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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1976年四五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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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到底杀了多少? 给个数六四中死去的共和国卫兵也是可怜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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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五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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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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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四五运动”对于今天的启示和意义(随笔)
时隔今天35年之久的“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在民间改革派1977年1月命名
为“四五运动”之前,当局曾一直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直到1978年,四五运动
终获官方正式平反。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4月7日的那一天,全家按照广播通知要求,老老实实地围坐在简
陋的餐桌旁,打开摆放在桌面的一台小小的收音机,静静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重要广播”那时人们还不知电视机为何物,但好在那时已是毛泽东政治恐怖统治时代的
尾声。
8点05分一到,随着一声语带凝重但浑厚好听的男中音读出“中共中央现在播出重要新
闻”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表情,已经变得如同参加追悼会那样严肃而阴沉。黑暗中的
空荡平房里,静如暗夜,只有广播里的男播音员在缓慢地朗读着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
那一刻,对于蒙在鼓里如我家这样远隔千里、信息不畅的芸芸受众听来,只有一种感觉
——我们的国家发生大事了!这件大事就是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革
命事件”,而且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这可是犯天条的大罪。我们一
家人听得冷汗直冒,那一刻谁都没有出声。但在我混沌而天真的心里,却暗自对那首“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的反诗钦佩有加。诗中字里行间那荡气回肠的气韵和文学水
平,是我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文学体验。我心想,“这个反革命还很有水平啊,而且诗文
功底竟如此了得!”于是,一听完广播,我就对父亲说道:“爸,这首诗歌写得多好啊
!”爸爸转头对我正色道:“别胡说!”看着爸爸那瞪大着的惊恐眼神,我吓了一跳。
马上闭嘴不敢吭声了。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
父亲1927年就投身抗日,参加东江纵队所属的地下游击队,担任队长。但他没想到“革
命到头”来,最后连自己也险些成为“革命”对象。父亲“解放后”所经历的一连串残
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使他这个早年投笔从戎,怀着一腔热血献身“主义”的老革命,屡
次被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裹挟而去,失魂而归。真是身不由己,也苦不堪言。在那一次
次的政治运动的洪流中,昨天可能还和你手挽手同是一个战壕里的革命战友,今天也许
一不小心就被你昨天熟悉的革命战友揪住按在台前,高呼“打到×××!”了。
我小时候,曾亲眼看见来过我家的、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伯伯,有一天突然被一大群愤
怒的革命群众合力揪着往前推,那些群众里面也有与我父亲常常往来的面熟者。那位伯
伯十分狼狈地被按在一张木桌旁边,周围到处都是大声吼叫着要他坦白交代的人群。我
躲在门外紧张地偷看着。忽然,大家都起来呼喊“打到”的口号,那位伯伯一下就被哗
啦啦地人群推嚷着,连滚带爬地赶出来了,我赶忙躲闪到一边,而可怜的伯伯却这帮革
命者给踢到走廊楼梯下面去了。可正在状态中的革命群众还不罢休,冲到楼下继续群起
抬腿,又踢又骂着……
我那时还没有上学,可是在我幼小的世界里,就被迫装下了平常虽然微笑招呼转眼就翻
脸无情、恶言相向的童年记忆。虽然我还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童年的阴影却
已像挥之不去的阴霾影响了我后来的世界观。不但童年的记忆影响着我,而且,也影响
着忠厚老实的父亲。他在我印象中,总是善良但惊恐,忍让但胆怯,温良但软弱。这就
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刻在父亲身上的生命烙印。
“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罗斯福总统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说过的这句话
却与父亲悲剧性的一生恰成反照。父亲终其一生,都惶惑地活在毛泽东实行的恐怖政治
的浓重阴影之下。
后来,随着自己青涩岁月的流逝,我已渐渐不满足于偏信官方的宣传口径,在好奇心的
驱使下,开始对很多事情都喜欢自己去寻找希望得到的真实答案。记得“四五运动”刚
刚获得平反的1978年的冬天,我问过父亲:“四五事件中毛主席那时为什么要如此大动
干戈地扳倒邓小平呢?”父亲看到我已到明事理的年龄,便也不违言自己的真实思考了
:“那是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越到晚年,封建帝王思想就越来越重了。他的晚年最后阶
段,实际上已经很孤立,于是,他就已经不太相信周围的任何人了,没有可以放心的朋
友,也没有可以交心的知己,甚至有幻觉忽然袭来,总觉得有人背着他想谋反,想加害
于他。”
于是乎,他在唯一可以信赖的侄子——中央政治局会议“联络员”毛远新对“四五运动
”添油加醋的汇报描述中,重新找到了一个政坛上刚刚露头的假想敌——邓小平。毛泽
东便固执地断定,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抗议示威
活动肯定是亲邓派在幕后操纵的杰作。
历史的吊诡有时也很有趣。1976年邓小平最后一次的跌落,是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
之牵累而蒙冤不起,1989年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又是与“天安门事件”的“
政治风波”脱不了干系。虽然他1989年有幸避免了再次跌倒,但却因前所未有的下令武
力镇压示威学生而被世界舆论同声谴责。
“四五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启迪就在于,任何政党在执政
期间,都有可能因政策的失误和领导人个人风格差异而导致决策的错失,但这在民众眼
中其实这并非不可原谅的失误。因为必须承认,人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始终全知全
能。因此,知错即纠,便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约束游戏规则。民主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
“最不坏的制度”,乃是因其有这种难能可贵的纠错体制,可以随时用这套制度化的纠
错机制,使错误的决策不至于变成难以修复的政策拖累,以求世道人心不受最大程度的
损伤,从而可以保证社会的运转之轮始终行进在正常的轨道上。而专制制度,却无法完
成自我纠错的制度性功能。即使清楚错了,却坚称黑的也是白的,错的也是对的,死不
悔改,拒不纠错,长此以往,本来应该享有民望的执政集团就会在人民的心中渐渐丧失
公信力。
回首“四五运动”,毛泽东和他忠实的“四人帮”再恼羞成怒也不过是挥起大木棒赶走
了广场上“聚众闹事”的愤怒人群,好在中共最终还是迈出了承认错误“平反”举措。
而邓小平89年在镇压中,使用的是冲锋枪和坦克,难道不会在未来公正的历史中再次获
得彻底的平反吗?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伪命题。
当年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一举获得平反后,也并没
有造成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倒退。同理推知,六四事件,如果从抚恤六四受难者群体开
始拨乱反正,一步步展开和反省当年采取措施的鲁莽和非人道失策,我想,现在已经变
得日益理性的人民大众,也并不见得会永久纠缠。即使有人会这样,但相信其中的大多
数人会选择理性,而不会跟风而行。
何况,我想在许多现任领导人的心目中,六四的未来定性,早已在他们的内心里已经形
成了某种共识,不然在官方的公开场合下,就不会发生从“反革命暴乱”、到“政治风
波”,最后到“事件”的措辞演变了。只是目前的形势,令谁都没有重拾这个烫手山芋
的勇气罢了。
但是,如果今天谁有非凡的政治抱负和义无反顾的大智大勇,从64事件的平反开始,逐
渐实施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谁就有机会成为改变中国的历史伟人。然而,21年过去了
,人们对此仍然看不到丝毫过于乐观的迹象。
尽管现在官方仍然竭力掩盖,但六四的血痕并没有让人们彻底淡忘,反而每到每年的那
个敏感时刻,官方比受难者群体更加紧张,更加恐惧。不得不提前严密布防,一有风吹
草动,就作出愚蠢的过度反应。这样倒使本来已快修复的伤口又添新盐,造成年复一年
地恶性循环。
岁月的流逝,虽然可以让天安门广场上那片殷红的血迹凝固,暗淡和风化,但并不会让
人们内心的痛感记忆减轻或消失。“辛德勒的名单”和丁子霖母亲群体的名单在某种意
义上具有同构性,就像鲁迅先生半个世纪前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丁子霖女士的名单,未来肯定会在阳光下重见天日。不管这期间要走过多少光阴荏
苒,也不管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巧合,天在做,人在看。时间是最公平的。况且“中国已
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六四”
的“正名”,迟早也决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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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天安門事件」的對比
鎮壓「天安門事件」指揮部和兵力的對比
鎮壓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指揮部是1976年4月2日成立的,設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
三層高的小灰樓裡。這個指揮部是由北京市衛戍區、北京市公安局和工人民兵三方面聯
合組成的,稱為「聯合指揮部」,設總指揮一人,指揮部成員7人。指揮部下有公安幹
警和工人民兵各3,000人,加上部分衛戍區部隊,組成機動力量。
鎮壓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指揮部是1989年5月18日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成立的「戒嚴
部隊指揮部」。由中央軍委委員劉華清、遲浩田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組成,直接對
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調集部隊涉全國17個軍,解放軍和武裝
警察的全部兵力為18萬人。
「天安門清場」過程對比︰
1976年「清場」沒有打死一個人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清場」有兩次,即1976年4月4日晚和4月5日晚。「聯合指揮
部」4月2日成立後,4月3日和4日兩天,「聯合指揮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門廣場
抓捕了23人。1976年4月4日是清明節,當天深夜清場時,圍住了57個人,抓捕了7人。
接著,北京衛戍區和汽車運輸公司的200多輛卡車開入廣場,收走廣場上成千上萬個花
圈。
4月5日一早,我就到了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上的人對收走花圈一事,議論紛紛,很多人
非常氣憤。我目擊了當天從人民大會堂台階到「指揮部小灰樓」的游行、在「小灰樓」
前燒車和四名「代表」進「小灰樓」談判的過程。我家在東單北面的幹面胡同,離廣場
很近,下午6到7時,我回家吃晚飯,7時半我又到天安門廣場。我在1979年出版的《四
五運動紀實》一書中,對這一天的情況作了詳細記錄。
1976年4月5日「清場」時,留在紀念碑前只有200到300人。雖然動用了數千工人民兵和
警察,但直接參加「清場」的警察只有641人(這是「天安門事件」翻案後為寫《四五
運動紀實》一書,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資料),當時警察沒有「警棍」,打人用的是木
棒、皮帶和桌椅腿,清場打傷了許多人,在紀念碑上留下了許多鮮血,但當時沒有打死
一個人。死人是後來清查中的事。1976年4月5日當天,在天安門廣場抓走了200多人。
1976年4月5日晚上9時左右,許多工人民兵已禁止人進入廣場,但可以離開廣場。當時
,我還在紀念碑前。紀念碑上只有當天送來的11個花圈(4月4日晚已收走了所有花圈)
,只有一幅裝在鏡框裡的周恩來總理的遺像。紀念碑上有一首《告別》的詩。我把這首
詩抄了下來,寫進書中。我是9時10分左右離開廣場的。
「天安門清場」過程對比︰
1989年「清場」死傷成千上萬
1989年6月3日晚,天安門廣場舉行「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式。張伯笠是校長,我
和劉賓雁被聘為「名譽校長」。當天傍晚7時多,我在家中聽到與1976年要求市民不要
去天安門廣場類似的電視廣播,當我接到趙瑜電話後,我立即奔赴天安門廣場。想到
1976年「清場」的情況,感到會有「危險」,但完全想不到會有「大屠殺」。
晚10時,張伯笠主持「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式,我在開幕式上作了半小時演說,
作為「第一講」。我主要講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含義,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
」罷免李鵬。天安門廣場有逾十萬人。遠處的戒嚴部隊已經開槍殺人,但天安門廣場听
不到槍聲。我在演說後,我妻子高皋希望在廣場待到天明。我說明天有事,還是回去吧
。因「民主大學」周圍的人太多,根本出不去。10時半左右,我和高皋通過拆開大帳篷
的縫隙,從帳篷後面離開了人群。有幾個人送我們到歷史博物館附近,沒有任何危險,
我和高皋就步行回到了家中。1989年時,我家已搬到建國門內東總布胡同。6月4日凌晨
1~2時,被持續、密集的槍聲警醒。我們馬上到14層的陽台看長安街,才知道發生了大
屠殺。
事後知道的情況是︰1989年6月3日下午,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召集陳希同、羅
幹、楊白冰、劉華清、遲浩田、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等開會。李鵬說︰「從昨天深夜
起,首都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今晚,我們要采取斷然措施,堅決平息反
革命暴亂。」在許多與會者發言後,李鵬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決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
暴亂,必須采取強硬措施,對極少數暴亂分子決不能手軟。凡妨礙戒嚴部隊、武警部隊
和公安幹警執行勤務的,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一切後果由自己負責。」從6月3日10時15
分至6月4日凌晨「清場」結束天安門廣場反復播放的「緊急通告」,就是李鵬的這些話
。在這次會上,楊尚昆還傳達了鄧小平的兩句話︰「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決問題,也就
是要我們戒嚴部隊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一句是曉之以理,
深明大義,萬不得已部隊可以採取一切手段。」
按照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等記述,「六四」清場事實上是從6月3日開始的。
6月3日下午3時多,陸軍第40集團軍從首都機場由東北向西南進發。下午5時,空軍第15
空降軍從南苑機場出發,由南向北進發。晚上8時,陸軍38集團軍從北京西邊的萬壽路
向東進發。陸軍39集團軍從北京東郊由東向西進發。此外,還有多個集團軍按照規定時
間從豐台、從沙河機場等地出發。所有這些部隊的目標是一個——天安門廣場。在這些
部隊中,陸軍38集團軍和空軍第15空降軍最堅決執行了鄧小平、李鵬的命令。陸軍38集
團軍加上所屬的坦克部隊,共一萬五千多人,從萬壽路,經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墳、
木樨地、復興門、西單、六部口,沿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空軍第15空降軍沿南
苑路、經木樨園、永定門、珠市口、前門,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他們以坦克、裝甲車和
機槍掃蕩開路,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推進。6月4日凌晨1時半,陸軍38集團軍和空軍第15
空降軍差不多同時到達天安門廣場。其他隊伍亦相繼到達廣場四周的預定位置。在戒嚴
部隊強行推進的過程中,數千人包括家居百姓被槍彈、流彈擊斃擊傷。面對橫衝直撞的
坦克和軍車,面對瘋狂的屠殺,滿腔憤怒的老百姓不畏強暴用磚頭石塊敲砸軍車,竭盡
全力地反抗。青年王維林隻身阻擋在北京飯店前行進著的一列坦克前,要求戒嚴戰士放
下屠刀;市民自發地用可能的工具把血肉模糊的死傷平民送往醫院救治。憤怒的吼聲響
徹天地,槍聲間歇時年青人還奮不顧身地向軍車衝去,得到的雖然是機槍掃射和催淚瓦
斯的回應,但是,秉持正義、遍布街區的人們不畏強暴、阻擋軍車,用血肉之軀阻止戒
嚴部隊暴行。怎奈,抵擋不住在炮彈掩護下的坦克、裝甲車長驅直入駛向天安門廣場,
並運載了數以萬計的兵士排放在長安街上。
6月4日凌晨1時半至2時,戒嚴部隊已封鎖、包圍廣場,這時,廣場上大約有1萬多人。
天安門廣場上空反復播放著「緊急通告」,聲稱,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該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一些人離開
了廣場,大部分人被逼到了紀念碑四周。在廣場的學生領袖有柴玲、李錄、封從德、馬
少方、邵江、周峰鎖、梁擎暾、吳仁華、張志清和6月2日絕食的劉曉波、候德健、高新
、周舵4位知識份子。有人寫好遺書,廣場上大家高唱國際歌,決心與廣場共存亡。
凌晨3時左右,人大會堂方向的槍聲離紀念碑越來越近,間中還有催淚彈落下,參與絕
食的4個人決定為大家活著撤離廣場作努力。他們勸說學生工人把紀念碑上看起來疑似
武器的東西搗毀,並以照片留檔,以表明和平非暴力。然後,由侯德健、周舵出面,與
廣場指揮官斡旋。幾經交涉,戒嚴部隊指揮部同意學生從東南方向撤離。
4時,天安門廣場的電燈突然全部熄滅。4時30分,發出最後清場信號。一串紅色信號彈
升向天空,華燈全部啟開,整個廣場尤如白晝。
大群身著迷彩裝面戴防毒罩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從大會堂方向衝了出來,朝前方掃射。歷
史博物館台階上,人大會堂東南部聚集著的民眾高喊「回去!回去!」換來的卻是更密
集的槍聲,怒斥聲像山洪爆發一樣從人群中傾瀉而出。廣場上的學生在槍聲和棍棒的要
狹下,排著隊,打著旗,向廣場東南方向撤退。
5時半左右,紀念碑周圍的學生全部撤離廣場,「清場」任務達成。到6時左右,天安門
廣場的各個路口全都被坦克、裝甲車和全副武裝的士兵組成的人牆堵住。各方軍隊全面
出動,一批持棍士兵在珠市口亂棍猛打學生市民。從東邊高速駛往天安門城樓的6架坦
克和10余輛裝滿士氣的軍車一路開槍掃射。7時,
3輛坦克在西長安街驅趕正向學校撤退的學生時,在六部口自行車道上壓死了11名學生
,9人受傷。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為了救一同學,被碾斷雙腿。
6月4日7時至11時,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附近燃起了熊熊大火,據1989年6月17
日《人民日報》透露,大火燒裂了40條花崗岩紀念碑台階,2,700平方米的草坪和大片
檜柏。紀念堂附近,站在坦克裝甲車上的大兵向圍觀人群發射催淚瓦撕,地面上的大兵
衝喊著毆打市民;直升機在天空盤旋,主要街口都有戒嚴兵士層層封鎖,無論什麼人,
什麼原由,只要靠近警戒線,便遭亂槍射殺。
六四這一天,絕大多數商店閉門罷市,大學校園裡哀樂鍤蕩。新聞媒體雖被軍管,但埋
在心底的良知與正義讓從業人員克盡職守,中央電視台新聞主播杜憲和薛飛身著黑裝用
悲切地嗓音表達了他們的立場。《人民日報》沒有發自己的社論,卻用醒目的版面報導
了《北京這一夜》︰
本報6月4日凌晨5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
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
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
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
進天安門廣場。」
1989年為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鄧小平調集了18萬軍隊進駐北京,動用了機槍、坦克。
參加「清場」的士兵遠遠超過了廣場上學生人數。「六四」大屠殺造成了數千人至上萬
人傷亡。據「六四」後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2006年公布的調查資料,在「六四」事
件中,無辜遭受槍殺的、有名有姓的學生和市民就有186名。無名無姓的死難者更多。
「六四」死難者袁力的父親袁可志說︰「在尋找袁力的半個多月時間裡,所到的44座醫
院內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是復興醫院,屍體堆積如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
體至少400具以上。」據封從德「六四檔案」說,「六四」死亡人數當在3,000以上應無
疑問。據美國《世界日報》2008年6月4日報導,楊尚昆在一次宴客時就說「六四」死亡
人數就逾600人。
「清場」後的「清查運動」對比
我在《四五運動紀實》一書中,用一節《大搜捕、大追查》對1976年「清場」後的「清
查運動」作了詳細的記述,也記述了4月5日後被捕人的名單。我在這裡不作詳述。我只
說一點,與1989年「六四」後的「清查」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
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到1989年6月30日,僅北京抓的所謂「暴亂分子」就有1,103
人。全國取締所謂「非法組織」515個,拘捕4,386人。
兩次「天安門清場」後果對比
1976年的「清場」是抓捕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沒有屠殺,當天也未死人。1976年鎮壓「
天安門運動」,由于不得人心,為1976年10月「四人幫」的垮台準備了條件。1976年的
「天安門事件」,在中國以外,影響有限。
如果說,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的大事的話,那麼,可以說,1989年的「天安
門事件」、特別是「六四大屠殺」是世界性大事。
1989年的「清場」是長安街和北京的大屠殺,在全世界電視直播,直接影響到東歐的變
化。美國、法國、西德、瑞典、丹麥、歐洲共同體、意大利、奧地利、西班牙、荷蘭和
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先後表態嚴厲譴責六四暴行;各國中國留學生走上街頭游行示威,
抗議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學生發起「空校」運動,他們不惜生命臥軌攔截火車,
要讓全國城鄉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對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內外大批黨員公開宣布退
黨。
「六四」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轉捩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牆」就不會在「六四」
後五個月倒塌。「六四沖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面對逃亡的人群
,匈牙利和東德政府不敢再開槍射殺逃亡者。「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
,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
」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涌進西德。「柏林牆」的倒塌,是二十世紀世界
歷史轉折的一個標志。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甦聯東歐,導致了
「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鄧小平的「南巡」,是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在世界大
潮前,中國主動放棄了「共產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推動下,鄧小平為了
挽救共產黨政權,不得不放棄「社會主義」,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的「資本主義
」道路。鄧小平在世界歷史上的最重要作用是,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對外
開放、「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的結合,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中
國經濟大發展包含著億萬農民工的血汗,也包含著許許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難者的
血和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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