结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
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
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
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
行其是,并不相妨。”
1928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直至1940年在香港逝世。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
时,与主持北京大学时相比,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
,但蔡先生秉持的理念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给蒋中正捎句话—
—国民党不能包办教育和学术。
1928年,竺可桢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就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对于蔡元培先生无为
而治有着深切体会。1936年—1949年,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所竺先生主持
的“流亡大学”,被李约瑟称誉为“东方的剑桥”,绝非侥幸所致。
竺可桢
竺可桢认为“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
。竺可桢亲属中有不少政府高层人士,但竺先生坚定地认为,学术与政治总应该保持适
当的距离。
胡适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先生和前任蒋梦麟一样,深受蔡元培先生大学理念
的熏陶和濡染,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奉行的理念不外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饮水思源,不能不对蔡元培先生以及蔡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表达一份温情与敬意。
结语
回首已是百年身。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对欧洲和中国大学史的梳理,阐释和理解大学
,何以具有寂寞和自由?陈洪捷先生认为,洪堡的古典大学理念成为蔡元培大学思想的
一大源泉,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成为大学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梅贻琦、竺可桢、
胡适,继承并光大了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思想。
韩水法先生慨叹《世上已无蔡元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蔡元培先生被视为一座可
望而不可即的高峰,这就出现了“蔡元培悖论”:既然是一座高峰,晚辈难以逾越,暗
含了学习蔡先生的路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
一边把蔡元培先生推崇为一代完人,一边对蔡元培先生的理念弃若敝履。
200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0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一十周年,谢学友
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记得题目叫做——《大学应有寂寞的自由》。
2018年初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2018年北京大学迎来一百二十周年,谢学友
以一本小书,纪念蔡元培先生,小书的名字叫做——《叩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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