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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8600 | 1 初心勿忘 于 2017-06-04 17:32:01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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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许多人深爱着毛泽东，但未必都能深切认识到毛泽东到底是谁。
其实，毛泽东早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肉体，“毛泽东”早已成为中国社会民众的“集体
共意识”，一个巨大的精神符号，一个崇高的文化图腾！他凝聚着无数人的意志，表达
着普通民众自身不能实现或不敢实现的心灵渴望……
毛泽东是救世救民的悲悯！
他从不为自己活着。他看到众生痛苦、人心愚昧、社会黑暗、文化沉沦，他就主动站出
来，作领头人，带领大家去做除旧布新的工作，建立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是弱者翻身解放的渴望！
在恃强凌弱的世界里，有多少人愿意走向社会的最底层？有多少人愿意把手伸向那些在
绝望中挣扎的人群？毛泽东真正明白那些底层里的、在绝望中挣扎着的人也是人，也是
自己的同胞，也有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他向他们伸出了有力的大手，他是一位真
正的人道主义者！
毛泽东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仅仅解放了弱者的肉体，那还不是真正的解放。毛泽东教导弱者应该自尊自强，作社会
、人生的主人公。他也解放强者，让强者明白生活的意义不是压迫和剥削。他教导人们
应该怎样建立合理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世界。他是人类的精神导师！
毛泽东是公平与正义！
一些人总想成为人上人，但另一些人总想着帮助别人。一些人要把别人践踏在脚下他才
活得舒服，但另一些人看到别人受苦他就难受。毛泽东看不得社会上有人压榨别人，更
容不得人吃人。
毛泽东是无私无我！
他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个体。他是人民大众的共同命运。他的生命，
与人民大众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他走后，没有给儿女留下地位和财富，也没有从私情
出发给他们留下权力保护。他的确已没有私心和特权观念，完全把自己和家庭看作是社
会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了。
毛泽东是智慧和力量！
他一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韬略，展现出极高的思想境界，深含着极妙的艺术灵
奥，产生出震烁古今的强大力量，成为无数人苦心参悟的哲学。
毛泽东是大无畏和奋斗！他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他从未把敌人放在眼里。他认准
了真理，认定了目标，就会全力以赴，排除千难万险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是牺牲和坚强！
他的家庭，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了好几位亲人。他的晚年，为了继续革命事业，甚至不
惜让自己粉身碎骨。
毛泽东是质朴和耐心！
他对人民的感情是极其自然的。他与群众没有距离，他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极富耐心，是
真正的人民教师。
毛泽东是谦虚和谨慎！
他认为人民群众是聪明的，他在作人民教师的同时也作人民群众的小学生。他的事业极
其辉煌，但他认为万里长征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毛泽东是真诚和忠诚！
他有着赤子般的率真坦诚，从不掩盖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他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信仰，
忠诚于集体事业。他的真诚和忠诚，让一切在他面前玩弄权术阴谋的政客显得黯然失色
，猥琐不堪。
毛泽东是傲骨、正直和大气！
作为领袖，他不能忍受高高在上。他也从不媚俗，从不作秀，从不自欺欺人。他能够调
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诚恳地团结人民群众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是非分明而有富
于人情味，踏实细致而气吞山河。他的领袖风格是，既平易近人，又恢宏大度。
毛泽东是勤奋与好学！
他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暇不掩卷，孜孜不倦，求学进知，活学活用。他是学问大
师，使那些不学无术的政客相形见绌。
毛泽东是多情与浪漫！
他为人间正义事业的胜利而泪飞顿作倾盆雨，他在战火纷飞的征途上的马背上吟诗。他
的心灵那么敏感，山水自然和人群社会时常触动他的情思。他的内心世界如此丰富多彩
，叫那些不自量力、极力贬低他的“精神高度庸俗”的政客尽显自心的狭隘肤浅。
毛泽东是无情和冷严！
他从不让步于邪恶，从不徇私，从不招集小人，从不放纵下属。越是到晚年，他对某一
部分人就越加冷峻，管束得越紧。
毛泽东是理想与理性！
他是诗人，也是哲学家。他的理想高远，他的理性异常超拔。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
建设中，他以他的理想在前面引导，同时以他的理性不断地调整前进的方法和步骤，带
领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奋勇向前。
毛泽东是青春和朝气！
他一辈子都是青年领袖，充满阳光和激情。他早年是学生领袖，他晚年继续成为红卫兵
和知青的领袖。他永远年轻，这叫其他那些心术不正的老政客对比之时，尽显腐朽、老
暮气息。
人类最可宝贵的各种精神元素，凝聚成了壮丽的“毛泽东形象”，成为人类进步文化的
人格象征。毛泽东形象以其触动人类心灵的深度和广度，足以使一切追求光明的人们崇
敬和学习，当然也会使一些心地黑暗的人恐惧和排斥。
有志于从事人类解放事业的人们，你从毛泽东形象上能得到些什么启发呢？ | a****2
发帖数: 3735 | | x**m
发帖数: 637 | | a****2
发帖数: 3735 | 4 记得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办公室发放到农村大队部一级的红头文件﹐开篇赫然地有一段
毛泽东最高指示﹕“有人骂我是秦始皇﹗何止﹖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佰多儒生﹐…
…”接着是毛泽东的自述﹐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杀知识
分子的具体数字﹐可惜在下记忆力不好﹐忘记了。
现根据中共官方研究机构编写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史实》摘要如下﹕“毛泽东发
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杀死﹑整死﹑逼死和饿死的总人数为二千六百余万。”这是官方大
大缩小了的数字﹐根据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博士统计﹐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杀
了四千多万中国同胞﹐其中大部分是有文化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比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死
亡人数还要多﹗希特勒虽然坏﹐但对自己德国同胞没有那么狠﹐只有毛泽东才下得手﹐
专找中国人来杀﹐杀得越多越伟大越光荣越正确﹐杀的手段比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还
要残忍﹐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完全悖离事实。
为了证明这是百分之百的谬论﹐必须弄清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概念﹕他们所指
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五星红旗的内涵。在与国民党斗
争时﹐共产党和毛泽东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对抗国民党﹐当
夺取了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把他们弃如敝屣﹐时机成熟把他们打翻在地﹐沦
为阶级敌人﹐连同他们的子女永世不得翻身。知识分子原来被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后
来党和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没有知识﹐权且作工具来利用﹐这样“中国人
民”的概念实质是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了。
毛泽东一向善变﹐喜欢讲好话﹐笼络民心﹐用时封官许愿﹐引你上钩﹔不用时按之入地
。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群体灭绝﹐证明毛泽东是世界上最大骗子﹐内心毒如
蛇蝎﹐对待工人阶级也是这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的性质是“以工人
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说得多么好听﹐其实工人阶级从
来没有当过领导﹐只是上当受骗﹐听从指挥﹐斗垮了资本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以为
当上了“国家的主人”﹐于是戴着“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翁”的光荣帽子﹐愉愉快
快做了毛泽东的驯服工具。
毛泽东一声令下﹕“破四旧﹐立四新﹐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一些无知的工人经不起
毛泽东的煽骗﹐和红卫兵一道捣毁中国古代文物﹐挨家挨户查抄古代书籍﹐明知工人无
文化无知识﹐为了整臭老九﹐竟然下令工宣队进驻大中小学校﹐监督学校一切工作﹐乱
揪“反动学术权威”﹐任意侮辱﹑指导教师学习毛泽东著作﹐领导教师站在毛泽东肖像
面前朝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把学生的文化课改为毛泽东语录课。在共党和毛泽东
的一手策划下﹐中国的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工人阶级紧跟共党和毛泽东的目的是图个翻身解放﹐过好生活﹐但事与愿违﹐被指定在
某个工厂里做工﹐就得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做牛做马﹐不敢越雷池半步﹐做36﹐不做36﹐
几十年来工资稳定﹐物价上涨﹐工人生活每况愈下。在粮食跟户口以及就业跟街委会和
派出所层层监控下﹐工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四大自由﹐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稍
有越轨就遭到残酷镇压。魏京生的四个现代化﹐要求当局改革政治﹐还政于民﹐就被打
成现行反革命﹐重判入狱﹔北京某厂有个工人子弟学生﹐因年幼无知﹐无意中说错了话
﹕“蒋介石万岁﹗”被工厂支部写成书面报告﹐征询毛泽东意见﹐毛泽东当即批示﹐枪
毙便宜了他﹐最好放他到群众中监督改造﹐从此那学生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工人虽有自己的组织﹐但工会的头头全是共产党员﹐专门监督工人的食衣住行﹐样样都
要党的批准﹐甚至男婚女嫁﹐生儿育女﹐无一不受党的限制﹕党不批准出世﹐就得乖乖
的在母亲肚里死掉。工人有冤无处诉﹐永远做牛做马﹐俯首听命。
农民更是悲惨﹐‘解放’前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劳动﹐收获归自己所有﹐勤劳
的增产增收﹐积蓄十年八载﹐可以置田买地起新屋﹐可以自由迁徙﹐从农村迁入城市﹐
从城市迁回农村﹐通行无阻。为了追求翻身解放﹐过美好幸福生活﹐农民禁不住共产党
和毛泽东的诱惑﹐出人出力出命为他们打下了江山﹐斗垮了地主﹐分得了土地﹐满以为
从此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怎料事与愿违﹐党和毛泽东只给农民两年的甜头﹐便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加以限制﹐
先是初级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最后是人民公社﹐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农民戴上紧
箍咒﹐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查禁‘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社员生产的粮食油类和
棉花等全部归公社和生产队调配﹐不准拿到集市自由买卖﹐强迫农民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大炼钢铁﹐虚报成勣﹐出现人有几大胆﹐地有几高产﹐丰年欠收﹐哀鸿遍野﹐全国
闹饥荒﹐全民生水肿﹐农村十室九空﹐夜无隔宿之粮﹐一家五口人共穿一条裤子﹐社员
被饿死冻死不下三千多万﹗
共党和毛泽东根本不为农民利益着想﹐只图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无休止的阶级斗
争﹐制造红色恐怖事件﹐用准备打仗来转移人民对共党和‘三面红旗’的不满﹐进而把
十亿人民掌握在自己的掌中。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为了达到召之则来﹐来之能战﹐战
则能胜的目的﹐毛泽东指示全党“手中无米﹐引鸡不来”﹔意思是要掌握经济大权﹐使
人民饱不死﹐饿不坏﹐严格地执行物资统购统销政策﹐日常必须品定量配给﹐养猪不准
私人屠宰猪﹐养鸡鸭全部上缴﹐甚至农民把自留地生产出来的蔬菜担到集市卖﹐换点盐
巴钱﹐也被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被整被斗被没收﹐还要写检讨书才放人。农民眼泪汪汪
地说﹐“共产党推行‘共惨’政策﹐害得人民半死不活﹗”有个插队知识青年看着社员
一家大细抢著捞粥渣挨饿﹐深表同情﹐写下一首打油诗﹕“餐餐看电影﹐天天当渔翁﹔
两脚尽牛屎﹐日落背苍穹。”
为了防止农民流入城市﹐共党的政策规定农村人口不得迁到城市生活。农民一心想与工
人联盟﹐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崇高理想’﹐但是农村姑娘与城市工人
结婚﹐不得随夫在城市生活﹐一辈子分居两地﹐国家宪法成了欺骗工人农民的一纸空文
﹗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为谁辛苦为谁甜﹖他们终于觉醒了﹐但只限于消极对
抗﹐出工不出力﹐生产每况愈下﹐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奇缺﹐有钱买不到东西﹐农民吃不
饱穿不暖﹐沦为不戴手镣脚铐的奴隶。
知识分子表面好过一点﹐党和毛主席封给他们一个光荣称号叫“国家干部”﹐其实正好
上了毛泽东的圈套。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制订一套改造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
知识分子生下来就要听从党和毛泽东的改造﹐呼则来﹐挥则去﹔侮辱有余尊重少。在历
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挨整挨斗挨打挨跪挨杀害﹐挨毛泽东侮辱﹐“知识
分子最无知识”﹐“知识分子不能翘尾巴”﹐“书越读越蠢”﹔反右斗争运动中强迫知
识分子认错跪地求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镇压了一百一十二万三千四百多名“反革
命分子”﹐杀了八十七万三千六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
二百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或右倾分子﹐百分之百是知识分子。
文革初期怵目警人﹐‘闻之丧胆’﹐公安人员利用无知的群众集体屠杀知识分子。全国
统一行动﹐步骤是由公安派出所民警召集街委会干部开秘密会议﹐大造舆论﹐说某某监
狱的劳改犯人血洗芳村﹐某某监狱的劳改犯人血洗三云村﹐求求街委干部把本街道居民
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每人要有防身武器﹐诸如菜刀斧头扁担等﹐分作若干小组﹐每组至
少要有三个铜锣﹐没有铜锣就用脸盆代替﹐并物色好积极分子组成晚上巡逻队﹐发现劳
改犯人踪影就吹哨子敲锣打鼓各路围堵。计划就绪﹐把监狱的犯人﹐尤其是右派分子和
政治犯饿他几天﹐只供水饮﹐不供饮食﹐待犯人四肢无力时便向他们当众宣布﹕现在监
狱已经瘫痪﹐无法养活你们﹐你们可以自谋出路﹐犯人听到此消息﹐以为从此得见天日
﹐怎料一踏出监狱门口就被受蒙蔽的群众围追堵截﹐挥舞扁担斧头乱棍打死﹐并陈尸于
大街小巷﹐用棕绳吊在电灯柱上﹐用木牌挂在死者的脖子上﹐上面写着﹕“劳改杀人犯
的下场”。
一天我从橞爱路经过﹐忽闻一女子哭声﹐循声望去﹐那女二十左右﹐跪在电灯柱旁边哭
红了眼睛﹐痛不欲生﹐再往上看﹐电灯柱上吊着两具尸体﹐行人赶忙把那女子扶入骑楼
询问﹐原来老的死者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时期军队中的副连长﹐解放战争中‘投诚’
共产党。五七年在工作中讲错了话﹐被打成右派分子﹐在监狱服刑﹐像这样集体屠杀知
识分子的惨状﹐只要上了年纪的两广居民都有可能亲眼目睹。杀了多少人﹖那是公安绝
密﹐全国那么大﹐天知地知毛泽东最知。
随着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展开了互相大屠杀﹐城市出现了大
规模武斗﹐死人十分惨烈。江青的“文攻武卫”获得毛泽东批准﹐不到丰年就把民主造
反派赶尽杀绝。毛泽东68年下令解放军支左﹐把军队开进各单位各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用枪杆子架在工人的脖子上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伴之又发动“运动套运动”的“一打
三反”﹐把检举出来的异己分子当作阶级敌人关押起来﹐半夜里武装押上轮船﹐用黑布
蒙住眼睛﹐用大石拴在受害者的脚上﹐活生生的坠下河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人灭口﹔
对待有名望的有独立思想的专家学者﹐则采取另一种肉体折磨方式﹐当时盛行的刑罚是
跪玻璃和碗碎﹑‘吊半边猪’﹑用带刺的秤磅木棍一边斗一边毒打﹐强迫受害人承认反
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待打得遍体鳞伤﹐半夜用麻绳勒死。文革时杀人绝大部分
采用这种暗杀的方式。召开公审大会只是象征性“杀鸡儆猴”的事﹐不过几年又给受害
人平反﹐暗杀就省了这层手续。
文革时农村杀人比城市杀人多出好几倍﹐手段极端残忍﹐杀人的面积普及到每个公社每
个大队每个生产队﹐只因那里贫穷落后﹐交通不便﹐记者少到﹐就是到了也不敢写。其
实农村杀人酷似毛泽东二十年代在湖南搞农民运动﹐先侮辱游斗﹐然后加以杀害﹐有公
开杀和暗杀两种。
公开杀以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把所有‘地﹑富﹑反﹑坏﹑右﹑资﹑修和臭老九
’通通抓起来﹐集中在公社人民武装部﹐强迫居民和公社的所有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公社
露天大会场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由十多个卫红指挥部的民兵把五花大绑的阶级敌人押
到中央﹐不容分说挥舞铁棍﹐斧头和扁挑活生生地打死﹗近山的挖坑埋葬﹐近河的推下
河让水冲走了事﹐有的还插上犯由牌﹕“反革命五类分子的下场”﹗杀人最多的是清剿
广西平桂矿区十多万“四二二”造反大军﹐他们吸取城市“四二二”造反派被虐杀的教
训﹐把队伍退守据点里﹐坚持有条件的投降﹐被当局判为反革命﹐实行武力征剿。从全
省各单位各部门征集忠坚分子﹐由军区解放军指战员率领﹐动用冲锋枪轻机﹑重机枪和
火箭筒等现代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四二二”实行镇压﹐不分老幼男女﹐一被俘获就押到
矿坑上﹐踞(居)高临下用机枪集体射杀﹐哭声震天﹐尸横遍野﹐目不忍睹﹐有的胁从的
人当场被吓破了胆﹐回到家里痴痴呆呆。
暗杀令人发指﹐卫红指挥部的民兵无法无天﹐他们逮捕阶级敌人都是集体夜晚下乡﹐将
五类分子全家男女老幼绑起来﹐押到河边﹐先把男人拉到僻静地方用枪托击昏﹐然后用
刺刀刺死﹐接着把女的剥光衫裤﹐轮奸后杀﹐把全家人推落河里﹐又恐怕流不出大海﹐
往往用杉木绑着死尸﹐像放木排一般让它随水漂流。两广的同胞们﹕你们大概不会忘记
珠江河上日日夜夜漂流的死尸吧﹐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六七﹑六八年中﹐无数死难者的尸
体﹐女的全身裸露被缚在杉木上﹐有的被钉在电灯柱上﹐一排排﹐一串串流经虎门﹐冲
出香港。为了维护祖国红色江山的名誉﹐毛泽东从中南局军区抽出三个团的兵力常驻广
东肇庆﹑澜石和虎门﹐日夜打捞死尸﹐并动员沿江渔民协助﹐每捞得一具获三十元人民
币的报酬。
总之﹐毛泽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最落后的阶
级斗争分而治之来煽骗加祸统治中国人民﹐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斗到穷﹐斗到冤
﹐斗到仇根深种﹐人与人之间彼此咬牙切齿﹐倒退到奴隶野蛮社会﹐道德沦丧﹐经济濒
临破产﹐城镇已超负荷﹐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为了甩掉包袱﹐减轻负担﹐转移人民对(
共)党和毛泽东不满﹐中共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帝﹑苏修对我国发动核子进攻﹐制造战争
恐怖﹐又掀起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政治运动﹐加紧疏散城镇人口驱赶城镇
居民下乡务农﹐强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地神州一时出现了爹娘兄妹走相送
﹐哭声直上千云霄的悲壮场面。到了七○年中国的精英已被杀得七零八落﹐幸存的知识
分子噤若寒蝉﹐被中共牵着鼻子任凭毛泽东指往哪里就奔向那里。
中国人民几十年蒙受的灾难如此沉重﹐归根结底是共产党毛泽东极权统治所致﹐为了打
倒皇帝当大皇帝﹐打倒地主当大地主﹐打倒资本家当大资本家﹐不惜把中国搞得天翻地
覆﹐屠杀了四千多万中国同胞﹐焚毁了无数的民间古典珍贵书籍﹐捣毁了无数的中国古
代文物﹐摧毁了无数的知识人才﹐把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道德秩序破坏无存﹐把中国历
史拉向倒退﹐好话讲尽﹐坏事做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千古罪人﹗ | a****2
发帖数: 3735 | 5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760
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
－－作者：谭加洛
文革有一句很著名的毛泽东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这只是一句空话，从来没有真
正实行过。文革是非常暴力的。而其中最为暴力的是文革前期的群体性大屠杀。目前已
知的文革四大屠杀案，分别是：1966年8月北京市“‘破四旧’大屠杀”和北京郊区的
“大兴县大屠杀”，1967年8月湖南“道县大屠杀”，以及1968年“广西大屠杀”。但
是几乎没有人知道1967年8月发生在南方名城广州骇人听闻的“吊劳改犯事件”。
这次民间俗称“吊劳改犯”的暴民事件，起于1967年8月11日晚，下半夜达到高潮，第
二天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持续发展。当时广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可见死尸，尤以
市区繁华路段为多。死者有些是活活被吊死在电线杆或路边树上的，有些是打昏打死以
后吊上去的，也有不少就倒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或人行道上。整个事件持续近一个星
期才完全平息。前后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人？前因后果如何？对广州文革中这最大
的死亡事件，除了《广州市志》含糊其词一笔带过，其余公开的官方历史文献资料提都
不提，从无交代。这是每个老广州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但长达40多年来，包括他们自己
的孩子，外部世界对此也都一无所知。笔者从2005年开始，通过街头调查、两派头头访
谈、各种途径对当事人采访以及通过档案和出版物查证，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终于
揭开历史帷幕的一角。
一、历史见证
我就是事件的目击证人。
1967年8月12日上午9点多，我从广州荔枝湾区市第二人民医院伤愈出院，38年后，我写
了《文革十日》，记录下终生难忘的一幕：
走出大门，炫目的阳光像无数飞针刺过来，好半天都睁不开眼。待低头闭目片刻，慢慢
抬起头来，我突然吓了一大跳，就在头顶上方，树上有两只光脚丫从浓荫中垂吊下来…
…啊，一具死尸？！
树下围着一圈人，像一群仰着脖子的鹅，叽里呱啦，议论纷纷……
空中弥漫着一股怪异的腥臭味。我忍不住呕吐起来。
住医院才三日，恍如隔世！
公共汽车全部停驶了。我从繁华的西关荔枝湾出来，穿过黄沙，经过南方大厦、文化公
园从人民南路折往沿江路，顺着江边往东经过爱群大厦、海珠广场的解放广州纪念碑，
南过海珠桥，穿越同福路……几乎走了半个广州城，沿途每隔一小段就会在十字路口碰
到触目惊心的场面：
上身赤裸的死尸，血肉模糊的死尸，肿胀发黑的死尸，死尸，死尸……男男女女，老老
少少，这边交通岗亭下躺一具，那边电线杆或树上吊一双。有的满面血污，龇牙咧嘴，
死不瞑目；有的张口无言，舌头垂吊，拖下长长的稠液……光天化日之下，美丽的“花
城”广州，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恐怖的“尸城”。－－花城无处不飞尸！
2005年至2006年，我访问了中国广州、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几十位当年
的目击者－－老广州人，这是其中一段笔记：
人民南路，旧称太平南路，广州市内的主要干道。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一群群的“人
民”，表情麻木地围观另一些被吊死的“人民”。
黄沙，邻近旧时沙面租界的7号公共汽车总站，有3具死尸。围观的人说是劳改犯，也有
人说是广西造反派。有附近居民说，夜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听到，但早上看到的尸体却是
刚死不久的，因为肤色新鲜，还可以分辨出来。
北京路，旧称永汉路。位于城中心。永汉电影院门口正对的十字路口街心岗亭上，倒伏
着一具已经发黑的尸体。该电影院的背后，禺山路和北京路交界处，也有一上身赤裸者
，双手被捆，吊死在树上。背后曾被捅过一刀。据说是小偷。
中山路，旧称惠爱街，中山五路、六路、七路、八路一路都是尸体。
海珠广场，纪念解放广州的雕像脚下，坐着一具尸体。
东山，省委和军区所在地。公共汽车总站吊有两具尸体。
河南同福中路的吊尸，下巴还挂着长长的黏液。
市中心的惠福路，有一男一女两具吊尸，被写上“奸夫淫妇”4个大字。
郊区白鹤洞人民公社礼堂前的墟镇街口，也吊了两具死尸。因为头被衣服包着，看不出
多大年纪。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还有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中山路，连新路……到处是死尸。
但是，讲述上面情况的这些人，都是8月12日天亮以后的现场目击者，包括我专访的文
革两派头头10多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我哪怕一个死者的姓名身份，告诉我那恐怖的
长夜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就因为尸体“来无影去无踪”，有人提出“阴谋论”，怀疑尸体都是从外地运来的，所
谓“吊劳改犯”根本就是某方面势力策划的一个大阴谋。笔者无法认同这种“阴谋论”
。不说有人半夜运大批尸体到广州，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吊挂起来的推测实在匪夷所思，
难以实行，我自己的目击和访谈调查结果，也都证明尸体并非只在几条干道沿线出现，
他们恰恰就是分散在全市东南西北大小街道的。但要否定“阴谋论”，关键还是要找出
死者，查明身份。
二、追踪调查
2007年我从美国回到广州，继续做田野调查，意外取得4项重大突破：
第一，通过朋友发现第一个真名实姓死者－－精神病患者汤永耀。
2006年我写的《孤魂无处话凄凉》（载2007年1月3日《华夏文摘》，以下简称《孤魂》
）一文曾提到“东山，省委和军区所在地。公共汽车总站吊有两具尸体……”
2007年5月26日，我见到老朋友，原广州十三中同学李展超。我把《孤魂》一文给他过
目，告诉他我无法找到当事人的困境。不料他当即响应：“有！我有一个一同下乡的最
好的朋友汤永杰，他的哥哥就是那次事件被吊死的。”李当即为我拨通了汤的电话。
以下是那天和汤永杰对话的电话记录－－
我哥哥汤永耀，原是广州七中的1962年毕业生。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
，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
，你知道，工作也不好找，年纪又越来越大，本来是很单纯、心气很高的人，想得多，
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
那天（笔者注：全城曝尸的前一晚，应该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他外
貌和普通人没有两样，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
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
我们无法出去找他，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出去找，不久就回来了。他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1路车总站，被
吊死在电线杆上。
我母亲大哭。
街坊怀疑我父亲会不会看错。
（问：你们去收尸了吗？有没有保存骨灰？政府有没有赔偿？）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
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那时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来人给过一百几
十块钱。我不在家。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问：知道是谁干的？有没有追究？）
那年代，追究谁？不是我们心胸特别宽大，大环境不可能。后来曾经有朋友说知道是谁
，可以代我们去教训。我说算了……
正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汤先生才和盘托出了40年前发生在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
。当晚通过话后，我即请李帮我联系安排访问汤家，但此后汤先生不再回应。他显然是
在回避。历史调查当然是越细越好。但李和我都不忍心穷追下去，往事不堪回首。
这个案例有3点值得注意：第一，死者和凶手都是当地人；第二，死者是精神病人，这
种案例在访谈中已经多次遇到，但这次是第一个真名实姓；第三，时间点正是“第一夜
”。
第二，校史座谈会后偶然问出第二、三具无名尸－－郊区“四类分子”郭灿亨和李瑞安。
2006年《孤魂》一文提到“郊区白鹤洞人民公社礼堂前的墟镇街口，也吊了两具死尸。
因为头被衣服包着,看不出多大年纪。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
2007年5月29日我在广州母校附近召集一些校友座谈校史。正题谈完之后，我散发《孤
魂》一文，顺便询问当年学校附近白鹤洞打劳改犯的情况，没想到立刻就得到响应，有
当地同学脱口报出《孤魂》提到的白鹤洞礼堂门口被吊死的两个“地主仔”真名实姓：
一个叫郭灿亨，男，白鹤洞（永红）公社东村二队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监督劳
动，为生产队割草。那天晚上天刚黑，郭在家磨刀，准备第二天割草使用，民兵经过窗
外，听见磨刀声，说他要搞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把他拉进小学校审讯，毒打，半夜两
三点已经奄奄一息，哀求饶命……另一个叫李瑞安，是同一公社增村人。被定“坏分子
”，也是被民兵毒打，未断气，再用刀砍……
郊区白鹤洞农村的暴行显然不同于我已知的广州市的情况，施暴者不是一般群众，而是
当地有组织的民兵，他们打击的对象是身份明确的“四类分子”。
查清此案的时间点很重要：如果是8月12日以后发生，有可能是受广州影响的自发行为
；若发生在11日晚，和广州同步开始，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也可能是自上而下布置的
有组织的行为。
晚上，我打电话向白天透露情况的人进一步求证，结果类似的情况再一次出现：叙述者
“冷静”下来，后悔了，不愿再多讲一句。估计当事人还活着，作为本地人，他害怕！
第三，街头访查发现禺山市场无名尸的真实身份和出处。
2006年《孤魂》一文：“北京路，旧称永汉路。位于城中心。永汉电影院背后，禺山路
和北京路交界处，也有一上身赤裸者，双手被捆，吊死在树上。背后曾被捅过一刀。据
说是小偷……”
2007年5月30日，在朋友李展超的陪同下，我继续在广州街头访查，无意中竟然找到这
个“小偷”的线索，下面是当天的日记－－
沿德政路南行，没走多远，看见横巷里有五六个老人在乘凉聊天，我们上前就直奔主题
。其中一壮健妇人心直口快，不但立刻证实文明路和德政路交口当时确实打死了人，还
爆出与此相关的另一死亡事件：
“对面二楼（按妇人所指，后查证是正在拆迁的德政路186号楼房），有个高高大大的
肥仔，听说文明路口绑了三四个小偷，就走过去看，不知什么原因，到那里自己反而被
人捅了一刀，拼命跑回家，上了楼梯打不开自己家门，慌张闯入邻家，那家人不敢收留
，追上楼的人用竹升打得他满头血，转头跑到街上，跌跌撞撞，看来很难受，撞墙，好
似想死？后面一直被人追，一直追到永汉戏院（约一公里－－笔者），禺山市场那边，
最后被吊死。家人连尸都不敢去认。”
啊！两年前第一次从电话里听澳洲朋友姚提起，一年前回广州又多次听说，还亲自到现
场采访察看过的禺山路（和北京路交口）吊死“小偷”案，追踪出处，原来在此！
“肥仔”何人？他是小偷吗？他为何被人穷追不放，非置之死地不可？虽然无法了解到
他的真名实姓，但至少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他的死看来和政治无关，显然是因当地人之
间的某种恩怨。在其后的访谈中，我多次听说有死于恩怨过节的不同案例。
第四，街头访问，疑凶就在眼前！
10天以后，又遇到一件更震撼的事，就是居然和疑凶近距离接触。
那天我的目标是惠福路甜水巷，因为之前我曾往郊区拜访中学老师余柏茂，他的旧居是
市中心的甜水巷。他记得约8月1、2日就已经开始值班，建闸，搞“居民联防”，起码
一周以后才打死“劳改犯”。第一例发生在（前述）上一天傍晚，天还没全黑，就听说
居民捉住一个“劳改犯”，绑在树上。小孩跑去看，回家被大人责骂。最后这人被打死
了。余师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那时为什么人人都相信被绑的人就是“劳改犯”？
下面是2007年6月7日的日记－－
从海珠中路转入惠福路，很快就找到甜水巷。走进甜水巷，正是午膳时间。天热，一些
居民把饭菜摆在门口吃。我表示想找老街坊，有居民指一位正在对面人行道上吃饭的男
人说：“他就是，有什么你问他，他最清楚。”
此人看上去约50多岁（40年前正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矮矮壮壮，像个干粗活的人
。他就蹲在路旁，无椅无桌，面前地上摆着一盒烧鹅，一手拿筷，一手执酒，脸红脖子
粗，正喝到兴头上。
“阿叔，请问是不是这里的老街坊？”
“有什么事？”
“你一定记得文革吊劳改犯吧？”
“有，我这条巷口树上就吊了两个。你问这干什么？”
“噢，我只是想找当时失踪的一个亲戚。”
“多大年纪？”
“十，十几岁吧。”
“肯定不是！（这里吊的）都有三十几岁啦。我当时值班，打的是劳改犯嗟。”
“你怎么知道？”
“他自己讲的。那时这么乱，打！你不打死他又怎么样？”壮汉顿了一下，马上表白，
“不过我没打啊，边个（粤语：谁）打就不知道了……嗟，劳改犯嗟，一棍卜落（粤语
：敲）去，卜落去，打就打死啦，丢，系劳改犯嗟，打死矩（粤语：他），扯起裤脚，
脚仲（粤语：还）绑住一把匕首添（语气助词）。”
此人如果所言属实，看来他就是凶手，起码也是个帮凶！
他会不会是喝多了，胡言乱语？我移步问旁边也在聆听的街坊。街坊说，他能喝呢，没
醉。我再注意他手上的酒还有半瓶以上，面前饭盒的烧鹅也还有多半，应该是才刚开始
喝不一会儿。
他继续当街粗声大气，旁若无人大讲当年打杀“劳改犯”如何“正当”，显然酒精也在
起作用。我突然觉得脊背上透过一阵寒意。
这个案例在当时“打劳改犯”中有典型意义：首先，它是“街道联防”（也称“居民联
防”）的产物；其次，参与行凶的市民没有犯罪感（30年后依然如此）；最后，身份不
明的死者是外地人，他被贴上“劳改犯”的标签。
前后的调查证明，大部分的死亡都和“街道联防”有关。但“街道联防”是如何组织起
来，如何运作的？是否完全自发？或是原来的基层政权组织“街道居委会”也起了一定
作用？我的调查要深入下去，是越来越困难了。
上述四大发现最重要的意义是证实了部分死者的身份，但有的没有案发经过，有的时间
点上不能证实是在8月11日夜间，换句话说，如果不知道那个神秘的夜晚发生了什么，
就不能完全推翻所谓有人悄悄散布外来尸体的阴谋论。
三、最新发现
最近出版了一本文革回忆录《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作者是《南方周末》负责人，当
年的《南方日报》记者左方。事发当晚他正住宿在西关姐姐家，书中对那个不平静的夜
有生动的描述：“这天是很特殊的一天，全广州谣言满天飞，传说公安系统把监狱的犯
人放出来，这些劳改犯集结要血洗广州。市民惊恐万分，小马路筑街垒，巷筑栏栅，居
民自发组织起来，实行街道联防，天色未黑，马路上就不见行人。这一天晚上九时，姐
夫拿着木棍和铜盆下楼去，不久整条街都在嘭嘭响，像当年毛泽东指示除四害打麻雀的
样子，用这个办法来恐吓劳改犯。姐夫显得很兴奋，不时上楼来向我报告消息，一会儿
说劳改犯已经进城了，一会儿又说现在已经到解放路了。到两三点钟，说劳改犯正往我
们西关方向开来，领队的还是一个红衣女郎，手拿双枪，煞有介事。我问他信息是从哪
里来的，他说是一个街区连一个街区用话筒传来的，一直闹到天亮。”
第二天左方骑车出去，在中山路中央公园汽车站前面看见电灯柱上挂着个死人，就下车
去看，“是个穿着破旧中式衣服的男人，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身上不见血迹和伤痕，
很可能是活活吊死的。我想这人绝对不会是劳改犯，很可能是流浪汉，或者是没有及时
出城的农民。”
为了求证书中所述，笔者拨通了左先生的电话，他亲自确认书中所述就是“第一夜”发
生的情形。他还补充说，那天早晨他出门离开姐姐家，骑车沿途就已经看见不少尸体，
只是到了中山五路才下车看看而已。
另外，笔者近日辗转联系上当年市中心禺山（小区）街道联防总指挥，现年85岁的广州
五中原地理教师卢松。他看了笔者的文章以后，表示确有其事，永汉电影院对面岗亭和
禺山路口的两位死者他也看见了，时间记得就是11日晚上，只是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打死
的。他还说，辖区内有一曾因赌博被“组劳”（笔者注：因犯错或其他原因被行政部门
集中强制“组织劳动”一定时间，不是刑事犯罪）的华侨青年，当时被有过节的人指为
劳改犯，连同屋内住客共5人，差点被手持磨尖“水喉通”（铁管）的一群年轻人杀死
，幸得他制止才没酿大祸。他也证实左方所言，11日夜间八九点钟，不知何处打响第一
声“嘭嘭”以后，全城到处都开始“打嘭嘭”，就像事先布置好的一样。
至此，可以确切地说，那一夜，广州城到处“打嘭嘭”，杀声震天，各街各巷都有人值
班严阵以待。众目睽睽下，根本不可能发生汽车沿路散布吊挂尸体而又无外人所见的荒
唐事。第二天满城死者毫无疑问应该就是当夜值班的市民打死的。
综合笔者历年调查结果，现在基本可以认定：广州“吊劳改犯事件”是发生在1967年8
月11日夜间，因为谣言而引起，持续数天的暴民事件。死亡人数应该高于前述造反派统
计的180人（因为他们点算的只是两天的数目，而且受管辖范围限制。据了解收尸的单
位并不统一，既有中大驻军“黄草岭英雄连”，也有民政部门参与）。到目前为止，还
没发现任何一个死者是所谓“劳改犯”。
四、谣言引发暴民事件
笔者找到两份官方文件。
《广州市志》载：
“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和拒收槎头收容站送来的两车共84名偷渡人
员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11日晚，市区谣传‘劳改犯出来活动’，一时
‘打劳改犯’的喊声、锣声四起，一夜间有数十人被打死，吊尸街头。自此，市民缺乏
安全感，自发起来组织联防，在街道和一些马路口建立闸门。白天下午4时后至第二天9
时前街上行人稀少。”
另一份前几年曾经一度开放的档案－－1967年“军管会值班日记”有下述简单记录：
8月6日，广州市各公安局派出所遭到抢枪的群众组织41次冲击。
8月7日，广州海珠区，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和郊区的公安局派出所处在瘫痪和半瘫
痪状态，有的被关押犯人因为无人看管，已自行出走。
8月8日，郊区茶头亚岗农场有500多犯人，已跑了400多人，还在继续跑。
8月10日，槎头收容站放走84名偷渡人员，拒收84名偷渡人员。由此，“释放劳改犯”
谣言不胫而走。
8月11日，一位自称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打电话向军管会报告：“现有3000多劳改
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
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慌……”
这两份官方文件都认定事件是“释放劳改犯”的谣言引起的，事实上当时却没有发生过
任何劳改犯被释放或大规模越狱出逃的事件。笔者查遍了省、市、县志，以及公安志，
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军管会值班日记里提到8月7日到10日的犯人出逃记录也不足为凭，
原因是派出所非监狱，临时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等于就是犯人；查广州郊区并无“茶头
”一地，“郊区茶头”也可能是“郊区槎头”的笔误。广州郊区包括槎头等地有数间“
劳动教养所”。非刑事犯罪的“劳动教养制度”性质有别于“劳改制度”，管理相对松
散很多，例如周末可以请假回家等；至于收容站临时接收的外地流动人员和偷渡者，更
和“劳改犯”不相干（但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有意无意都混为一谈）。事后也没有任
何一位死者被证实是劳改犯。
谣言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但谣言能够广泛传播并产生最大效应，往往是在社会动荡，人
心惶惶之时。1967年夏天，正是文革以来广州局势最混乱的时期，武斗四起、交通中断
，市民开始抢购大米和其他生活物资。7月18日，毛泽东提出“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
”。自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8月4日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8月7日公安
部长谢富治传达毛泽东“砸烂公检法”的多次讲话以后，这些来自高层的指示对广州地
区的两派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影响，直接导致全市各个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枪支被抢。
加上公安局内部也分成两派忙于打派仗，广州各个基层派出所和一些公安分局一时门户
洞开，无人上班。当时两派都各自忙于割据地盘准备打仗，军管会也不打算接手广州市
的治安管理，城市治安进入一个管治的“空窗期”。
历史上权力突然解体或各种原因引起的管治瘫痪的“空窗期”，往往容易发生突发、自
发、群发的暴民行为。我国有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当天，新旧权力交接的空隙
，各地民众自发滥杀旗人的先例。美国有1977年纽约大停电，全城瞬间的黑暗立刻引发
暴动抢劫的著名事件。文革开始，各地学校普遍发生学生自发斗老师打老师，也是因为
当时学校的管理部门被冲击瘫痪。而北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的案例，发生时工作
组刚撤离，原来工作组一手组建的校革筹合法性已动摇，正是学校无人管理的“空窗期
”……
广州“吊劳改犯事件”也是发生在历史“空窗期”。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人的本能往往
是设法自保。广州历史上匪患不断，早在清末民初，因为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广州市
民就有闸街筑垒，联防自保的传统。文革中广州武斗规模远不如全国其他许多城市，可
是居民自发栅闸街巷，割据搞起“街道联防”，却是独一无二的。文革期间，1971年香
港出版过一本《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以下简称《述略》），对街道联防有介绍分
析：
“街道联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
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
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
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
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做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
“在‘劳改犯杀人行凶’之类的流言传得最凶的期间，居民的街道联防杀死的人数也最
多。各街道联防之间，‘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
’等论调大行其道。于是，不管好人坏人，不问究竟，被街道居民捉住的则予打死。”
因谣言引发的广州“吊劳改犯事件”，可以有多种解释：
目前比较普遍的理解是，当时群众在恐慌心理下，有人捕风捉影，想当然把社会混乱中
发生的一些事故、案件和所谓“劳改犯出逃”联想起来，编造故事，以讹传讹，无限放
大，最后形成带有全民性的连锁过度反应，集体扑杀一些没有分辩或自卫能力的弱势者
，特别是外地人，并把部分死者吊起来示众，警告假想中的来犯者，同时宣泄自身的恐
惧。总而言之，整个事件带有自发性、偶发性和盲目性的色彩。前引《述略》一书就认
定：“劳改犯越狱消息的由来，主要是一些街道联防打死抢劫财物的小偷和红卫兵之后
，将死者扣上劳改犯或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就无人敢于追究。这
样，人工制造出来的劳改犯越狱抢劫的消息传了开去，变成了真假难分的流言。”
另一种观点认为，谣言是有目的人为制造的，事件不是自发而是诱发的，原因是谣言的
源头来自上面：前述《十年人生梦》一书提到“有上千名劳改犯自北江登船南下广州”
的消息，就是“省航运厅军代表老李（海军）”通知造反派的，并且还“说是被南海舰
队广州基地的情报部门落实了的消息”；“军管会值班日记”里那位“自称在商品检验
局工作的市民打电话向军管会报告：‘现有3000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根据禺山
联防总指挥卢松老师的回忆，事发前两三天，他就已经被有关方面通知去开会，会上说
劳改犯可能会来犯广州，要求各街道自行组织联防。
－－有没有劳改犯出逃，别人不清楚，当时主政广东的军政当局不可能不清楚，怎么还
像不知情的第三者似的传递消息？这不是很蹊跷吗？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地方军事当局
和造反派严重对立，造反派连续抢枪，冲击军队，并于8月11日晚成立“红警司”－－
相当于临时政府，取代原有警司部队维持治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造谣者必是
从中得利者”的逻辑推理，某方面故意放出谣言，制造大乱，以搞垮对方，同时给中央
施加压力，为自己增加谈判筹码，也不是不可能的。8月11日，“红警司”成立的当晚
，恰是“吊劳改犯事件”发生之时。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在当时中美关系、两岸关
系敌对的情况下，海外派遣特务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也不奇怪。
在目前其他证据不足，相关档案没有公开的情况下，各种解释都只能暂时存疑。
谁造的谣或许永远是一个罗生门，找出谣言制造者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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