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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原创 2017-07-01 杨津涛 短史记 微信号 tengxun_l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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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史记栏目。
文 | 杨津涛
“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
不存在。
一、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绝大多数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
也耳熟能详。1949年后的中国通史中有关“农民起义”“农民革命”的内容，曾长期占
据很大篇幅，且一致持高度评价。
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
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
。”《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
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
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
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钱穆先生及其名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二、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
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
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1、“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
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
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
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
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
（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
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
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
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
，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
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
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2、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
，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
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
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
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
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
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
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
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
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
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
，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
。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
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
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
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鼓动戍卒造反
三、从参与者来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
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
，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1、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
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
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
期性的社会动乱, 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
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 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
为地主, 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 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
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
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
的宗族关系, 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
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
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
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
“秦戍役多, 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
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
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
来响应，出现了《史记》中所载的此种情况：“陈胜“ 将数百之众, 转而攻秦。斩木
为兵, 揭竿为旗, 天下云会响应……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2、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
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
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
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有人认为秦律其实没有这么严苛，但
缺乏权力监督和约束的政治环境下，简牍上的记载和实际的执行之间，往往存在差距）。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
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
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
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
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
3、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
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
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供状中说：“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
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
有追兵。”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 愈聚
愈多”。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 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
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 不料长发贼进城” 而被裹胁去。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
后供称，“所到各处, 裹胁的乡民, 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 亦有怕杀跟随的。”因为
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 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
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 且焚抢殆尽’
。复间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
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 己身复被掳, 每见完善之地人民, 以为
我如是, 伊辈何独安处。愤慈不平, 必将其人掳来, 同我一样, 我心始快。’”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 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
仗。老弱胆小者, 令扛抬物件, 烧火炊饭。”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
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
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
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
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
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
，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
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
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
表现太平军北伐的连环画
四、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
”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
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
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1949年后的史书对此很少提及，理由是“这些内容都是封建文人出于阶级立场对农民
起义的诬蔑诽谤；重述这些内容可能损害农民起义的形象。”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
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
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
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
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 骚然
不得安生, 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
，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
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当1949年后树立“农民起义”至
高无上的地位后，就将所有的“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
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即使是真的“农民起义”，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
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
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
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
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
：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
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
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结语
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小的事件，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可算作“农民起义”；但
今人所熟知之历史上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确无一例，可算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
。“民变”一词，显然要比“农民起义”更贴近历史事实。
黄巢大军攻入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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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唐
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
义和农民战争》、黄敏兰《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池子华等《北伐太平军“ 裹
胁” 问题述论》、毕英春等《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史式《对“黄巢起义”
的再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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