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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1安立志
民心与爱国
安立志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人们多知王国维
、陈寅恪，却不知陈垣。其实，在民国学术界，陈垣与王国维齐名，与陈寅恪并称“史
学二陈”。
陈垣先生这样论爱国：“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可视为这是陈垣先生
为爱国主义确立的一个逻辑起点。这句话见于其史著《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之开
篇词。这部书是对《资治通鉴》注者胡三省的研究，写于卢沟桥事变之后。当其时也，
日寇侵华，北平沦陷，陈垣先生因故滞留辅仁大学。日寇控制之下，处境险恶，精神痛
苦，陈垣先生只能以教书著书为事，但他仍陈古论今演义抗敌复国；春秋笔墨表彰故国
忠贞。
胡三省与陈垣，虽时空不同，却有着相似的处境和遭遇。胡三省（1230-1302），宋元
之际的史学家，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胡三省自南宋宝祐四年（1256）
开始著述《资治通鉴广注》。蒙古骑兵马踏中原，攻陷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逃亡
途中手稿散失，宋亡后，只得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胡三省终于完
成了《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前后历时30年。胡在注文中多处联
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寄托民族感情。可见，陈、胡二人都是爱国者。
爱国几乎是一个用滥了的概念，较真学者指出，国家不等于天下，国家不等于政府，爱
国不等于爱政府。百姓如果感受不到作为一国国民的尊严与荣光，甚至温饱、安全也无
法保障，反而受到国家的盘剥、监控，国民怎么会从心底里爱这个国家？这就是陈垣先
生从其逻辑起点出发推导出来的“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之本
义。不过，改革开放初期，电影《太阳和人》中的星星问其父凌晨光：“您苦苦留恋这
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爱您吗？”曾经在舆论界引起争议。
孔夫子不是马克思，却往往以“世界公民”自居，他的“周游列国”，不过“打听行情
，待价而沽，借机跳槽”而已。孔夫子从来不讲爱国，他对国家总是实用主义，所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不进入利比亚
，不入籍叙利亚；天下有道就作作秀；天下无道就躲猫猫。今天是学者，明天是政客，
鲁国国民身份虽没变，但他从来不是国家主人公。
与这种投机政客不同的是普通民众。比《论语》还早的《诗经》中就有一篇反腐檄文—
—《魏风·硕鼠》。《毛诗序》论此篇：“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
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熹则评曰：“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
害己而去之也。”（《诗集传》）民众遭到官府盘剥，走投无路，只剩下唯一选择，那
就是“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适彼乐土”、“适彼乐国”、“
适彼乐郊”何谓也？西亚的难民营，东邻的“脱北者”，早年的“逃港潮”，即此之类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偷渡”或“移民”。这其实是民不堪命，走投无路的选择，于是
近者流落他乡，远者漂泊异国。这就是陈垣先生“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
权之下者矣”的现实诠释。
正是从这样的分析出发，陈垣先生引孟子为据：“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
者，得其心也。”盖“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
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国民的爱国是内在的、心底的情
愫。此种情愫之激活，不能凭借“境外敌对势力”的“杯弓”，不能借助“民主自由之
弧”的“蛇影”，而在于实行以人为本、人民主权的善政。即使国民远适“乐土”、“
乐国”、“乐郊”，也并非爱国情愫出了问题，大抵是施政弊端的缘故。孔夫子“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是逃避。而国民背井离乡的“浮于海”，往
往迫不得已。基于此，陈垣先生的“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可
谓入木三分。政治不善又当如何？古代曾有“苛政猛于虎”的古训，今有“人权高于主
权”的新规。在陈垣先生看来，之于民众的爱国情愫，政治之善恶比夷夏之防重要的多。
分析陈垣先生的爱国理论，套用一句歌德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当
我们就爱国问题讨论政治善恶、民心向背之际，蓦然发现已经或正在远“适”美国、澳
洲、加拿大之类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并非出路难觅、走投无路的民众
，竟然是一帮本来就是“国”之“组成部分”或整天高唱国歌的高官或精英，信仰异化
还是前程不虞？不顾忌民心者，往往与政治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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