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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45 | 1 政权乃天下之公器。自人类踏入文明社会门槛开始，在一切社会制度下，公权力的取得
与分配，都需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古代主要是靠神道设教，即使父死子继，按血统传承
，那也要编织“君权神授”的神话，所以中国古代皇帝也叫“天子”，说的是权力乃天
命所授，非个人私相授受。王朝更替，新朝往往要为前朝修史，核心目的，自然也是通
过对历史的诠释，来论证本朝立国之合法性。中国历史上这个官修史书传统，最后形成
了二十四史，作为中国的正史。所有能入二十四史的王朝，都是得到后世认可的正统王
朝。
欧洲古代国王权力有两种基本的来源，一是贵族血统，另一个则是罗马教皇授权。启蒙
运动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展，产业种类增多，社会上民众的经济实力相对
于王室和贵族日益增长，随之对权力格局提出了新的要求。贵族传统、思想启蒙和经济
格局变迁相结合，最终孕育出了近代西方的代议民主制。此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便
转移到了公民的授权和认可。当然，在任何一个近代国家，具有“公民”权的都只是全
部人口中的一部分，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口被纳入公民的范围，“民主”的范围
不断扩大，直到形成现代社会的全民代议制。现代民主制的理论基础是主权在民，目标
是实现全体人民之间的公平正义，运行特征是政权开放。
因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斗争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经列宁等人的改造，变成了阶
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无产阶级是唯一天然的政治权力垄断
者，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无产
阶级专政话语体系下，政治领导人只能从得到无产阶级认可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精
英人物中间产生。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个理
论基础建构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之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把自身政权的合
法性，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即所谓洋务运动、维新派、北洋军阀、同盟会/国民党
，都有各自的历史局限性，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最后的胜利者，才是中国人民最终、
最正确的历史性选择，她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近代的屈辱历史，走上了民族独立、国家
富强的康庄大道。这个历史的必然性，其实就是古代王朝天命说的现代翻版，不过披上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而已。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其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
不用多说，从最高领导人以下，大体都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后三十年的趋势也很明
显，中央层面废除终身制，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任期制都越来越清晰化、稳定化、制度
化。权力的非血缘继承和明确的任期制，是共和制的基本特征。任期的长度和连任次数
，同政治领导人的权威性成正比。因此，对僭主和独裁者来说，任期只有一个。任期的
结束，要么是被政变赶下台，要么是因为死亡。因此，后三十年相对前三十年的体制，
确实是在进步的。在这一体制下，地方政府和大多数部门，都是书记+部门长的双首长
制。一般来说，书记管政治、路线、干部任命比较多，行政首长更多的负责具体行政事
务。这可以形成一定的权力监督和制衡局面。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际运
行过程中，常常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书记独大的局面。双首长制蜕化为单首长制
，失去了权力制约功能。从权力在民的现代政治通识来说，书记代表的是执政党的意志
，而政党总是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行政首长代表的是政府，政府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
书记要么由上级党委任命，要么由本级党组织全体党员选举产生，其权力的来源、执行
和终止具有封闭性，非党员无从置喙。而行政首长，代表的是政府，政府是为治下全体
人民服务的，没有哪个政府说因为你不是党员，所以你的事我不管。因此，从中央到地
方，政府主要领导人都是由代表全体人民的人代会“选举”或任命的。按中国现行法律
，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所有成年男女都有选举的权力。因此，单纯从宪制角度来
说，行政首长的权力，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坚实的宪制基础，从性质来说，也更具
开放性特征。
此次修宪两大重要内容，一个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一个是成立国家监察委。前者导致
舆论哗然，爱国人士痛心疾首，中间派迅速向反共人士转化。原因很简单，最高领导人
如多次连任，等于事实上取消任期制，是从共和制向个人独裁制的倒退。修宪为这一局
面的出现，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如此司马昭之心，让同情者想辩护都找不到角度。假如
没有长期连任的念头，根本就不会想到对这一敏感条款动刀。未来中国被一个强势领导
人长期统治几乎已难以避免。这一点在坊间舆论中几已没有异议。而成立国家监察委，
无论动机如何，都可以说是制度上的进步。尽管监察委依然与纪委合署办公，说是给纪
委穿上国家机关的马甲也可以。然而，从权力性质来说，作为国家机关的监察委，毕竟
行使的是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中共在宣传造势中也提到，监
察委的成立，使得对公权力的监管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覆盖，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关
键举措。再美好的理想，都得直面惨淡的现实。在实际执行中，再能干再负责的监察委
也不可能彻底实现全覆盖，总会遗留死角的。
不过，监察委的出现，确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演进或改良提供了另
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从接纳更多党外人士进入各级政府部门担任部门长入手，持续开放
政权。早在胡温时代，作为党外人士的万钢担任科技部长就造成了一定的轰动。多年来
，中央政府里再次出现了非中共出身的部门首长。对于开放政权而言，这算的上是一次
不小的突破。然而自那以来，中央政府非中共部门长人数的增长就基本处于冻结状态。
也许保守派担心权力过度分散，以至于中共权威性下降，或者给反对派传递错误信息，
因此迫使改革派不得不长期搁置这一改良措施。而现在有了实际由中纪委主导的国家监
察委这把全方位无死角的权力监督“利器”，如果接纳更多非党人士进入政府，就不必
担心党外人士入阁参政会威胁执政党的地位，而反过来却可以为执政党改善形象，提升
政权合法性带来帮助。
如果说习本人或者提议废除两个任期限制的谋士没有想到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修宪动
作对广大党员、人民和盟友造成的负面心理冲击，那是太低估了他们的智商。即使冒天
下之大不韪也要推动修宪，除了权力熏心的主观动机解释，必然有其现实考量。牺牲个
人名誉以救国救党这样的悲壮情形似乎不是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报纸上网络中必然是
铺天盖地的渲染中国经济困局和列强地缘政治重压的宣传，然而这些都没有。所谓的武
统台湾，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开战容易收场难，解放军也许有打败台湾军队的把握
，但是共产党没有与美日武装的台湾游击队长期纠缠的心理准备。那么习拿什么去对冲
他因为破坏任期制导致的负面形象呢？显然，与废除任期限制捆绑销售的国家监察委，
是习在第三任期中挽救个人形象的最佳抓手。以监察委作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保障，以
更大的魄力开放地方和部门权力，选贤任能，让全社会所有的非党精英人物都有机会参
与执政。如此以来，如同邓小平以市场化改革带来20年快速经济发展从而为64镇压做合
法性辩护一样，习近平有机会以条件性的开放政权，来换取人们对他长期连续执政的认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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