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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388 | 1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1210/c10tp-guriev/
谢尔盖·古里耶夫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的经济学教授，曾任莫斯科新经济学院院长，因政治压力离
开俄国。
作为政治经济学者，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是研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我的政治学同仁与合
著者则把目光放在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上。到底哪一种对现实生活更具意义？政治糟糕的
国家之所以经济不妙，究竟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政策源自糟糕的政治制度呢？还是因为持
续的经济困境令合理的政治制度难以维系？
每一年，都会涌现两方面的例子。2015年当然也不例外，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希腊与中国。它们都情节曲折、内涵丰富。
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那里的选民开始对各大主流政党心灰意冷，今年将承诺把民
众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小党派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选上了台。非民主政权（或曰
“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批评人士将激进左翼联盟的胜利解读为民主制度的失灵。它们
提出，这证明了普通选民不能被委以做出重要决策的任务，因为他们喜欢简单但并不正
确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不过，激进左翼联盟胜选之后发生的故事显示出，希腊选民并
非鼠目寸光或丧失理性。
的确，有一点在不久之后变得很清楚，激进左翼联盟的许诺并不现实。正如美国前财政
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的那样，“你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就算它们不讨
喜。”不管激进左翼联盟有多受欢迎，它也不能凭空变出几十亿欧元。
摆在面前的选择是：或者持续进行痛苦的改革，或者违约。改革意味着生活水平的立即
下降；违约则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违约必然会带来动荡与不确定性，政府怎么着都得自
动转向紧缩政策——倒不是因为有意如此，而是因为没有钱来做其他任何事情。到那时
，政府根本没法子接触到金融市场。
我年纪够大，还记得俄罗斯在1998年的违约让后苏联时期该国唯一的公开的左翼政府上
了台。这个政府一开始还念叨起那套共产语汇，后来因为手头拮据，被迫实施了俄罗斯
历史上严厉程度位居前列的紧缩预算。
希腊选民显然对违约的代价心知肚明，在公决中强烈支持留在欧元区。这次投票的结果
最终驱使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与各债权人达成了协议。协议本身并不会给希腊选民带来富
足，但它肯定是代价最小的选择。
今年的另一个经济故事是中国股市的崩溃及经济增长的放缓，这个故事要更为宏大。随
着中国政府实施各项经济改革，该国经济自1978年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种成功让许
多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困惑不已。独裁体制往往会遭遇两大紧迫问题。其一是，非民主
国家难以创建出对财产权与执行合同至关重要的真正的法治；而这些又是投资与增长必
不可少的要素。独裁政府往往控制不住去盘剥投资者的冲动。其二是，缺少政治竞争与
媒体自由就会难以得到合适的反馈，而在治理一个大国的时候这种反馈又是必须的。
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了这些问题，方式是采纳现代民主政治的几个核心元素：
选贤任能、权力制衡、高层的常规轮换。这种制度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其中的原因又
是什么？答案仍然悬而未决。很可能是，1949到1978年间不过是一段反常期，之后中国
便重回了儒家选贤任能体制；又或者是，从毛泽东时代幸存的人希望建立起屏障，防止
那个时代重来。
这种混合的政治制度创造出一些能激发促增长改革的因素：从农业部门推而广之的自由
化；人口内部迁移门槛的放松；从小型企业开始并扩散开来的私有化；与全球经济的融
合。这些改革带来了与日本、台湾和韩国在此前15至30年类似的增长曲线。
然而，这些国家达到中国今天的收入水平的时候，已经享有了更为开放的政治体制。这
种开放性继而让它们得以持续进行带来进一步增长的改革。这并非什么巧合：经济学理
论认为，一国从贫穷增长到中等收入与从中等收入增长到富裕之间，有着质的差异。前
者的关键是追赶发达国家，采用它们的“最佳实践”，而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
方式实现。因此，一个“仁慈的”中央集权政府也能做到这一点。
而要实现中等收入以上的增长，其经济制度要能够鼓励创新，这又需要去中心化、有竞
争性的政治制度。很多国家没能建立起这些鼓励创新的制度，之后陷入了增长放缓的“
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台湾和韩国克服了这个问题，成为了知识型富裕国家。
2015年的经济动荡表明，中国可能正面临这一挑战。多项经济学研究显示，中国依然有
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国企和金融体系、推进法治和竞争政策来予以释
放。但这样的改革可能会损及现任政府对权力的掌控，因为上述企业和银行是它的主要
经济杠杆。
2012年，中国国务院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合作发布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蓝图《
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在其中，中国新一任领导层对改革议程进行了大略的勾
画。但过去三年，中国甚少按照这个路线图进行改革。相反，中国领导层选择进一步集
中政治权力。
有关民主能否带来繁荣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社会科学家们总是在问
，究竟是民主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先实现高收入才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最近几年，经
济学家使用高级统计工具证明，前一种观点是正确的：一般而言，正在经历民主化的国
家可以在10年里以1%至2%的幅度改善其增长表现。
2015年的情况表明，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希腊选民做出了相对不那么糟糕但依然让他们
痛苦的选择。中国出现的麻烦则在暗示，对中国的经济需求而言，中国政治制度可能有
些过时了。该国经济需要，也应该有更好的政治制度。这不意味着希腊的经济增长会胜
过中国。它不会，因为希腊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但这一年的情况说明，中国
也可以向希腊学习——选民并不总是错的，而自上而下的统治者并不总是仁慈、无所不
知和无所不能的。 | x****o
发帖数: 29677 | | s*****t
发帖数: 987 | | j**t
发帖数: 116 | 4 丫脑子被B夹扁了吧。
【在 d*********o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1210/c10tp-guriev/
: 谢尔盖·古里耶夫
: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的经济学教授，曾任莫斯科新经济学院院长，因政治压力离
: 开俄国。
: 作为政治经济学者，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是研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我的政治学同仁与合
: 著者则把目光放在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上。到底哪一种对现实生活更具意义？政治糟糕的
: 国家之所以经济不妙，究竟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政策源自糟糕的政治制度呢？还是因为持
: 续的经济困境令合理的政治制度难以维系？
: 每一年，都会涌现两方面的例子。2015年当然也不例外，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 希腊与中国。它们都情节曲折、内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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