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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王安石变法”是怎么被KPI搞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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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之计,唯有新华门之变+恢复帝制zt俺的丈母娘前几年对影帝评价不错的,说他亲民……
张春桥是个男子汉薄熙来走的是张居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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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王安石话题: 变法话题: kpi话题: 官员话题: 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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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章经管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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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王安石变法”是怎么被KPI搞死的?这场变法又与罗斯福新政有哪些关联?
01 病急乱投医的宋神宗
公元1067年,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
皇帝即位,按例要赏赐群臣,可是很快宰相韩绛就带来一个“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的坏消息,自己原来继承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大公司。
神宗把先帝留下的老臣们聚在一起,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既不增税又能
增加财政收入?
老臣们群策群力,有说“二十年不打仗”的,有说“要对内稳定”的,神宗一听,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说这些道德文章,难怪国家治理不好。
神宗将目光转向群臣中最德高望重的司马光,这位老臣不慌不忙地说出六个字:“
官人、信赏、必罚”。
神宗失望之余,想到一个人,当时朝野有这么一种说法:“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
平可立致”,“介甫”就是王安石的字。
神宗很快召王安石进京,一场改变帝国命运引发后世无穷争议的变法运动就此拉开
帷幕。
其实,神宗在启用王安石变法之前,本应好好想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宋百姓富足
,国家却没什么钱?
02 “冗员”和“冗兵”
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那么最好的年代可能就是在宋朝。因为收入高,宋代官员的
收入,是明代同级别官员的五到几十倍。
不但工资高,官员还特别多;多也就罢了,最糟糕的是,宋实行的是“官、职、差
遣”三分离的奇葩制度,形象地说,一个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司长,实际上干的是农业
部养猪司的活儿。
结果就是70%的官员领着高薪,却没有工作让他干。
财政亏空的另一个原因是军队国家终身包养的“募兵制”,水浒传里的林冲,只不
过是个军校教师,生老病死、老婆孩子,所有生活开支都是国家承担。
这样的职业军人,神宗即位时有一百四十万,用了80%的财政开支。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制度呢?大家一定听过“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但这个故事
还有另一半:将领的指挥权被剥夺了,那些士兵怎么办呢?遣散回乡?那就是流民,造
反怎么办?
太祖大笔一挥,全部养起来——名为养,实际上是把军人和社会隔离开来。
1067年,本应是北宋的最富足的时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民间的土地开垦面
积达到了新高,更重要的是,宋鼓励工商,整个社会经济相当发达,整个国家的财政应
该相当于汉武帝即位时“文景之治”后国库极度充裕的情景。
所以这次的财政危机,完全是因为“冗员”和“冗兵”,大宋的政治经济,本身的
运作还是非常健康的。
应对财政危机,中国历朝都有很多“精兵简政”的方法,可以神宗毕竟是年轻人,
沉不住气,又太急着用钱了,他支持王安石变法,目标很单纯,要增加财政收入,而完
全不管王安石接下来的改革,是一个多么大的坑。
因为王安石要做的事,如果真的办成了,会在一千多年前,就把中国带进现代财政
与金融的国家。
03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名臣都反对“王安石变法”?
如果“穿越”曾经发生过,我高度怀疑王安石是现代某位央行行长“穿越”到宋朝
的。
研究财政史起家的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变法”就
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
他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就是用国有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使经济
总量增加,这不过是现代国家的财政常识。
以青苗法为例,每年二、五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无钱买种,只能向地主借高利
贷。而青苗法就是现在的小额农业信贷,政府自己把国库的余钱以较低的利率借给农民
,既增加了国家财政,又减轻了农民负担。
穿越过去的王安石,用的是现代人的智慧,而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判断依据
是古人的经验——一切以“政府理财”为名,想要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一旦基层官员
实行起来,都会变成“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的工具。
在“改革”拥有天然正义的今天,我们都希望王安石赢,但结果却不幸被司马光言
中:
青苗法本义是“农民有需要,政府要提供帮助”,但实施的结果,“放贷额和清收
率”变成了“政府官员的KPI”,官员们只好每年把贷款摊派到每一位农民头上,再每
人捆绑一个大户担保。偏巧“青苗法”的头几年,年年有灾,年年欠收,结果不是大户
破产,就是农民失地,唯有政府财政年年增加。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今天的历史书上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用人不当”,
但仔细史书,你会发现支持“变法派”官员除了王安石之外,几乎都是善于钻营投机的
佞臣,而当时的名臣,如苏轼、欧阳修、司马光,无一例外都反对变法。
这就绝不是“用人不当”四个字可以概括的——不是“坏人”支持变法,而是支持
变法的都会变成“坏人”。
04 为什么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都是小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是干实事的人,司马光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又思想保守,只
会做道德文章,才会用“不与民争利”这种泛泛而谈的空话去否定变法。
这种说法就是把“道德文章”和“干实事”对立起来,非常符合“五四”之后,知
识界对传统道德的反思。
但“道德文章”真的是没有实际用处的说教吗?
以“百善孝为先”为例,为什么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它当成帝国最重要的道德支柱,
还要求皇帝身体力行呢?
不是说“孝”比其他的道德更道德,而是因为农耕时代的生产力不足以提供社会福
利,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如果得不到子女的赡养,就会成为朝廷沉重的负担。
农耕经济养活不了太多的官员,农业时代的管理能力也完全不足以统治如此幅员辽
阔的帝国,类似“赡养老人”一类“法不责众”的要求,又很难通过法律来强制。
统治者只能要求官员先“以德服人”,再让万民效仿,“道德”其实是一种低成本
的统治手段。
这就要求,所有让百姓去遵守的法令,都要在社会广泛认同的儒家道德中找到依据。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对官员的要求,既不是
高瞻远瞩,也不是精明算计,而是道德崇高的人。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政府官员亲自放债,显然破坏了这一形象
,也破坏了王朝的统治根基。
事实上,历代王朝对官员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扰民。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
欧洲农民习惯粗放耕种,就需要封建领主带领他们抢占土地,所以封建贵族们个个
粗鄙不文,孔武有力;
中国农民很聪明,擅长靠精耕细作来自给自足,对政府的最低要求只有三个字:别
烦我……,不对,是“不扰民”。
这就是中国百姓与王朝统治者的契约:
你只要别来打扰我,也别让外族来打扰我,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能给你交税。
这也是汉以后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注重“休养生息”的原因。
不扰民,看似“无为而治”,其深层含义在于“政府的自我约束”。
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而大事不成。
孔子的警告让司马光对这身后的这帮官员们,有了更清醒地认识:当官不过是他们
谋生的手段,一旦摆脱了道德的束缚,一旦“见小利”,一旦被KPI缠身,就会表现出
惊人的破坏力。
而王安石就像一个穿越到宋朝的现代技术官僚,在他看来,有没有人执行,执行人
的品质如何并不重要,只要把这些改革的条文变成一个个指标,强行派发下去,不管能
吏酷吏,能完成KPI的就是好吏,最终就能实现他的“变法大业”。
司马光的忧虑终于变成了现实,缺乏道德约束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现象横
行。
《水浒传》里的头号大奸臣蔡京,曾经是著名的变法派官员,可一听到司马光复出
,五天之内废除了自己管辖区内所有的新法,向司马光报功。
可后来支持新法的宋哲宗亲政,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的中坚人物。
当司马光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抬起头时,他对于新法最为担忧的,恐怕还是那个坐
在龙椅上的人。
05 “王安石变法”是怎么被KPI搞死的?
王安石本该想到,这场改革最初的支持者宋神宗,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站到他的
反面。
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解决财政危机,这个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变法没几年
,各级官员好像变戏法一样的,把钱变进了国库,也出现汉景帝时钱都堆不下的情况。
财政困难解决了,而新法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还要不要继续支持新法呢?
神宗对王安石一会儿任用,一会儿又贬官,就体现了他的矛盾。
在这场“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帝国官员大分裂中,神宗恐怕要哭笑不得,
我就是想多弄俩钱花花,诸位大人何至于此啊。
而神宗之后的皇帝也同样如此,没钱想到要变法,有钱又要恢复旧法;新帝亲政想
要有新气象,就支持新法,搞砸了,想要安抚天下,就下罪己诏恢复旧法。
这恐怕也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重要理由:财政嘛,有时好有时坏,大不了有钱多花
点,没钱就省着用,唯有道德是永恒的,怎么能一会儿变法,一会儿又不要变法了呢?
皇帝自己钻营投机,还怎么成为官员的楷模?官员个个如狼似虎,还怎么让百姓安
份守已?
KPI是个好东西,你考核什么,你一定会得到什么;但KPI又是个坏东西,凡是你不
考核的东西,都会成为业绩黑洞。
我并非反对KPI。
一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在不同市场环境中总是要变化的,导致KPI也在不停地变化,
如果领导人只盯着KPI,必然一天一个想法,员工无所适从,必然会把工作变成“制造
数学的游戏”。
所以任何KPI考核都必须以稳定的企业价值观为前提。就像失去了道德的统治,必
然产生道德风险一样,抽空了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企业管理,要么沦为员工“欺骗”公
司的工具,要么变成公司压榨员工的制度。
本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按照黄仁宇的说法,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因为当时的技
术手段落后,不足以以现代金融财政的方法管理帝国的财政。
那么到了管理手段很丰富的今天,或者大数据明天,是否可以彻底抛开道德与价值
观,直接用数字对整个企业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呢?
06 王安石变法与罗斯福新政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标志着罗斯福新政延伸至农业,其核心
的政策就是削减农产品产量,提高价格,保护农民利益。
其中有一项“农产品无追索贷款计划”,政府以高于市场价预购农民未来的农产品
,其实就是小额农业抵押贷款。
是不是很熟悉?
事实上,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在后来说:
我接任农业部长后,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
法中。
而青苗法正是宋代的“常平仓”——“常平新法”。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叫
陈焕章的留学生写下了他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里面介绍了中国“常平仓”制度
,并重点介绍王安石的改革。
华莱士后来读到了这篇论文,产生了把“常平仓”制度引入美国立法的念头。
他最终成功了,因为罗斯福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一样,也是财政扩张政策,只是前者
有凯恩斯主义为理论指导,而后者完全是王安石天才的想法。
这可算是王安石变法在一千年后的现代制度下的再次尝试,然而,罗斯福新政实施
中的问题也再次证实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弊端。
比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中看到的的“倒牛奶事件”,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政府通过要求奶农减产保价,但奶牛不管这套,它每天都要挤奶。
奶农联盟组织于是开始设路障,禁止奶农销售,逼迫他们倒牛奶。
结果引发了奶农间的“偷菜游戏”,大家都想办法把自家的牛奶偷偷卖掉,转而又
大肆抢别人家的牛奶倒掉。
当时有一句对农业政策的嘲讽——骡子都知道不能践踏别人的田地。
“道德风险”从来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消失,人性也不会因为科技管理手段的进步
而改变,道德、价值观、文化、宗教信仰……,这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制度,也必然长期
存在。
来源: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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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不过时的改革经,以及未过时的困惑与忧虑常平仓: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
Re: 尼玛,国内现在这么廉洁了 (转载)当今之计,唯有新华门之变+恢复帝制
中国没有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是士大夫阶级重农抑商张春桥是个男子汉
祸国殃民的王安石多党政治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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