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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23 | 1 雪珥：史上强国，无一不是对内君子、对外痞子
原创 2016-07-26 雪珥 国家人文历史 微信号gjrwls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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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为新锐者提供思想阵地，为文史爱好者营造精神家园。
李鸿章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8月上独家稿件，原标题《痞子外交需根基》，未经授权，严
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分享到朋友圈。
李鸿章肯定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都将在1870年的天津发生巨大的转折。
这座城市已经与世界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内战后的美国，派出了战时国务卿、美国扩张
主义的奠基人西华德（WilliamHenry Seward），出访全球。在天津教案那浓重敌意尚
未消逝时，西华德就到达天津，随后赶赴北京，会晤大清“总理”恭亲王，给空前孤立
的大清帝国带来了“合作政策”，中美开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
遥远的欧洲，法兰西帝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巴黎再度爆发革命，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
这导致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最后放弃了攻击天津的计划，天津教案得以和平解决。
当日耳曼的勇士们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率领下，行进在法兰西的废墟上时，那位日后被
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正率领他的淮军铁骑，浩浩荡荡地开进天津城。他将在
这座城市中，度过人生最为辉煌的25年。大清帝国也将以这座城市为样板，书写30年的
改革开放篇章。
李鸿章
这一年李鸿章47周岁。从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以来，他在帝国省部级的高干位置上已经
待了8年，历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并且因军功先后被封为一等伯爵、太子太保、协
办大学士。梁启超说：“彼时（调任天津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
日千里。”
“天津教案”爆发时，这位“天之骄子”还在湖广总督任上，正率军辗转西北，剿灭叛
乱。中途接到中央的紧急调令，立即抽调主力部队，进入京畿地区，加强战备，随时准
备与法国开战。天津教案将了之际，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刺马案”同样是一个棘
手的“地雷阵”，牵扯到中央与地方、军队与民政、湘军派系与别的派系乃至西方天主
教等很多敏感问题，中央只能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并且不断催促上路。而直隶总
督则由李鸿章接任。这是1868年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后，第二次接任他老师的
遗缺。
李鸿章到了天津，登门拜见曾国藩。
曾老师不待李同学开口，就先问道：“少荃（李鸿章的字），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
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
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
腔。”“痞子腔”为安徽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
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
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捋须不已，久久看着李鸿章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
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
，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
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
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这些细节，李鸿章在年老时讲给其下属吴永听，吴永则记录在他那本著名的《庚子西狩
丛谈》中。
曾国藩
后世学者，或据此认为李鸿章人品远不及乃师，或据此认为李鸿章能圆融贯通比乃师更
胜一筹，莫衷一是。其实，在原始的记录中，李鸿章至少在口头上是认可曾国藩对“痞
子腔”的批评的。李鸿章告诉吴永：
“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
理，是颠扑不破的。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
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
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中国办外交要对老外“推诚相见”，并非曾国藩一人的想法。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郭
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
此理无或爽者。”不幸的是，残酷的国际政治总是给中国人展现了另类的情境，相比之
下，日本人就现实得多。
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
“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
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
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本
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
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
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国强则公
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不可
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
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
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呼唤和倡
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
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
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曾在20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
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战争与反战争
》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
事的太平日子。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J Mearsheimer），悲天悯人地揭示了
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
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
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
：“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
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
亦不足守”。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后
来总结道：
“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
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
亦复无济于事。”
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卸任后访问中国，恭亲王与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格兰特就琉
球问题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但被日本政府婉拒。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
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格
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制立约，彼绝不甘
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格兰特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
“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
，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
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
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他更指出：
“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
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梁启超有进一步的阐述：
“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
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其
实，纵观史上强国，无一不是对内君子、对外痞子。倘或颠倒过来，一个对内痞子的国
家，则对外无论做君子、痞子都是末流的。
【 国家人文历史 】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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