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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od_CHN_Hist 讨论区 】
发信人: chinabbsdad (张果老他爹), 信区: Mod_CHN_Hist
标 题: 视听暴力：“九评”的生产、传播及红卫兵一代的记忆（上）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Nov 7 11:09:43 2017, 美东)
·沈沛东·
◇ 引言
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之一，毛时代的媒体，尤其是纸媒和广播，
在建构和重塑中共革命传统中有何作用？与苏联1930s的“大批判”一样，1960s的中苏
论战中“九评”对中共政党文化有何影响？在探讨中国革命传统的文化根基时，裴宜理
强调中共在实现普通民众理解、接受并拥护革命政权过程中，“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作用重大：自成立伊始，中
共就对一系列象征资源（宗教、仪式、修辞、着装、戏剧和艺术等）进行战略部署，旨
在实现政治说服。文革音景（The Soundscap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是
从视听文化角度研究文革。现有研究认为声音记忆是毛时代视听文化和文化记忆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直接嵌入“红卫兵一代”的日常言语和行为，关涉他们的认同及对世界的
看法，影响至今。其中，Clark等的研究发现：文革时期的音乐将个体感官经验与集体
政治生活连接起来，音乐被政治化，政治也被音乐化；音乐传递的意识形态信息和政治
价值，存在丢失和再生产现象，并呈现出色彩多样，嘈杂的景象。
文字入心，声音入骨，记忆入命。首先，就文化形式而言，声音文本具有单一性，
而“九评”作为一个既有纸质文本，又有声音文本的双重文本，能够帮助我们从文字档
案和声音档案两个维度，将文革音景研究上溯至1963–1964年，探究文革前17年，文革
以及文革至今“红卫兵一代”的文化记忆。其次，文革音景的完整故事不应只包括多样
化和噪音化，暴力化的面向长期被学界忽视。本研究试图解码“笔杆子”的纸质文本和
“金嗓子”的广播文本，分析两种文本的组织化传播，接受情境，及其对“红卫兵一代
”的影响。以言辞鲜明尖利，富有攻击性，逻辑简单粗暴，情绪裹挟理性，理直气壮，
冷嘲热讽，刚柔相济为特征的“九评”，让“红卫兵一代”记忆深刻，至今在主流媒体
和社交网站频繁出现，“九评体”与以大字报为代表的“文革体”有何联系？从音景演
进的角度，如何佐证“九评”是文革的先声？
何谓“九评”？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的公开信》，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中苏争论因此进一步升级。同年7月23日，毛泽东
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撰写系列中苏论战文章，由康生负责
。根据毛的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直接领导“中央反修领导小组”，陆续推出“
九评”：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简称“九评”），全面抨击苏共的内政外交政策
。包括以下九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
于斯大林问题》（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9月26日）、《新殖
民主义的辩护士》（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3月31日）和《关于赫
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7月14日）。
“九评”因何而来？1958–1964年，中苏争论是中国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问题。
尽管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缓解，但是1960年7月前苏联单方面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
家，同时大幅减少对华军事及其他方面的物质援助。与此同时，1949年之后历次社会运
动所累积的社会矛盾，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所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不但造成了大饥荒
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同时导致中国领导层内部的结构性紧张。1960s中苏同盟关系走向
分裂不可逆转。1962年随着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共的内政外交进
一步“左”转，中苏意识形态公开论战不可避免。
◇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资料来源主要有五个方面：1）57个“红卫兵一代”口述史；2）《人民日报》
、《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等党媒报纸和地方志（尤其是1949年以后
中共出版的工业志中，有关纸质媒体出版和广播电视的内容）；3）北京、上海、广东
、陕西和黑龙江等省和直辖市的广播电视档案；4）“红卫兵一代”有关“九评”的日
记、学习笔记和工作笔记等；5）“九评”中苏主要参与者（撰写人和翻译等）和当事
人的回忆录及著作等。
1949年中共建政后，视听符号、群众动员、社会控制和地缘政治想象，是社会主义
革命和继续革命中紧密联系和互动的重大议题。从全球层面观照1962–1972年中国政治
和文化，发现中共使用现代性符号（修辞、宣传、政治演讲、群众大会、集会、报纸跟
红卫兵小报等）和全球性事件（如中苏论战）塑造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并诉诸于
日常政治，从而将中国政治定位为世界范围内革命斗争的典范。1949–1966年中共不断
重新编写教科书，调整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叙述，旨在适
应遽变的国内外形势，重新定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讨论“九评”的传播、接受
、影响和记忆，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九评”至文革，整个音景的联系与演变，而且能
够重新审视社会主义视听文化在这种现代性叙述中的作用。
文章将中苏论战置于建国后国内政治的框架中，从传媒视角关注“九评”传播及其
影响，主要分析作为记忆的档案之一，“九评”纸质文本与语音文本的传播效应及其影
响有何不同？中共采用论战文章、广播和高音喇叭开启“学习‘九评’运动”意味着什
么？受众的阅读和收听经历如何将“九评”的文化内涵/价值传递至文革时期红卫兵论
战？“红卫兵一代”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身处不同地区，有着教育程度和性别的个体
，对纸质文本和广播文本中的哪些内容记忆深刻？文章还讨论政治传播、视听记忆和暴
力的联系。研究发现中共党内顶级理论家起草，最高领导层亲自修订而成的“九评”文
本，具有先天的传播优势，并通过无线广播及党内一流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强化其影响力
。从视听记忆的角度，重新审视“九评”作为文革的先声，如何从视听暴力，思想暴力
和对历史的暴力三个层面，形塑“红卫兵一代”。
◇ 文革先声：“九评”的生产和传播
报纸和广播是毛时代普通民众判断政治走向的主要官方来源。中国当时在世界上比
较孤立，有利于媒体更有效地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复旦大学红卫兵司令安文江（1944–
2013）感到两报一刊充溢硫磺味的文章使校园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浓雾之中，他竭力从报
纸和广播中搜索政治方向：“那一段时间，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聆听每晚的新闻广播，天
天逐字逐句地研读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总想在字背后找到支撑灵魂的东西。”
哈尔滨居民卢叔从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上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三
版文章，推测“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理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先从报
上搞起来的。显然，纸媒和广播是当时官方和民间公认的传递政治信息的媒介；开启毛
时代的政治运动，媒体往往是急先锋。
同时，1921年中共立党以来，尤其是1949年建政后，与苏联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亲
密盟友关系，是官方媒体极力宣传的一个重要面向，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有效地向民
众传达眼下的中苏分歧和公开决裂的重大政治信息？中共及其媒体面临挑战。北京小学
生徐焰（1951–）当时既坚信中方有理，又感到内心别扭，因为中苏友谊“牢不可破”
的宣传深入人心，再加上从小阅读了大量苏联文艺作品，对苏联文化有亲和性，所以一
下子难以接受苏联修正主义的新形象。喜爱苏联文艺作品的武汉大学生徐海亮（1944–
）在公开批判苏共以后，内心冲突加剧，“要从内心深处活活地剥离出对苏共以及对苏
俄文化的感情来。”基于此，“笔杆子”与“金嗓子”紧密合作，实现“九评”的广泛
传播和影响，同时进行深入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说服，发展中共的现代性叙述。
◇ “笔杆子”的“九评”：纸质文本的生产与传播
中共论战体滥觞于国共内战时期（1927–1937年为第一阶段，1945–1950年为第二
阶段）的广播和纸媒。国民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建台，主要职能实行反对中共的
内战宣传。1940年建台的中共延安广播电台后所播发的如“揭露国民党中央社篡改中共
发言人声明的无耻行为”和“国民党死硬派还有多少号召力”等广播稿，佐证国共之间
的论争。1941年创刊的《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中共的一切政策：其社论均由
中央领导及重要干部执笔，并通过广播传遍中国；这些宣传强调“政治家办报”，“党
性第一”，报纸是“指导工作和教育群的武器”，党“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
1963年夏汇集党内最高水平的理论家“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成立并进驻钓鱼台，其
成员包括正副组长康生、吴冷西，以及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和吴江共七人，配多
名助手及五个外文语种的翻译班子。写作组也得到兄弟单位，如中联部和史学“反修组
”等部门专业、及时的资料供给和智力支持。其工作程序是拟定题目，再分头完成写作
纲要，每篇提纲经领导小组初步讨论后，再由邓小平亲自到场审核敲定，然后写成文章
，由小组讨论修改定稿。实际上，这些文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会讨论前，邓也
会在吴冷西，康生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反复多次，再送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常委
及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审改，重要的文件最后经政治局讨论通过。
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直接修改并领导“九评”。“九评”屡经多级多人多次修订，如
《七评》先后有十九稿。《八评》有十三稿。最为关键的是，毛在中南海多次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并审阅定稿，并做增删。毛年谱上对《一评》、《三评
》和《六评》无相关记载，除《四评》无修改外，其他五篇文章都由毛泽东最后审阅，
并做出程度不同的修改。如：他先后三次审阅修改《二评》，并将标题改为《关于斯大
林问题：二评苏中中央的公开信》，修改原句100多字，增加600余分析文字。讨论《五
评》，审阅定稿，并做增删。审阅《七评》第十八稿，在“当前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
分加写：“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
物。”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最后一段的开头加写：“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
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这些句子短小精悍，铿锵有力，而且朗朗上口，不
仅增强了论战的气势，而且直接回应1963年12月苏共写信希望停止论战的诉求。1964年
3月中旬，毛审阅《八评》，在文章开头加了一长段话，阐明此评目的是“以比过去更
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3月22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几天后，毛再次审阅并少量修改八评第十二稿。而最为关
键的《九评》，毛泽东更是从1964年7月5日起，几次召开会议，逐段讨论修改此文，毛
修改了题目，对内容也做了小幅改动。（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讨论通过
《九评》。“九评”译者李敦白的回忆佐证毛本人对“九评”的重要参与和最终定调。
纸媒、广播和单行本，这些毛时代的组织化传播渠道，最大限度地覆盖全国受众，
有助于实现有效传播、社会动员和控制。“九评”文本定稿后，翌日登上《人民日报》
和《红旗》杂志等中共各级各地纸媒的头版头条，同时新华社、央广和各地广播电台广
而播之。另外，人民出版社翌日印刷出版单行本，全国发行。外文广播和中文广播同时
播出，还推出各种语言的单行本和各种小册子。与大部头政论文集相比，单行本携带方
便，便于传播，有利于在国内外普通民众中普及“九评”。单行本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
到20世纪初民众抗议活动中所使用的传单，中共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也都使用传单
传递革命思想，进行群众动员。
下文将从言语的力量和概念的启迪两方面，分析“九评”纸质文本的先天优势，如
何有利于其影响以及传播。
大量使用军事用语，表现出对革命暴力的崇拜。“九评”中有“战争”、“进攻”
、“军队”、“战斗”等大量军事语言，表明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说明中苏论战双方
只有对错，好坏，革命与修正主义的区分。文革中，这种“革命的粗鲁”首先被“红卫
兵一代”继承、使用并推向极致。
引用革命导师和俄国谚语，尖刻而雄辩；援引当时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言论，针
锋相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评》中转引：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
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
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事实是最雄辩的。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二评》中转引列宁引用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鹰与鸡
》讽刺修正主义者，“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
、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
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熟悉中国古典诗文的知识分子，这
类比喻让他们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典故，更能体会其中的妙处。《二评》发表后，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赞此文“意赅情挚，切理餍心，循环讽喻，拍案叫
绝，”并抄录一首唐人吴武陵借嘲山雀讽刺官僚诗。“九评”撰写过程中，毛泽东指示
引用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原话，点评批评他，因为“他讲话最多，而且前后矛盾，逻
辑混乱，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所以批判他既要严肃辩论，又要抒情式嘲讽
，做到刚柔相济。
援引中国古典诗文，辅以富有画面感的文字，为论战体增色不少。《八评》写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
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
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表
明中共无惧，甚至蔑视世界规模的“反华合唱队”的批评和反对，坚持正统的社会主义
的乐观和豪迈。
以文中注和脚注的方式，呈现出学术论文般的严谨，增强其说服力。《八评》中马
恩列斯的专著仍旧采用文中注，但增加46条尾注。《九评》有70条注释。如《七评》除
了所有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专著的引用采用文中注释外，另有21条尾注，其中的每一
条苏共言论引用，都像论文一样作了尾注，力证自己有理有据。文章引用了苏联《真理
报》、《红旗报》和《共产党人》三份苏共核心报纸的社论、评论和编辑部文章，以及
美国《新闻周刊》和英国《泰晤士报》的相关文章，借“美帝”“英帝”之口，证明苏
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这些都给读者制造出一种文中所呈现的材料切实可信
，消息来源覆盖面广泛的印象。然而，中共后来承认“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
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
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
“九评”大量采用排比句、反问和设问句，咄咄逼人。“难道”有47处，如《三评
》中——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
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
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
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
”吗？
大量激愤语言，富有战斗气息，营造出排山倒海的气势。
随着中苏分歧和论战的升级，官僚主义、特权阶层、两种路线、阶级斗争等词汇和
概念开始武装民众的头脑。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毛泽东谈国内干部作风问题，曾多
次使用“死官僚主义分子”或“死官僚主义者”，此时，这些干部仍是自己人，与他们
的矛盾仍是人民内部矛盾；1963年9月《三评》中抛出“官僚资产阶级，”指出南斯拉
夫的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属于买办资产阶级，这已升级为敌我矛盾。《九
评》抛出“特权阶层”概念，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
，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从关键词词频来看，随着论战的逐步推进，中共对苏联的定性也越来越清晰。除去
附录，“九评”每篇文章平均2万2千多字，其中最长的第九评，字数达到3万3千多。合
起来203103字。“修正主义”出现400次，“路线”222次，“无产阶级专政”出现155
次，“阶级斗争”79次，“修正主义者”63次，“特权阶层”21次，“骗”字的词频达
到54次，其中“欺骗”33次，“幌子”一词10次。上述关键词表明在这场论战中，阶级
斗争日益成为外交和内政核心问题。与二十世纪“革命”话语频繁出现的现象一样，上
述革命话语的密集出现和大幅增长，对应的是敌我矛盾的深度和革命形势的严峻程度。
上文简要分析了“九评”纸质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特点，“九评”纸质文本的传播及
其影响已然发酵，而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夏青等人朗读后，“简直轰动
中华大地的城镇乡村，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被很多人模仿。”
◇ “金嗓子”的“九评”：广播文本的生产与传播
无线广播作为一项新兴媒体，于1920年代引入中国。国民党将广播作为除海陆空之
外的“第四条战线”，所以192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成立，主要用于反
对中共的内战宣传，是国民政府发动的军事和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1937年
抗战爆发后，“宣传抗战意志，提高抗敌精神，争取友邦同情。”1940年底建台的中共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说理与攻心并用，“运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一直担负分化和
瓦解敌人的职能。该台“是党的喉舌，是团结人民，宣传真理，打击敌人的武器”，与
当时的革命报刊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传媒系统；战时广播消息制作和播报，比报纸
和其他印刷品程序简单，电波传送消息也不受纸媒发行限制。传播前线战况和时事新闻
时比报纸更神速和有穿透力。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毛泽东和朱德多次发表有
关时局和新年祝词等广播讲话，鼓舞士气，分化瓦解敌军。《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
以国民党中上级军官为主要听众，国民党被俘将领发现“中共的政治攻势真比张良的楚
歌还厉害。”
中共建政初期就开始建设比较完整的广播收音管道，旨在传达中国在国内外的“声
音主权”。毛泽东历来重视发展广播，对建立和发展农村广播，加强广播电力及确保安
全播音，多次做出指示。1955年，毛指示新华社向世界各地派驻记者，“把地球管起来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同年，国务院令广播事业局免费拨出1500部收音机
，地方政府负责配备收音员和维护收音机，在云南、贵州、西康、甘肃、青海、新疆、
广西、海南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收音站，旨在“加强对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
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政策时事宣传，”同时预防恶劣天气对农业和畜牧业的损害，也部
分地满足农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
1960年代，遍布中国城乡的有线广播和厂矿企业的广播站构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播网
络。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后，全国主要大城市的电视台也相继开播。因价格昂贵，耗
电量大，难以普及，当时城乡主要靠收音机来获取资讯。每天清晨六点半的“新闻和首
都报纸摘要节目”，每晚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通过空中电波向全世界
发布着中国的信息。1960年代起中国农村普及有线广播，每个县有广播站，每个公社有
广播放大站，没有电就用柴油机发电。多半农户花一两元买一个舌簧喇叭，细铁丝拉根
线就可以收听广播。1964年“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后，位于宁夏某偏僻小村的劳改农
场的作息制度开始由场部广播指挥。到1965年，毛泽东又专门为中央广播事业局题词：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军队广播的普及程度也不例外。
刘江华（1953–）1974–1978年在闽北山区某部队担任文书，他记得营区装有高音喇叭
，重要的广播都是通过这些高音喇叭播放。平时早上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
节目，偶尔也会播放一些当时的歌曲。部队的起床号和熄灯号也由喇叭播放。
1949年–1978年，广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起到重要的政治动员作用，尤其在识字
率较低的中国广大农村，作用很大。1978年以前的广播节目，大致分为新闻性广播、教
育性广播（对农村、民兵、青少年和知青等的政治教育、科技教育和文化教育和教学）
、文艺性广播（音乐、革命歌曲、革命现代戏等）和服务性广播（天气预报）。在陕西
省宝鸡市“明星旅社店员看来：广播上都是些真人真事，我们每天轮流去听，听了回来
向大家宣传，因为我们不识字，听了广播就等于把报看了。龙泉巷、汉中路等地方群众
都要求装喇叭。”1963年央广播送雷锋和王进喜的讲话录音，客观上推动了全国范围内
学习雷锋和王进喜的运动。播出后，央广收到大量听众来信称说王进喜精神“极大地鼓
舞了他们，他们决心学习王进喜战胜困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广播媒体是以声音传送信息，播音员对信息的播送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再生产过程
，包含播音员自己的理解和情感的“动之以情式”广播，远比“晓之以理式”更能触动
并感染听众，达到理想的政治传播效果。中共强调新闻播音工作的特殊性，播音员必须
历史清白，政治可靠，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因此，自延安时期至今，政治标
准是选拔播音员的第一标准。195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的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每个播音员都应是人民的喉舌，播音员不是传声筒，应是有丰富的政治情感和艺术修
养的宣传鼓动家，要使自己广播的一言一句都深深打动人心。”正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
深厚感情，齐越等“用声音传达党的声音，表达人民的心声。”他用声音重塑了雷锋、
焦裕禄和王进喜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把他们的精神播向千万人心间。”播音中的情
感动员是“情感工作”，是中共对民众进行心理管控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这种
做法植根于中国传统诵读艺术，朗诵水准对审美艺术和文本传播效果十分重要。
1960年代，尤其是文革前，普通播音队伍的人员配备及其教育水平相对良好。1960
年代中共开始对播音员进行系统的科班培训。1960年秋天北京广播学院开设首届播音班
，邀请夏青、林田、齐越等老播音员和侯宝林等老艺术家传授语言艺术，央广播音部第
三代播音员的业务骨干铁成、红云等都是该班学员，之后都成为精英播音员。1963年陕
西省宝鸡市市台撤消后，编辑记者增加至9人，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2人，高中程度的5
人，初中2人，年龄最大30岁。
以夏青和齐越为代表，担纲播送“九评”的央广第一代最具实力的播音员的声音魔
力，对“九评”的传播和影响居功甚伟。夏青播音的传播魅力被誉为“祖国的形象，”
“其播音之雄浑、内容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当、声音之震撼，至今仍留在听
众的记忆中。”以下着重分析“九评”语音文本，解读语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音和
记忆之间的联接。
除选用最好的播音员担纲，中央广播事业局组织“九评”播音组集体学习讨论具体
的演播技术。播音组成员开会讨论广播稿，梅益局长也参加；大家一起分析稿子，具体
讨论每一段的演播态度，不能声嘶力竭对骂，而是要讲道理，以理服人，有理有力有节
；明确标点符号的停顿原则，顿号停顿一秒多一点，逗号停一秒半，句号停两秒。自延
安新华广播开播以来，中共宣传部门创立播音制度，重视播音技术和宣传技巧。新华总
社语言广播部出台诸多管理细则，规范播音技术，强调播音员改进技术。解放战争中，
“记录新闻”集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和评论三者要点，慢速播音，突破收音机不多，
收音环境不佳限制，实现在地方报刊转载，黑板报和人群内二次传播。从《目前形势和
我们的任务》广播稿原稿，可见播音员为准确播音所做的种种标记，有关语气、语调、
重音等细节处理。
以下以播音中出乎寻常的长停顿，说明“九评”播音效果。《七评》录制中，夏青
采用长时间停顿，产生强有力的传播效果：“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
—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
—和新老殖民主义—同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
装—怎样挣扎……”夏青在省略号后大停顿，同事正要关闸，以便夏青修改，结果他开
始继续播音。“他一环扣一环、一句扣一句、一层扣一层，紧凑而富有层次，我们都可
以鲜明地体验到。”播出后，效果极好。停顿成功地调动了听众的期待，因此停顿之后
的内容便字字入耳，被访者黄以平（1947–）说：“九评的具体内容忘记了，但当时听
了广播感受到帝修反都来和中国斗，形式严峻，心情沉重，更立志要好好干革命。尤其
是夏青那个缓慢而沉的节奏，不同以往，都是告诉我们情势，都是将战书打进我们心里
。”网友也认为夏青是播音大师：“他播音时的庄重、沉稳让人肃然起敬；他播音时气
息的运用，对意群、断句、抑扬顿挫的处理可以说无可挑剔；他浑厚、富有磁性的男中
音令人倾倒，听他播音应该说是一种享受。”即便中苏论战时他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
年，但“当时我能傻乎乎地、一动不动地把夏青播的长达数小时的论战文章从头听到尾
。”
被誉为“党的声音，是祖国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的夏青等播音员在毛时代享有
政治殊荣。能够参与这么重要的广播，对播音员而言，首先是荣耀，其次是一个非常神
圣的光荣任务。“九评”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外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
《五评》播出后，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亲自到广播事业局，接见所有“九评”播音组
工作人员，《九评》播出后，周恩来总理专门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夏青和相关工作人
员。
从国际来看，集权体制一贯重视“功勋播音员”在政治宣传和动员中的作用。二战
时期的苏联，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胡志明时代的越南北方，毛时代的中国，以及当今
北朝鲜皆如此，旁证语音在政治宣传，社会动员和控制中的特殊力量。二战时期的空中
电波战被概括为“兵马未动，广播先行”。二战中苏联“功勋播音员”尤里·列维坦（
1914–1983）在希特勒的暗杀名单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斯大林。希特勒曾扬言在攻下莫
斯科后割下他的舌头。朝鲜首席新闻女主播李春姬（1943–）播送朝鲜中央领导人的所
有重要活动报道和朝鲜政府的重要声明。国家配给她高雅住宅、高级轿车及专门司机。
她播音时精神饱满，庄重严肃，铿锵有力，朝鲜媒体形容她“能让敌人肝胆俱裂，”是
“让敌人胆战心惊的战士。”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半身画像成为电视播音员“头像”。政治彻底浸润社会主义听
觉文化空间，来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信息被投放进民众的日常听觉消费中，从而
形成一种“全音景”（total soundscape），来自政治中心的语音触及并渗透在社会
生活的各个层面。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屏幕上是毛主席的半身画像，配乐《东方红》
，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露脸”，只播“画外音”，形同电台播音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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