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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发帖数: 6723 | 1 http://hx.cnd.org/?p=130390
三，在香港的逗留
CC抵港不久就接到了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教授聘书，欢迎他去台大任教。随聘书还附有
校长的信，言明CC到台大后倘若觉得不合意，校方将随时提供方便帮助他去美国。但CC
婉言谢绝了台大的邀请。
CC到香港后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 告知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困境，并求助谋职
，“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这位朋
友将信转给了《遗传杂志》（穆勒当时为该期刊的编委之一），该期刊在1950年6月刊
登了这封信（显然是征得CC同意之后），并冠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的标题。
CC的这封信引起了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 （Hermann J. Muller, 1890
－1967）的注意。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关系，安排群体遗传学家克洛 （James Crow
）对CC的书《群体遗传学导论》写了一篇书评，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恰巧
这时美国前任卫生部长派伦 （Thomas Parran）博士刚刚走马上任匹兹堡大学新组建的
公共卫生研究院，欲聘一位人类遗传学家，遂写信给穆勒，希望能介绍一个人。穆勒随
即推荐了CC，并解释说CC现在香港，来匹兹堡大学可能需要一些时日。考虑到推荐人是
位诺贝尔奖得主，派伦表示愿意等待。随后该院生物统计系的系主任写信给CC，聘CC为
生物统计初级研究员。
然而，此时在香港的CC既无护照，也无任何可证明其国籍的证件，所以不能得到美领馆
的签证。作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海外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援救
委员会的一员，穆勒和美国其他一些遗传学家和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官员
就CC的签证进行了大量通信。穆勒意识到问题是在驻香港总领馆，于是他给总领馆官员
写了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美国遗传学家们普遍认为，李博士所著的《群体遗传学》一书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
该书非常有助于培养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里工作的年轻科学家。
李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且能面对极为困难的环境，拥有
在其所从事的遗传学领域继续教学著作的勇气。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位拒绝在压力下放弃
自己原则的中国遗传学家。我们十分期望能援救他，以期彰显我们西方科学家对坚持科
学自由的原则及向极权政府挑战的英勇行为的赞赏。
此外，穆勒还为CC一家递交了经济担保书。
到最后，由于没有“身份证明”，签证还是不能发出。1951年3月，穆勒在印度开完一
个会议准备回美国之前，决定在香港停一下，去看看CC是否还需要什么帮助。到达香港
后，CC一家邀请穆勒及领馆的一位官员共进晚餐。大半个下午及晚餐几乎都围绕着CC展
开，但该官员最后提出，CC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此时，穆勒马上说：“这就奇怪了
。在这间房间里，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知道谁是李博士，他就在这里。你还要其他
什么身份证明？”这位官员就对CC说：“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不久，签证就出
来了。1951年5月，CC一家离开香港到达美国。
不出20年，人类遗传学领域就多了一颗曦曦闪耀的明星。诚如西人所说，余下的就是历
史 （The rest is history）。
四，穆勒为何会如此热忱地帮CC?
CC滞留香港时，穆勒已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第一任主席。其名声自
当时如日中天。他与CC非亲非故，但对CC的帮助之大是有目共睹的。CC的人格魅力肯定
是起了作用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穆勒在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极富社
会正义感。他是摩尔根的学生，他在1920年代发现X射线可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这也
是他194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主要工作。
1932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穆勒对资本主义的前景逐渐悲观。9月，穆勒去
柏林准备和一位俄国遗传学家短期合作。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调查穆勒早期参与的
一些政治活动。穆勒就去了苏联，并在列宁格勒主持了一个遗传实验室，继续从事辐射
与遗传的研究。到了1936年，由于苏联国内政治上的压抑，李森科的逐渐猖獗，加上斯
大林对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优生学的书感到不满，穆勒被迫离开苏联，从此对苏联希望
破灭。1940年回到美国。1946年获诺贝尔奖后，人们对不久前美国在广岛及长崎投放原
子弹后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记忆犹新，且逐渐升温的冷战及核军备竞赛使人们对核污染心
存恐惧，加之穆勒是一位杰出的演讲者，这使得穆勒成为一个很有影响也颇有争议的公
众人物。穆勒回美国后，许多人仍然认为他左倾。
对苏联的希望破灭，加上在苏期间耳闻目睹意识形态对科学的粗暴干预，对科学家的迫
害乃至人身伤害，使得穆勒成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外国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
委员会及国际救援委员会等组织的一名活跃成员。听到CC的遭遇，联系到自己在苏联的
遭遇，或许使穆勒感到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CC。这一点他完美无私地做到了。
CC也铭记着穆勒对自己的热情帮助。1951年9月，CC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CC夫妇俩给
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以纪念穆勒。
五，《群体遗传学导论》
CC一生中写了10本书，其中包括2本译著。前面提到的1948年撰写的处女作《群体遗传
学导论》（英文版）是对其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一本书。克洛在上文提到的书评里对此书
褒奖有加，也指出了一些疵瑕。克洛评论说：“随着动植物育种学生以及人类遗传工作
者对群体遗传学的兴趣逐渐增长，这方面的入门教程非常紧缺。李教授这本极好的书满
足了这方面的需要，同时由于内容足够详细，亦可作为一本参考资料。该书第一次以书
的形式搜集了费希尔 （R. A. Fisher）、霍尔丹 （J. B. S. Haldane）、赖特等学者
多得令人惊讶的大量工作，且均以清晰简单的方法来阐述。” （ Crow 1950）
诚如克洛指出的，该书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介绍了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的工作。
克洛还说，这三位群体遗传学巨匠通常多用高深的数学来表述他们的问题及结果，这对
许许多多学生物、医学、动植物育种出身的人来说很不容易理解，所以在若干年里，他
们的成就“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功于其（CC）将他们的成果变得更好理解。”
这本书的取材编排也是独具匠心。从历史渊源来说，群体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的发展几
乎是相互平行的。而CC的这本书一开始就介绍了人类遗传学中常常用到的分离分析方法
，然后才阐述了群体遗传的各个方面，其中穿插了人类遗传学中的不少实际问题。此外
，每一章节还附有练习题，对自我测验和进一步的理解不无帮助。
从时间上来说，《群体遗传学导论》出版的时机是极佳的。该书出版之时已有几本群体
遗传学及数量遗传学的书，但它们均未涉及人类遗传学，所以该书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
真空。而人类遗传学在1948年正处于起飞的前夜。《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在1949年9
月创刊。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共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徐道觉在1953年发现了低
渗透的溶液。1956年人类染色体的正确数目由华人蒋有兴 （Joe Hin Tjio）和列万 （
Ａ. Levan）给出。全世界第一个人类遗传学系是1956年由尼尔 （James Neel）在密歇
根大学创建的。1959年，勒约纳 （Jerome Lejeune）发现先天愚型唐氏综合征是因为
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造成的。由此，遗传学的一个新分支——医学细胞遗传学诞生了。
1955年，CC对《群体遗传学导论》进行了一些修改，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斯皮思
评价说：“该书对这一领域发挥的决定性影响达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
得益于该书。事实上，要不是因为这本书，由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等伟人创立的基本
原理在1970年前还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 1976年，CC又出版了《群体遗传学基本
教程》，一般认为这是北京版的增订版。
1970年代后，随着基因重组技术的发明，人类遗传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到了1980年代
后期，DNA多态性标记逐渐为基因定位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分子遗传学的飞速发展
，也刺激了群体遗传学的发展。在群体遗传学领域，1960年代末70年代初木村资生 （
Motoo Kimura）提出的中性分子进化论，1970年代尤文斯 （Warran Ewens）提出的抽
样理论，以及金曼 （J. F. C. Kingman）的溯祖理论 （coalescent theory）大多运
用了高深的概率论和随机过程方法，没有经过严格的数理统计的科班训练的人都很难理
解，遑论作研究了。
此外，计算机及个人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也为快速计算提供了可能。简单分离分析也
随之为复杂分离分析所取代。到了1990年代，人类遗传学研究又转向了利用家族系谱来
进行人类疾病的基因定位。
尽管《群体遗传学导论》中介绍的一些基本概念及原理至今仍然有用，但它的用处已经
逐渐让位于一些内容更为现代的专业书籍。和其他发展迅速的学科一样，再好的书也只
能是各领风骚几年或十几年。但不管怎样，《群体遗传学导论》是一部首次向中国学术
界介绍群体遗传学的论著，一经面世就被学术界公认为名著，它对人类群体遗传学的普
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六，其他学术贡献
CC对科学的贡献远远不止《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除了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CC对遗
传流行病的早期发展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创造了一种称为“不计独子女方法” （
method of discarding the singleton）或简称“单法” （the singles method）的
分离分析方法， 简单而实用。在计算机普及之前，它是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中对疾病遗
传传播规律进行分析的非常有用的方法。
在统计学方面，他也做出了骄人的贡献。1964年，他的《试验统计学导论》一书出版。
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实验的统计设计原理及其方法，受到读者欢迎。1975年，他的
《通径分析入门》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通径分析的原理、方法和应用。此书在遗传流行病
学研究领域曾十分风行，只是随着个人计算机及统计软件的普及，通径分析才逐步让位
于结构方程模型。1982年，他又出版了《不平衡数据的分析》，推动了统计方法的发展。
或许CC迄今为止影响最长久的一份学术精神遗产是他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临床试验的
两个原则，即“随机”与“双盲”（ “随机”指在比较新药B和旧药A时，参加试验的
病人被分到A组[服用A 药]或B组[服用B药]的机会均等；双盲指病人分组前后，病人及
观察病人的医生均不知病人在哪组）。 1950年代中期，25家退伍军人医院组成了一个
评价癌症药物疗效团体，CC被任命为该团体的生物统计学家。那时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很
少，也常常没有生物统计学家的帮助。当他提出要随机化分配病人，并遵循双盲原则时
，遭到一些医生的强烈反对。他坚持己见，毫不让步。幸运的是，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的负责人在理解了这两个原则的原理之后，支持CC，并威胁说，如果不采用CC的方
法，他们将不提供资助。现在，这两个原则已被普遍接受。随机与双盲，尤其是随机，
再加上对照，是当今临床试验的基本原则，对客观评价治疗结果提供了方法学上的保证。
CC还有着令人惊叹的远见卓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由于他在人类群体遗传学的学术成就
，1976年CC受聘于美国国会控制亨廷顿病专家委员会。亨廷顿病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
，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发病较晚，几乎所有病人均为杂合子。在1970年代，由于尚未
找到致病基因，等到出现症状并明确诊断后，绝大多数病人已有了孩子。这样，又有一
半的人可能将致病基因传到了下一代。所以，如果有一个基因检测方法能检测出杂合子
，对病人及其家属以及社会都是一个福音。
1977年，作为委员会的一员，CC提出：目前最迫切且实用的需要就是研究开发出一种有
效的基因检测方法，检测出杂合子。这个检测方法，伴之以有效的遗传咨询，从理论上
来说可以将该病在一代内消除，使得该病的发病率降低到与新的基因突变几率相当的程
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建议也是完全正确和切实可行的。不幸的是，该委员
会执行秘书的见解与此大相径庭。专家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强调了临床及社会学需要，诸
如寻找治愈亨廷顿病的方法，以及对病人给与经济上的支持以及对病人的服务。CC 认
为这与其提议没有任何冲突。
而事实上，在当时尚未找到致病基因且对致病机理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提出要寻找治愈
亨廷顿病的方法，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近乎天方夜谭式的幻想。而且，最终报告还不无
嘲讽地说：“遗传咨询并非治疗亨廷顿病的灵丹妙药……即使是强有力的优生学咨询也
不能清除该病……新的基因突变产生新的病人。只有那些令人不能接受的诸如胁迫、强
制普查、绝育等措施或许能够保证降低该病发病率……而即使该病的发病率降低了，那
些病人的病情也不会有丝毫减少。”
对此，CC撰写了少数观点报告，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他抨击说，“这是我整
个职业生涯中所听到的最为荒谬的论点”，其有关遗传咨询实践的描述完全是虚构的。
1993年，亨廷顿病的致病基因被成功克隆。研究表明，该基因位于第四号染色体短臂。
当该基因中的核苷酸CAG三体的重复片断超过一定长度之后，就会导致亨廷顿病。而CAG
三体重复片断具有遗传性。这些发现使得亨廷顿病发病前的基因检测成为可能。CC在
1977年的建议应当说是极有远见的。
由于CC对于人类遗传学的贡献，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于1998年给他颁发的杰出教育奖。
七，CC的精神遗产
CC本人从未在公开场合标榜过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其行动却明白无误地表明他的祖国
的一往情深。CC博士毕业后，以其学识和专业在美国找到一个教职并非难事。然而，他
放弃在美国优裕的生活工作条件，选择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携新婚妻子冒着生命危险回到
祖国。如果没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恐怕不会做出此举。CC在1949年向北京市首
任市长叶剑英表示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决非心血来潮
或应景之举。如叶笃庄先生一文所说，CC所教的北大农学院农学系1948年毕业16人，后
来多已成为农业科研教学的骨干。他们对中国农业生产所做的贡献，和CC的呕心沥血不
无关系。2001年初，CC还将其所著《人口遗传学初级教程》 （First Course in
Population Genetics）一书及其俄译本寄赠给了中国农业大学。
1998年，在获悉CC荣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杰出教育奖之后，匹兹堡大学的校刊《大学
时报》采访了他。CC讲述了自己出生在大沽，那是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国登陆的地方。
登陆后八国联军士兵在该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奸淫。登陆的次年，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外国
兵的小孩出生。村庄的年长者们作了一个决定：什么也不说，啥事都没发生。大量的婴
儿出生后还没来得及哭叫就被掐死了。通过重新掀开历史上这一鲜为人知、充满屈辱的
章节，CC很自然地表示出对大沽人民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及对八国联军残暴兽行无声的
控诉。
CC为真理绝不屈服的勇气也是令人尊敬的。在淫威之下，许多人噤若寒蝉，惟命是从，
更有少数人卑躬屈膝，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而一个人的屈从，又将进一步助长淫威
，使更多的人俯首称臣，卖身求荣。CC在乐天宇之流的淫威下，铮铮铁骨，威武不屈，
充分展现了人的尊严。这一点在中国恐怕很少人能做得到，也应该是我们永远学习的。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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