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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873 | 1 从日本所著侵华战争相关著作中不难发现，国共争议最激烈的抗战领导权问题对日本根
本就不是问题。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国民党是唯一的领导者。然而谁才是抗日战争的
主力，日本人有了180度的转变。
在日本开始战争时，日本官员与军部虽然注意到了中共的抗日热情，但毫无疑问，国民
党军队才是他们对手。
从《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中可以发现，国民党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
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面对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的顽强死守，书中慨叹
“尸山血海，非日军所特有”；1939年底开始的冬季攻势乃“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
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是“整个中国事变中陆军最暗淡的时代”；策
应对香港作战的第二次长沙作战，因薛岳的血战令日军“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
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相较对重庆军的周密部署，大本营对中共并不重视，因为与苏联的联系，日军大本营一
直强调的是防共，斩断可能出现的红色通道。而早期中共也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战力，只
有一直与中共缠斗的华北方面军备受困扰，“敌人擅长谍报工作，善于退避、潜伏”，
“击败重庆军并不难，而对付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中共军却不容易”，显得不太真实的
地道战让曾在冀中一带作战的加岛武中佐感叹“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华
北治安战》）。
结果到了1938年秋，日军突然发现“占领了中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但是日军所统治的充
其量不过是一些点（城市及其周围）和线（铁道和公路干线），除此之外的地区，到处
都遍布抗日据点，中国军队展开游击战，给日军以威胁。”（《日本外交史》）
客观来讲，此时所指中国军队包括八路军与国军两部分，日军并没有加以区别，在武汉
会战前后，为了保证铁路的通顺实施了肃正。然而他们发现，经过几期扫荡，“中共军
扩张势力的活动很显著……逐渐蚕食蒋系军及杂牌军，急剧地扩大了他们的势力。”
这很快引起了日军的关注。1939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汇编的《战时月报资料》写道
：共产党军队“在正太线南北地区有蠢动的征候。共产军的群众工作似乎越作越深，尤
其是朱德所在的晋南方面敌人的工作更为彻底，想得到情报极为困难”。
同年12月，华北方面军情报负责人会议又指出：“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
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他
们由此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
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
在这次会上，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也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
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
的根本。”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发
展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
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华北治安战》）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克涞源县日军据点东团堡
尽管如此，在百团大战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华北方面军
的作战记录中，一再以损失、过失、轻率、痛苦、教训、反省等叙述此战，甚至提到“
保持军队威信”，这在《大本营陆军部》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华北方面军在大本营的支持下对共产党地区大举进行肃正作战，经过两年激战，
军队规模和解放区缩水。但是到了1943年以后，它们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5月
，山西《新民报》登载的一篇文章亦承认：“一向即以狡黠著称之共党军，彼等确有不
可漠视之独特战法……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所谓特殊
战法者，亦即彼等所自觉得意之游击战。”
北平《新民报》于年底指出“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
军。”因此，日军大部分时间总把兵力的六、七成都用在同中共的战斗上，此时“国民
党军队避免同日军决战，企图尽量减少消耗，为战后的政治统战保存兵力。”
在对中共的作战中，日军顺便扫荡了国民党军队，然而他们马上发觉这是错误的行为。
例如1941年日军占领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长期据守的中条山，结果却是其始料未及的，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
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蒋系
军在华北最后的地盘由于中原会战失掉以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
的主要敌人”（《大本营陆军部》）。对此，日本华北方面军曾反省：“作为蒋系中央
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
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
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
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中国事变
陆军作战史》）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在晋冀豫边境作战，因未能捕获中共军队主力，
而向易于捕捉之敌寻求战果，消灭了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对这一结果，日本战史曾总结
说：“这一行动，不仅有损于完成消灭共产党军这一主要目的，而且削弱了一直在阻止
共产军势力向南扩大的残余蒋军，结果却使共产军方面坐收渔翁之利”，故“此次作战
，或可谓为考虑不周的表现”。（《大本营陆军部》）
至1944年，情势再变。日本的军事作战陷入困境，不得不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
战，重庆军的“劣弱性”暴露无遗。国民党第10军死守衡阳与豫湘桂全线不堪形成奇异
反差，以至于美国人担忧中国战线崩溃，一度曾想让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军队的最高司
令官，后因中共军队的奋战而作罢。
日军在与国共两军交手后，慢慢察觉“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
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华北治安战》）
国军并不是这样。据冈村宁次回忆，当时一些国民党军将领投降后，“他们到北京或在
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
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
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冈村宁次回忆录》）由此，日军得出结论：“日
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
则是不容共存的。”
随着美军进攻的紧迫，大本营预见到重庆会策应美军对日开始全面反攻，以及延安活动
的激化，转而谋求离间重庆与延安，助长其互相争执。经过谈判，冈村宁次向蒋介石提
出了一系列反共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要将驻在中国的100多万装备齐全、建制完整的
日军，趁尚未遣散之前用来进攻共产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日本历史学家臼
井对此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
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
1945》）
本文主要参考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编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的《大本营陆军部》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华北治安战》，服部卓四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东
亚战争全史》，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翻译的《日本外交史》
，井上清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根据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昭和の
动乱》一书摘译出的《日本侵华内幕》等。 |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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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04 | 3 百团大战是华北八路活动的高峰， 之后就王小二过年了， 从百团后期的关家垴之后，
华北八路从来就不敢对大队（营）级别主动发起进攻， 不少干部都调回延安， 留下
的叫咬牙干部（所谓咬牙坚持）， 知道44年底才有所改善， 因为日军精锐大都调到南
洋去了。
百团大战的1940年， 华北日军死亡5千余人， 这也包括华北国军的作战， 如中条山战
役以及傅作义等部， 就是按5千日军死亡的最好年成绩计算， 8年就4万， 占日军在中
国（不包括东北和缅甸）死亡40万的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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