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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23 | 1 一位主动辞职院长的最后感言：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都在常识以下 精品文章
路遥19 首推于 7天前浏览(203)|回应(0)
徐斌教授：1953年出生，"生于华北，长在西北，自谓"三北"人，2002年调浙江工商大
学任教，曾任人文学院院长，于2018年4月26日23时13分因病去世，享年65岁。
如果说知识分子还有风骨的话，徐斌教授无疑是其中一位，谨重发徐教授2012年的离职
感言，以此悼念徐教授！
1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
研究，不想动。
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
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
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
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
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
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
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
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
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
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
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
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
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
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
关，争项目、要课题。
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
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
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
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
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
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
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
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
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
钱不值。这正常吗？
2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
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
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
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
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
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
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
大的。
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
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
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
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
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
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
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
起，不当你一回事儿。
3
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
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
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
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
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
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
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
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
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
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
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
了名家、评委。
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
之。
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
不自觉的地步。
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
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
4
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
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
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
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
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
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
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
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
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
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
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
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
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
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
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
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
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
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
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
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
5
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
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
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
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
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
值多元是好事。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
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
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
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
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
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
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
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
”，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
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
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
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
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
钩与捆绑。
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
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
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
退出，不和体制玩了。
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
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
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
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
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
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隅）的危局，仍义无反顾
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
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
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
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
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
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
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
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
6
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如搞“精品课
”，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
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
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
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
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
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
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
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
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
然而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
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
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
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
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
个级。
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
？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
来源：网易号 | L**V
发帖数: 1 | 2 14年前我们一起进入清华水利系，从此成为5年同窗
2000年本科毕业后，他在清华多待了一年，拿到法律第二学士学位
然后他来了美国，西北大学
4年前我初次来美，他已经博士三四年了。
跟他和夫人，以及热心来接我的另一个本科同学一起聚餐。
他挺乐观的样子。
4个月前我去芝加哥给他饯行的时候
他依然挺乐观的样子。说浙大建工学院给了他副教授职位，口头offer
我提醒他要注意浙大可能不守承诺，可能只给他讲师职位，因为此前已有stanford
海归
的前车之鉴
他说，没关系，讲师就讲师，关键是以后要好好干，处理好关系
昨天晚上，这里的好友D打电话叫我上MITBBS某版看看
我跟D提过这位同学海归到浙大的事，他觉得经历太相似
是的，经历太相似
于是我发了信给原作者
于是我赶紧联系国内也在浙江的熟人H
H同样震惊与不敢置信
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建工学院的人
确认了是他，事情发生在三天前
MITBBS首先发帖的兄弟也回了信：sorry, 是他
具体的原因尚未可知，未曾联系到他的家人
遗书内容知道些，但未经证实
可以确认的是
他至今仍然只是“师资博士后”，连讲师都还不是
还可以确认的是
浙大现在正在进行职称评审
作为他多年的同学
我不认为“工作压力大”是主要原因
他是个喜欢工作压力，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本科期间竞争激烈，他以刻苦自律而表现卓异
曾经是当之无愧的年级第一名
博士期间因为老板抢第一作者的缘故，文章都压在老板手里未曾投出
但是他未曾放弃，薄厚至今已经发了3篇一作，1篇二作，若干在审
我也不认为"家庭问题"是主要原因
他的太太，虽然接触不多，但性格并不咄咄逼人
而且为了跟他一起回国，放弃了已经到手的faculty offer
悲伤之余
写下这些
一来，纪念我的同窗兄弟
二来，为后来者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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