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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作者: 孙陇
对于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达到高潮，全国各地方基本上达到全行业公私合
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过程中，
通过当局组织的清产核资、“赎买”等手段，将自己多年经营的企业、商店交给了“公
家”，自己则按照核资后资本额度领取五厘的利息，当然，自己也由企业的经营者变为
员工。
对于这些身份转变了的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后的处境，笔者在《见过各种证件的你未
必见过这种：〈请长假证〉》中曾经提到过，当局有“过河拆桥”的嫌疑，他们虽然成
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在以阶级成份来区别敌我阵营的时代，拥有过“资本家
”称号的这些人还是被另眼看待的，遭受到各种不公。以下是一个曾经在县城开过百货
铺的小老板在公私合营后的经历，材料来自于他于1974年给组织上写的申诉信：
【安阳地委统战部负责同志：
我叫李道生，中农出身，商人成份，家住河南省长垣县苗后公社南岳集大队小街村，
1954年我和爱人在县城内南街开办百货铺，1955年12月间，集体过渡到城关供销社合作
社，1956年7月份集体又都转到百货公社，我被分配到文具门市部（证明人王贵成），
当营业员、采购员，到1958年长垣县财贸部（部长程子玉）实行了一个三社合一的政策
，把我们这些过渡商人分作三类，一类仍留在国营工作，一类放在公社（当时叫做公社
商业部），待遇是记工分加补助，一类下放回家参加农业劳动，当时只说是公社化啦，
是共产主义啦，回去享幸福吧（58年8月20号在南街招待所楼上开的会，主持开会的有
城关公社书记赵润芝，财贸书记赵凌涛）。下放走时，下放费分文没给，我就是这第三
类走的，当时谁也不敢多言，空手而归，当时我还年轻，随时我又到长垣县修配厂谋了
一个工作，也算是有个饭吃的地方啦，一切也不再提了。到1962年刘少奇大砍工业时，
我又被下放了，又是分文没给（证明人李印修）。从这以后，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啦，
在家务农到现在，如今我的资金116元仍然在长垣县百货公司，从62年以后我也没有使
过定息，以上事实就是这样。
1973年我曾写文件到县人民来访接待室，进行访问，当时见了崔金元同志，他说：资金
可以使利息，下放费可以补发，以后我们研究研究给你补发，到现在没有人过问。1974
年7月15日我又到县人民来访接待室，找到一个陈同志，他说你这属于资本家那一类，
下放你总是你有错误，说到这里我看他很不讲理，我一气就走了。
我还记得过去我们在工商联学习时，上级不止一次的讲过，“对工商界是顾一头一边倒
，包起来，包到底”的政策，我走时并没有犯错误，是无故下放我的，上级可以了解，
如果我说的是瞎话，可以请上级治罪，现在我已将年迈六十岁了，年老体弱，和一个老
伴生活很成问题，我要求上级领导给我落实一下毛主席的政策，我要求复职，在晚年请
上级给我一碗饭吃。
呈请人李道生3.16号】
小老板李道生的遭遇如他的申诉信所说，经过公私合营和两次下放之后，自己经营的小
商店没有了，当初合营时期所核算出来的资金没有了，连少的可怜的定息在下放之后也
没有了，也就是说经过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一无所有了，原本已经经过自
己的努力奋斗到城里，又因自己的身份回到了农村。
李道生在最后一段提到“对工商界是顾一头一边倒，包起来，包到底”的政策，是六十
年代初期当局对工商业者的一个政策，当时在三年灾害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为了稳定住
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提出只要工商业者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
向社会主义这一边，一心一意跟党走，同共产党合作，他们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
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这样言之凿凿的话语，对于李道生来说只是学习中听听，他
的遭遇已经说明了一切。
当然，李道生这样的遭遇并不能够代表全部工商业者的情况，或许他是个特例，但从整
个这个群体以后的遭遇来看，李道生只不过比大多数人先行了一步，就领取定息而言，
1966年文革爆发以后，所有的定息都被取消，而文革中有不少戴着“资本家”帽子的工
商业者被驱逐出城市，赶到农村。
信访办公室的陈同志说“你这属于资本家那一类，下放你总是你有错误”，这句话说明
了，工商业者的人生早就被身份定格了…… | w***o
发帖数: 3428 | 2 侧面说明文革的时候小老百姓还是有地方说理的，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人间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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