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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23 | 1 周一良先生生前所用印章[1]
1987年初，时在农历岁尾，按照校长办公室的安排，我到燕东园24号周一良先生寓所拜
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谈话。于今快三十年了，当时的尴尬情景时时涌动心头。现
在，依据我的记忆，把这次晤谈追记下来，同时也以我现在的认知做一点必要的诠释。
周一良，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已有不少学者对他给予关注、
研究，我写的这些，或许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考。
现时的北大，每到农历年末，都有一场春节团拜会，数百人的规模，校内的教职员工，
方方面面，都有人受邀出席。这一举措，始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初，而后成为定制
，延续至今。在此之前，春节到来，只是因袭旧俗，登门拜年。受拜的，先是一、二级
教授，后来因人事代谢，一、二级教授凋零的不少，遂延扩至三级教授。登门拜年的角
色，由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充任。有时一人独往，有时二人同行。一个上午拜
望一家、两家，最多三家。至于谁去拜谁，全依平日交往熟识的状况，由校长办公室协
调确定。最早是空手登门，仅是叙谈和礼数而已；后来，办公室加备了一点礼品，也不
过苹果二、三斤。那个时候，冬令时节，市场上只有国光苹果可见，酸中带甜，但个头
儿嫌小，卖相不佳。如果外加几个白梨和香蕉，已属当时罕见之物。水果装入袋中，放
进自行车筐，先有电话预约，随后登车径去。不记得哪一年，水果被放进一个小篮筐里
，一下雅致了许多。
打从“文革”，师生、同事之间的拜年，作为“四旧”废除多年了，八十年代一切慢慢
恢复。拜年，总是一种喜庆，增添了这种往来，宾主都感亲切；就是今天回想起来，也
觉一股清风，没有俗气。在叙谈过程中，间或有人对校务提出某种建议，遇有这种情况
，在年后的相关场合，我们会彼此通报。其间的不便只有一点，如果顺路拜访两家，叩
门求进的时候，另一篮水果该放在什么地方呢？随身带进门去，告别的时候，又复拿出
，有点不尴不尬；放在门口呢，主人送客出门，难免要解说几句，多费口舌，尚在其次
，万一有谁顺手牵羊拿走了，宾主相向，又尴又尬，反倒更是不便。这个小小的技术问
题，我一直未得解决。
时任党委书记的王学珍，拜年活动，从不缺席，而且有两户人家，他必亲往。一户是法
律系教授芮沐，一户是经济系教授严仁赓。芮、严两家，我都随他去过。
我自1984年担任党委副书记之后参与此项活动，先是随同张学书、王学珍前往，后来间
有独行。我先后拜望过的有陈岱孙、冯友兰、季羡林、金克木、李汝祺、段学复、谢义
炳、沈同、邓广铭，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奚今吾等。周一良是我的老师，办公室安排
由我前去，自在情理之中。
那时候，周先生退休一年多了，青灯孤馆，过客星稀。人一闲下来，过往的杂事难免会
涌上心来，何况是周先生。他的心境不好，我已有耳闻，去往燕东园的路上，也大致有
个估计。然而多年以后，看到他写的自传和杂记才知道，我当时的估计实在差得太远。
压在周一良心头的，一是“黑帮”旧怨，二是“梁效”新恨。“文革”初起，他被打成
“黑帮”，在“牛棚”里关了将近三年；“四人帮”倒台，他作为“梁效”成员，再次
隔离受审，又是三年。身陷“梁效”，直弄得名辱身冤，其间的遭遇远甚于头一次的“
黑帮”。周一良后来一再提到的他在“文化革命当中的三件公案”[2]，也就是让他抑
郁多年的三个心结，与“梁效”有关的，占了两件。
其实，“四人帮”倒台后，外面指骂“梁效”正凶之际，隔离受审的周一良，对此所闻
无几。他一直在“竹筒倒豆子”，认真地检查自己。直到审查的第三个年头，连审查者
也患上疲劳症时，受审者仍需每天到“学习班”报到坐班。这个时候，我们的周先生已
经是个“老运动员”了，可他毕竟又是位书生，一者单调无聊，二者才情有余，在读书
的间暇，手头发痒，于是就写起诗来——检讨诗。到了1978年11月，审查解除，初步结
论为“人民内部矛盾”，他才觉得可以给朋友写封信了；对远在上海的谭其骧，他早年
的燕京同学，正好一诉衷肠。周一良在信中先有问候，同时附去了这首别体，并有说明
：“进学习班后曾有俚语述怀，未尝示人，亦奉吾兄以见当时心情一二。”请看这首述
怀的开头四句：
奴才羽翼两兼之，悔恨交加已太迟。
明明谬论偏相信，暗暗阴谋那得知！[3]
“奴才羽翼”、“悔恨交加”，读者朋友，这是什么分量的词语！周先生的自责自恨，
溢于言表。固然这是朋友间的谈心，而其披沥如此，其痛可知。可这话背后的般般细节
，在周先生来说，当时却无从对人说起，其中甚至包括家人[4]。后一件，成了他心头
的隐痛。
读者或有不知，“四人帮”倒台时候，国人皆曰可诛；而为“四人帮”张目的“梁效”
，国人皆曰可恶。彼时的情势如此，天理人情。而我们现今观察、剖析的周一良，身为
“梁效”的成员，当时正是惹嫌国人的一位。
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有时候复杂到让人一眼看不透，两眼也未必看得透，一如
司马迁所慨叹的：“事本末非易明也”[5]。换句话说，事情发生了，如果任谁一人一
眼全能看清、看透，那就用不着我们这些人来专门学史、治史了。“梁效”的事情，就
很带点这样的复杂性。
在这里，我需要啰嗦几句“梁效”。
“梁效”，它的正式名称原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出现于1973年10月，
终结于1976年10月。那是“文革”的中、后期了，进入了所谓“斗、批、改”阶段，“
革命大批判”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大批判组”应运而生，几至遍于国中，单位无论大
小，一律都不会少。彼时，“六厂二校”[6]已经被毛主席认定为“样板单位”。由“
样板”单位中的“二校”，即“两校”，联合组成一个“大批判组”，地位自然非比寻
常。而据多年后服刑出狱的谢静宜说，当初她拉起这个机构，原是奉毛泽东之命而行，
江青插手进来，还是成型之后的事[7]。
“梁效”乃是“两校”的谐音，它先是发表文章使用的笔名，随后，也成为这个机构的
别名。其成员共39人，除军宣队和“掺沙子”进来的工人各一名外，个个都是饱学之士
，当初都从各系选拔而来。接到调入的通知，有人受用，觉得组织信任；有人勉强，可
能眼里看到的事情多了一点；有人很不情愿，但也不能抗命不从。不过，“梁效”原来
能够通天，则都是他们进入之后才慢慢感知到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炮制的文章
，十篇之中竟有五篇、六篇能够刊登在“两报一刊”[8]之上，而且是头版头条，甚至
是通栏的标题。于是，不久就有了“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的说法，“梁效”
的文章，俨然成了毛主席战略部署的风向标。
说到内部如何炮制文稿，原来全是奉命写作，绝少自己创意命题。所谓奉命写作，就是
授意的不动笔，动笔的只是精微阐发而已。有时候，有人送来一纸提纲，让你写，你就
得写。至于这份提纲由谁人所拟，对不起，此事不劳多问。而真正动起笔来，因是群体
写作，鸡一嘴，鸭一嘴——当然，总是调高的驱逐调低的；等送去审查，过目者都是高
层，增删自然由人，而增删之句，往往又是点睛之笔；若问增删者何人、为何增删，那
都属于工作中的秘密，都在纪律约束之中。
这样一来，国内明明民不聊生，捉刀诸公却能写成“莺歌燕舞”。开头，人们看了，还
颇愤慨难忍；后来，就只剩下讪笑和轻蔑了。读者虽然侧目，可它有“两报一刊”可傍
，一时成为国内舆论的主导。其实，“梁效”与“两报一刊”，不过左牵黄，右擎苍，
都在老夫一家手掌之中，外人不易看透而已。等到“四人帮”倒台，审查“梁效”，追
究起文责，其结果是，公开发表的长短文章共181篇，大致只有一篇无关紧要的短文为
一人所写，其他180篇，较起真来，竟没有任何一篇有哪一个人完全扛得起来。一句话
，文章的立意、命题、起草、增删、审定、发表，与官方文字，应无二致。
周一良在里面担当什么角色呢？
“梁效”内部分为三个部分：写作组若干，材料组和注释组各一。他们的直接上司是支
部书记李家宽——迟群、谢静宜派来的一位军宣队员。周一良是注释组的成员。这个组
，不参与文章的写作，只是注释一些古典诗词、典故，或将诗词译成白话，据说，译成
之后都是送到中南海，由护士念给毛主席听的。如此说来，周一良所参加的注释组，无
非一个“活字典”而已，说不上什么大恶。让周一良招怨的，是“批林批孔”动员令发
布全国的时候，派他站到了最前台。
1971年9月林彪摔死之后，他的居所毛家湾想必早就查抄过了。两年过去之后，有人想
起他的书籍字画来。于是，1973年末，派了“梁效”一干人马又去翻检一过。上万册图
书，只要是在尊孔文字上面用笔勾了道道、画了圈圈的地方，都摘出来。十几个人，连
查了三次，凑到一块，没有几条。刘项原来不读书，嗟尔众人，胡为乎来哉！此一时节
，只凭匠心巧运，编排出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算是完成上面的旨意
，用这个材料指说林彪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
清算林彪，何以要把文章做到孔夫子头上？林彪的事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何以要跟古代
的思想意识挂起钩来？此事的玄妙，笔者至今不解。如今，我们只能就事论事。我们但
知的是，在此前半年左右，曾有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9]传达，另有
一首五言绝句“郭老从韩退”[10]，也传出来，都是否定孔子的。这两首诗才是“批孔
”的真正源头。“梁效”奉命编排出来的那份材料，于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
，作为当年的第一号中央文件发向全国，这无异于一道金牌，一场“批林批孔”正剧由
此开锣登场。
一周之后，1月24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宣讲这份文件，出席者是中央机关
的工作人员。会间，江青拉起长声向台下发问：“郭沫若来了没有？”万人丛中，站起
一个小老头，唯唯称在。这一年的郭沫若82岁。第二天，这个会接着召开，坐在台上的
，有两位“梁效”成员，他们是受命来给这份材料中引用的孔孟语录专作注释性讲解的
。其中的一位，就是周一良。
在此之前不久，1973年8月，中共第十届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台上坐有一位白发老者，
那也是周一良。当时，人们的视点聚焦在文革伊始就被打倒、此刻刚刚复出的一批老臣
、老将身上，他被淹没了。这回在首都体育馆登台一现，着实让他风光了一回。“四人
帮”一倒，“梁效”遭骂，舆论讥讽“注释组”中的四位宿儒长者，说他们大节有亏，
周一良的名字几乎与冯友兰伯仲之间。
话说到这里，读者大致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周一良了。他以大半辈子的真诚，换得
来的却是两番奇耻大辱。几遭上下之后，冷处一隅的他，也曾自怨自艾，也曾怨天尤人
[11]。说起来，对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这都是免不了的常情。可我们这里所说的周
先生，可以大书一笔的，是他熬过这个阶段之后，没有于此停步，没有像众人所取的那
种“伤心过往事，而今休再提”的俗态。
他是一个有识见、有学养、有自己品格的人。蓄积一生的内在能量，在他身上拧成一股
强力，驱动着他前跨前行，从而步入另一个境界——与“学习班”里的被动审查迥乎不
同。他做的是一种参悟、一种修炼、一种自我审视和解剖。有生以来，自己如何对人对
事、为人为学，如何挨批，如何批人，都在他的审视范围之内。今天我们来看他的自传
、书信和杂记，尤其是那部《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里面的自我解剖和展示，其严酷
的程度，可以说滴滴是血！行年七十，他走入了人生的拐点。他几乎用了十年的时光[
12]，完成了一次蜕变。说起来，“改文本框:回归朱文，篆书造思想”一词，打从上个
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念念在口；“文革”到来，更升级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其实，那个时候说这话，乃实乃虚，真假参半。这一次，周一良倒真是实实在在地换了
一个人。其间，周文本框:七十以后白文，篆书先生骨折3次[13]，又患有帕金森综合症
，容貌日见其衰，而内心世界全新。
什么叫蜕变？俗话说：“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个过程本来已经痛苦非凡，何况又煎熬
了那么多年？！
闲言少叙。周一良蜕变阵痛之际，他的老朋友邓广铭，从旁窥察到他落拓不振、心境有
异。当时的邓先生正在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任上。
邓、周二位原是同一辈人，虽然分属不同教研室，但在历史系同台执教近30年，不可谓
不相知。而邓长周6岁，阅世甚深，处事决断。这一年，邓先生73岁，“文革”之后，
他出任系主任，一刀一斧，拨乱反正。系务刚刚有点头绪，他忽然向学校提出辞呈，同
时另附建议：由周一良先生接任。邓先生辞职，原是意料中事，他的岁数在那儿了；而
在附议之中另藏深意，则为外人所不知。邓先生的女儿回忆：“记得一天早上，他刚刚
起床，就坐在床前跟我说，要向学校领导建议，请周一良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说，这是
为历史系的发展着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迈过‘梁效’这个坎来。”[14]
“迈过‘梁效’这个坎来”——邓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他想给周先生换一个环境，换
出一个心情。
又费了不少周折，到1981年，即“梁效”审查解除后的第三年，周先生才出任历史系主
任。邓先生的一剂良药看来有效，海内外的历史学界之中，邀约周先生出席学术会议，
主持、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为将出版的学术论著题款写序，如此等等，很让周先生
忙乎了一阵。周先生曾有“不能诣人贪客过”一类的感叹，此时一扫而过。
一切似乎都在平复之中。
其实不然。说起来，周先生染的乃是一种时疫。在他身上，原有内火，内火外感相攻，
一时之间，确实病得不轻。而邓先生开出的，不过一剂发汗之药，病人服了，一身大汗
，确有发表的功效，一时痛快；过后，旧日症候未减，反而一日重似一日。原来周先生
的任督二脉拥塞，百脉不畅。周先生担任系主任不满二年，也行辞去，转由田余庆担任。
旧怨“黑帮”、新恨“梁效”，摊在一个人身上，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实属罕见
。周先生将它称为“两遭劫难”。这“两遭劫难”由何而来？此一时刻，闭关在家的周
先生真是早夜以思，早夜以思。语云：君子贵乎责己。他经多番求索，得出的答案是：
从自己方面来说，全因对党的“一片真心”所致。这样一来，他渐渐走入心灵的熬煎之
中，压在心底多年的酸甜苦辣，一阵一阵，全都翻腾上来。这样的日子，足有几年的光
景。
我去拜年的时刻，周先生的心境大抵如此。
背阴的客厅，光线不足，昏暗得有点压抑，室温也不够。棉服臃肿的周先生一人端坐，
看来他只在等待我的到来。
我的寒暄问候刚刚完毕，周先生就把话题转到“梁效”。他说，外间传他在“梁效”的
住室里有保险柜，里面藏有整周总理的黑材料，在持枪士兵面前还拒不交出；又说：“
有人来信骂我是‘无耻之尤’。”[15]他边说边指着桌子：“我个人并不在乎这个！这
封信，我压在玻璃板下面，给自己看！压了好长时间。”屋子里的光线虽暗，我也看见
周先生脸上的肌肉在抖动。我不好插嘴，也不好妄说什么。
周先生接着又说：“春节到了，我拟了一副对联，正准备写了贴出去”。随即对我念了
一通，上下联都是七个字。听下来，我知道文辞甚雅而火气甚大。只是我这方面的修养
太差，当时没有全听懂，也不好请他重复，囫囵将就过去，我只能随口劝说，还是不贴
为好，否则惹来四邻围观，反为不美。周先生嘿嘿一笑说：“围观！上万人的围观我都
见过了！这点儿算什么！”这时候，周先生忽然蹦出一句话：“郝斌！我要求退党！”
我一时愕然，不知如何应对。停了一停，我又把春联不贴为好的话重复一遍，周先生的
嘴里也在嘟嘟囔囔。过了好一阵子，气氛稍有舒缓，抓到一个合适的当口，我赶紧起身
告辞。
骑车回来，走在未名湖边，滑冰的孩子们在愉快地喊叫，传过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气氛，
它多少冲淡一点我心里的沉重。回到办公楼，关上办公室房门，坐在椅子上，我想静一
静，却静不下来。一阵，去想周先生的联语怎么连缀，一阵，又想起他“要求退党”的
话。
寒假过后，照常上班了。我该不该把这次谈话通报一回呢？
通报——兹事体大，按照惯例，不容不报。党章有规定：党员有退的自由，有要求退的
，经过支部讨论，宣布“除名”就是。再者，当时的习惯做法是，凡是有人提出这种要
求，任谁也不好拦阻。这一点，虽不成文，也算一条潜规则，它的惯性力量不可小觑。
可凭我的感觉，周先生那天说的，怎么听都是气话，不像正经八摆的“要求”。
果然是“气话”吗？这种事情，明摆着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哪能一气就冲口说出来呢？
再想想，又转回原地：不可能是真心的“要求”——我自己也陷入混乱之中。
说起来，我同周先生的关系有两层。一，他是我的授业老师；二，“文革”期间，在“
牛棚”里，我们有三年同棚作囚的雅谊。这期间，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唯此之故，
彼此之间，倒算得是赤诚之交，亦颇有年。因有这样的两层关系在，他肚里有话，“谁
可告诉者”？我或许算得一个吧！
说到这里，我要向读者补白：笔者当时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一职，主管的正是党务。如
此一来，我同周先生又构成了第三层关系：他所说的事，乃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想
，是这三层关系综合到一起，才让他选中我，由我来听他这心头的愤懑一语吧！也许，
因有这第三层关系的存在，他冲我诉说出来，才最解心头之懑吧！
上面这段一二三的分析之语，乃是我今日之见，事发当时，我并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
因此，拿到会上去通报，首先是我自己说不清楚，别人听了，当然更不会明白。我若把
燕东园中的答对，两语三言，简单一说，人家倒是听得明白了，可接茬儿自然会问，你
是主管，你先说个主意吧。那我又该如何去接这个下茬呢？
以此之故，又是一回囫囵将就，延耽下来，既没有在相关的场合通报，对书记王学珍，
我也没有一句汇报——我实在说不清。
此后，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去过周府。再次登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也是傍人同行。
我多了一个心眼，怕他老人家旧话重提。
再后来的多次见面表明，我当时凭感觉得来的认知，算是靠得住的。我们后来的见面，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像没有发生过那次谈话一样。一片乌云尽行散尽。
说起“梁效”的成员，当年大半以业务见长被网罗入选。在后来“审查”时，被审者和
审查者，都认为“竹筒倒豆子”了，可报到上面，岂料一报经年，再报经年，都没有回
音。于是到审查的后期，就出现了这种状况：读书的读书，学外语的学外语，甚至有人
开篇写起专著来。“审查”一行解除，他们个个业务精进，展翅高飞，或先或后，拿出
了自己的东西。其中一位，涉事最深的，当时曾有他会被开除党籍传言。近日，《周一
良全集》出版，其中收有周一良的书信。他给一位时在国外进修的老师写信，提到了这
位“梁家子弟”[16]，说他“近以欧公研究稿见示，颇有新意”，下面接着说，假如不
遭审查，一帆风顺，“他不会出此成绩，亦可谓因祸得福，只恨党籍代价太昂耳。”[
17]
“只恨党籍代价太昂”！他说这个话，时在1993年，掐指一算，距我拜年的时间，过去
约有六年了。
（2016年9月）
注释
[1]本文所用插图，多为周一良先生生前所用印章，蒙周启锐先生应允使用，谨致谢忱。
[2]《周一良全集》第7卷337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3]《周一良全集》第10卷45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4]“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而三”。周一良因感而请老友、书法家顾廷龙写成
大篆楹联，悬于厅室。
[5]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6]六厂是：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
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二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八个单位的经验，在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予以肯定，并以它们的经验指导
全国的“斗批改”。
[7]转见范达人：《梁效——文革御笔沉浮录》。
[8]两报，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刊，指《红旗》杂志。这是当时的简称。
[9]全诗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祖龙虽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0]“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1]周一良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曾多年认为自己“原罪难赎”。
[12]这里说的十年，是从周一良心生“毕竟是书生”的感慨时（1980年5月）算起，到
在中国文化书院接受访谈时（1990年秋）为止。
[13]左右大腿股骨头及右手腕各折一次，腿不能行走，手不能握笔。
[14]邓小楠：《想念父亲》，载《想念邓广铭》第43页。张世林主编。新世纪出版社，
2012年。北京。
[15]同注2。这封信也是周一良所说的“三大公案”之一。
[16]周一良私下对“梁效”成员的谑称。见《周一良全集》卷10，第158页、161页。赵
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17]《周一良全集》第10卷166页。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北京。
附：周一良先生哲嗣周启锐先生来信说——
读了郝斌老師的《截屏再瞥周一良》一文，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可为佐证。现记叙如下。
关于退党问题，在人们思想上变得突出是在“扒久风波”以后。党内有一批人身体力行
了。家父曾在家吃饭时讲到，听说郁风在北美有演说（或讲话）並提出退。国内有楊宪
益先生听说要对其劝退，自己抢先一步申请退出。家父也有此意向。我赶忙劝阻说，你
可不能退，不然又闹成大事，这家里刚消停两天，又起波澜，弄不好又挨一通臭整，再
当一回典型！你不像我们这种无名小卒，退也就退了，不交党费够半年也就自动脱了。
此后他不再提了，其实一直心向往之。
到1991年接受中国文化书院访谈时，他在谈完“馏似”风波后，话锋一转又讲到像他这
样的人也不适合在党内了。全集中的访谈录删去了这些。2000年秋，我随家父去季府去
看望季羨林先生，有李玉洁女士坐陪。經过长时间恳谈后告別时，我端摄像机退在前边
，出了单元门洞一回头，听见季老送客的一句尾话是：“都入了，就別退了”。我马上
想到他话憋到最后的议题是退，甚至是直抒心意。
以上的三个节点上足以证明，退的问题一直在他心中盘算多年，直到一年后他在睡梦中
故去。丧事期间，有親友提示我们可向主办方提出告別式覆盖党旗。我脱口而出——不
要！因这不符合他的遗願。
我原以为他是“八九”以后才动此念头，读了郝文才知早在1987年初他已向主管党务和
党员组织问题的副校长、副书记有所表述。只是由于郝斌书记出于善意的保护他、爱护
他，以及同仁的劝阻和家人的反对，才使告退一事未成事实。此文可附在郝文之后同时
转，谢谢！
周一良三子周启锐
2016.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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