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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34 | 1 刘晓波对徐文立说他“央视认罪”证明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是老父下跪后违心作证。在
他1992年的书《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说他确实没看见清场时死人，还说“我对自己出
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
完全拋开一己的公眾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难道这本书也是他父亲下
跪逼着他写的？
刘晓波回忆央视认罪:父亲被逼跪下 我彻底崩溃了(图)
曾在布朗大学国际关係学院任教的民运人士徐文立，当年曾推荐刘晓波竞逐诺贝尔和平
奖，13日获悉刘晓波癌逝消息后，用「彻骨痛惜」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徐文立向本报记者表示，「刘晓波是一位在每次交往都会给你带来心灵震撼的人，而且
更能让你思想反刍得益。」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刘晓波6月6日被捕，并于1989年9月上中央电视台，提到天安门
清场时没杀人，被海外部分民运人士指他「为中共掩饰天安门广场的屠杀做见证」，他
的「央视认罪」，也一度刺伤了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心；1990年11月，
刘晓波还写了一份《悔罪书》，被北京当局用作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各大学散发和宣
读。
徐文立说，刘晓波曾向他透露，那次在央视台做违心见证，是因为当局强迫他父亲游说
他就范，他痛苦地对徐文立忆述：「平日我可以和父亲论辩至反目，可是当父亲在那种
地方双膝向我跪下时，我他妈的彻底崩溃了！」
刘晓波说：「我从来没有对谁讲过这一幕，今天就想对你说，可是还是不能他妈的原谅
我自己！特别面对『天安门母亲们』时！没有藉口，只有惭愧，骂自己不是东西！」
之后，刘晓波一次次地反省、检讨，诉诸文字和一次又一次的行动，才逐渐赢回昔日同
志的宽恕和谅解。
徐文立推荐刘晓波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理由之一是「上苍拣选了刘晓波为『四君子』，
保护了那些尚未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年轻大学生们。」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这几位愿意用自己宝贵生命来保护无辜学子的人。」徐文立说，「
历史记住了谭嗣同『戊戌六君子』，刘晓波『天安门四君子』也一定会被纪念。」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摘录
64事件中广场上没有死人 承认事实后心情沉重
（本文摘自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指中国官方）安排了一次采访，让我谈谈一九八九年六
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清场过程。当时，我的思想还处在坚硬到底、死不认罪的
时期。所以，接受官方的采访也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挣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
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
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采访，就等
于甘愿充当官方的工具，其社会影响肯定极坏。因为当时的全世界都相信戒严部队血洗
了天安门广场，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
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录
等人皆如此）。我出现在电视上证明没看见打死人，岂不是要触怒全世界，对我的公眾
形象极为不利。既然我已经下决心坚持，就乾脆拒绝采访。这种拒绝一可以表明我不与
官方合作的姿态，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难光辉，但是，面对历史事实的沉默也近于说
谎。
基于我对政治影响和自身形象的考虑，我拒绝了两次提审人员的劝说。但是，他们
拿出了《人民日报》所登载侯德健关于清场过程的访问录，并劝说道：「事实永远是事
实，既然你没有看见打死人，没有看到血流成河，为什么不敢澄清事实，讲真话呢？难
道讲真话也要顾虑重重，这可不是你刘晓波的性格。再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们四人组织
的和平撤离是立功表现。讲出事实，对谁都没有坏处」。
提审人员的话打动了我。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采访的充分理由。1．清场时我没见
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
而寧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吾尔开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
了道德美名而拋弃了尊重事实。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选择尊重事实的
确需要勇气。因而，儘管这次采访可能会损害我的道德名誉，但我寧可如此也不歪曲事
实，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的。2．德健已经讲出了清场事实，他正在受到巨大的社
会舆论的压力，人们的盲目和狂热足以淹没侯德健的真诚的声音。既然讲出事实要承担
全世界的指责，那么作为事实目击者的我决不能让侯德健一人承担这种指责。如果我保
持沉默，只能加强世人对谎言的盲目相信和对德健的指责。因为我和德健都是清场过程
的目击者。德健讲出没死人的事实而我却保持沉默，这等于在证明德健为保存自己而为
政府作偽证，等于把德健一人推向万夫所指的前台，独自承担所有指责。如果我出面作
证，讲出目击事实，一可以增加事实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担不公正的指责和
消极的社会影响──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眾义愤。3．官方证明了清场过程中天安门
广场没死人，并不能证明北京没死人，开枪杀人是铁案，决不会因为清场过程中没死人
而改变。而且，没有导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主要原是因为学生们的和平撤离，其功劳
在学生们一边，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讲出事实没有丝毫为官方开脱责任的意味。如
果学生们不主动和平撤离，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处那样进行反抗，天安门广场肯定要
死人，血染广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基于上述理由，我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鐘的采访，如实叙述了我目睹的清场过程。
但是，在采访结束后回秦城的路上，我非但没有坦然，反而因想到这次采访对自己的损
害而心情沉重。如果没有侯德健的率直，没有他不计任何后果和政治影响地讲出事实，
那么我或许也为了保持自己的公眾形象和道德名誉、而沉默、甚至说谎。这使我想起安
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那些老于世故的成年人都睁眼睛说谎，只有天性完整的孩
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侯德健就是那个孩子，却不被谎言的世界所容，这已经不仅
仅是中国人的悲哀，各国的新闻媒介也加深了这种悲哀。不负责任的某些流亡精英为个
人功利而误导世界的新闻媒介，媒介又误导公眾，谎言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铁案如
山的事实。
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
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拋开一己的公眾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
负责。令我不安的倒是我两次拒绝接受采访，这种拒绝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功利的考虑，
正像我出狱后为写了《悔罪书》而后悔不已一样。更何况我当时对自己前途的悲观估计
所產生的死硬对抗心理，并不是一种为信仰、为良知而捨弃一切的坚韧呢。否则的话，
我不会在血腥味逐渐淡化之后写下《悔罪书》。 |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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