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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800 | 1 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健康吗，或，你政治正确吗？
merleau
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健康吗，这是一个在欧美社会科学领域中被研究超过三十年的问
题。在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就其自身而言的健康程度，而更多的
是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与传统异性恋父母抚养子女在身心健康上的差异。如果你所在
的欧美高等教育机构中开设性/别研究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上讲到queer kinship或者
gay and lesbian parenting，那么给你授课的亲自由左派老师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
而且他或她应该会非常肯定地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差异。不仅仅是“没有差异
”，老师还会进一步告诉你，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更好”，因为她们的成长过程中
有更少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向歧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探索和发展自身兴趣与能力，这
些子女成年后与伴侣的亲密关系质量更高、吵架频率更低（Biblarz and Stacey, 2010
）。你的阅读书目里应该会有几篇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定量研究，研究结论“有力”地佐
证了老师的观点。在把话题升华到“既然同性恋亲属关系具有这样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那么他们究竟应该从根本上拒斥作为异性恋霸权规范的婚姻制度从而创造亲密关系的新
形式，还是应该‘屈尊’进入婚姻并对其从内部进行转型”之前，你的老师很有可能会
顺便提到几位臭名昭著的反同心理学家——比如Family Research Institute的创始人
、被美国心理协会除名的Paul Cameron——告诉你这些人坚信“同性恋是罪恶”的荒谬
的政治立场如何驱使他们用毫无科学性的研究报告来污名化同性恋父母。情况到这里已
经再明白不过了，摆在你面前的早已不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考验：同性
恋父母和异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同样健康，恐同者反对这一结论，那么你呢？
没错，不仅政治正确不允许你选择别的答案，而且政治正确绝不会说自己是“政治正确
”，它会把自己表达为铁证如山的学术事实。美国心理协会(APA) 2005年以其权威的身
份，对gay and lesbian parenting问题上发表了如下结论，这一结论面向“参与有关
同性恋父母抚养子女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的临床医生、科研人员、学生、律师、和家长”
，它声称：
没有一个研究发现同性恋父母的子女在任何一个方面，相比异性恋父母子女处于劣势。
Not a SINGLE study has found children of lesbian or gay parents to be
disadvantaged in ANY significant respect relative to children of
heterosexual parents.
APA引用了之前20年间共计59份研究，全部无一例外地支持这一结论。但无论如何，这
么绝对化的声明听上去都更像是粗暴的意识形态灌输而非严谨中立的科学论调。从理论
角度讲，同性恋父母所抚养子女如此常态化，很难嵌入建构论作为西方学界在同性恋问
题上的主流视角。总所周知，自福柯以来欧美学术圈已经不存在”同性恋的历史“而仅
仅存在”压迫同性恋的历史“，即强调同性恋欲望及其身份如何总是被权力机制所生产
与规训。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压迫史“中，为什么同性恋所抚养的子女却是一个例外。
换句话说，也许在理想状态中，同性恋父母所抚养的子女应该是和异性恋父母的子女一
样健康，但在现实状态下，长期被当作靶子来批判的所谓异性恋霸权规范，至少应该或
外在或内化地表现出其消极影响。另外考虑到家庭社会学中基于人口普查得出的一个接
受度很高的共识——在单亲、离异或同居家庭中、以及被收养的子女表现低于稳定婚姻
的异性恋双亲家庭（Wendy D. Manning and Kathleen A. Lamb, 2004; Susan L.
Brown, 2004）——同性恋家庭异乎寻常的”正常“更显奇怪。虽然理论并不能用来证
伪定量调查的结论，但它至少给我们一个理由去怀疑这些研究是否真的能证明它们所声
称证明的结论，哪怕这个结论被重复了59次。
对定量研究进行评估的核心环节是其研究过程和方法论，而这一工作的异常繁琐掩盖了
很多研究所谓客观结论背后非常主观化的研究设计。在这一方面，Loren Marks (2012)
对APA所依赖的全部59份研究报告的元分析可能是我所读到的最好的方法论文章。当大
多数读者即使不信服APA的结论，而至少会信服59这个数字时，Loren Marks的分析告诉
我们为什么数量不等于质量——APA所依赖的这些研究中的方法论漏洞之明显，完全值
得把自由派对于Paul Cameron研究文章中拙劣方法论的嘲笑拿过来再用一次：
局限一： 狭隘的抽样：77%的研究采用缺乏代表性的便利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
），甚至很多情况下为了便利直接从LGBT权益组织中找人；样本量不足100（家庭社会
学中对原生双亲家庭和单亲/同居/再婚家庭中子女成长的对比调查，单个平均样本量是
9911，超过这59份同性恋父母调查样本量的总和7800）。由于是便利抽样，样本同质性
可想而知，几乎全部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女同性恋母亲，缺乏种族差异、经济差异，甚
至连性别差异也没有；
局限二： 全部59份研究报告中，有26个研究（44.1%）根本没有异性恋的对照组。很难
理解这些研究如何能够拿来证明同性恋父母与异性恋父母的子女健康没有差异；
局限三： 在剩余33个有对比的研究中，至少有13个研究是拿异性恋单亲母亲的子女，
而非原生异性恋双亲家庭来对比两个同性恋母亲的子女，这种比较显然是可疑的。如果
考虑到单亲家庭子女表现普遍弱于原生双亲家庭子女，那么这13个研究的结论反而应该
证明同性恋家庭子女表现也弱于典型的异性恋家庭；
局限四： 当这些研究声称测量“子女的健康成长”时，它们究竟在测量哪些指标？事
实上大部分研究都仅仅围绕着与性别和性向相关的心理学主题进行测量，例如儿童的性
别认同、与性别角色相关的行为、性倾向、情绪发展、自尊等等，但几乎没有研究测量
了社会主题，例如儿童的学习表现、人际交往、酗酒吸毒问题、暴力倾向等等；样本量
较大的几个研究甚至根本不是在测量儿童健康，Morris共2431个样本测量的是成年同性
恋者的的出柜情况，没有对比组（2002），Johnson和O’Connor共415个样本测量的是
同性恋者对成为父母的信念和对家庭分工的安排，没有对比组（2002）；大部分结果的
测量来源于同性恋家长的自我报告（让家长报告自己子女的表现，主观性可想而知）；
而且没有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无法判断儿童成年后的发展状况；
局限五： 更严重的问题是统计方式。在这59份研究报告中，绝大部分研究都仅仅验证
和报告了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报告表明自己犯一型错误的可能性低于5%；但
既然这些报告的结论都是“不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它们都接受了零假设，那么它们显
然应该报告二型错误的概率，即它们未能发现确实存在的差异的概率。事实上由于样本
量过小，所有这些研究都存在极高的二型错误风险。没有一个研究能将二型错误风险降
低到20%以下。在对22个研究的更详细检查发现，其中17个研究的二型错误风险高于85%
（换句话说，有85%以上的可能是差异确实存在但这些研究没有发现）（Lerner and
Nagai, 2001）。
很显然，APA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原始调查在方法论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从根本
上动摇了其结论的可信度。另一方面，让我们反过来看，是否真如APA所说：“没有任
何一个研究得出有差异的结论”？
1996年，Sarantakos分别从同性恋情侣，异性恋同居情侣和异性恋原生双亲三个类别中
各选取58个儿童进行类比（克服局限二和局限三）；样本选择严格控制家长年龄、子女
数量、教育、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克服局限一）；对结果的测量标准为儿童的
学校和社交表现，数据由四个来源综合而成——老师报告，测试成绩、儿童自我报告，
研究者观察（克服局限四）。它的研究结论是异性恋原生双亲子女的表现（语言能力、
数学能力、体育兴趣、社交能力、学习态度等）明显好于其它两组。有意思的是，APA
在它2005年的报告中，专门花了一个很长的脚注来指责Sarantakos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
据此拒绝承认它的结论，而与此同时，它却毫无评判地承认了“59”个中大量方法论问
题更加严重的研究，也许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研究结论更受欢迎？
2000年，Sarantakos进行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改进研究，使用了更加多元化的同性恋样本
，并纳入了对其子女成年后发展情况的长期测量，其结果是“同性恋子女成年后过度饮
酒、吸毒、逃学、性行为异常、犯罪等社会越轨行为的发生比例高于异性恋原生或同居
家庭”。APA对于这一研究只字不提。
2012年，饱受争议的Regnerus的新家庭结构研究（NFSS）。和之前大多数研究由同性恋
父母自我报告不同，Regnerus的研究以以成年后的青年人为中心（18-39），由他们报
告自己父母的性经历和自我成长体验，共测量从情感生活到社会行为共40项（克服局限
四）；NFSS的抽样是有代表性的，在共3000名受访者中有175个受访者报告自己母亲有
过同性恋关系，有73名受访者报告自己父亲有过同性恋关系（同性恋者样本量大于APA
所列举的全部研究）分析过程严格控制了受访者年龄、种族、性别、母亲教育水平、家
庭收入等变量（克服局限一）；NFSS研究有八个对照组——异性恋原生双亲，女同母亲
，男同父亲，被收养，18岁后离异，继父母家庭，单亲家庭和其它，其中前三个是主要
对照组（异性恋原生双亲是最典型的家庭模式，在15058个总样本中占据58%）（克服局
限二和局限三）。更关键的是，NFSS的研究结论不仅有相当的显著性（控制了一型错误
风险），而且有相当的统计功效（控制了二型错误），女同母亲组和原生双亲组对比的
二型错误风险仅仅有16%，远远低于APA的59个研究（克服了局限五）。因此从方法论角
度讲，可以说Regnerus的研究设计总体优于APA所依赖的研究。然而更好的研究设计，
却没有得出受欢迎的研究结论——在40个测量标准中，女同母亲的子女在25项上与原生
异性恋双亲家庭子女存在显著性差异，男同父亲的子女在11项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
包括：
更可能需要领取社会福利；
教育成就更低；
在家庭中更少安全感；
对家庭负面情绪更高；
更容易抑郁；
当前关系陷入困境的可能性更高；
因违法被逮捕可能性更高；
如果是女性，有更多性伴侣。
当NFSS研究2012年发表在Social Science Research上后，Regnerus的名字迅速成为了
“恐同”的代名词。自由派学术阵营向NFSS的方法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美国社会学协
会、医学协会等学术组织迅速和Regnerus的研究结论划清界限；200名社会学家发表给
Social Science Research的编辑的联合署名的公开信，表达了他们对于该研究同行评
议过程中“学术正直”的担忧；大众媒体，从New Yorker到New Republic，连续发表批
判文章，把NFSS的研究结论评价为“反同性恋”“难以置信的草率”；同性恋权利组织
的反应更加强烈，Human Rights Campaign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来批判Regnerus的研究
，把它评价为“垃圾科学”。然而如果剔除掉各种政治攻击，对于NFSS的学术批判却并
不那么有效。没错，NFSS所测量的子女并不来自理想中的同性恋家庭——两位同性恋者
形成长期稳定关系、人工方式获得子女、并稳定抚养子女直至成年——而大多来自同性
恋父母之前失败的异性婚姻（这是由于NFSS的抽样策略是成年子女，使得他们的出生年
代早于同性婚姻合法化），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些子女的成长弱势并非因为他们父母的性
取向，而是因为不稳定的成长环境。但这个质疑有两个明显不足：第一，即使我们控制
了成长环境的稳定性，即把同性恋父母子女与SFSS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或离异家庭对
比，前者依然在不少项目中和后者存在显著性差异；第二，一味要求拿“理想的同性恋
家庭”进行对比恰恰不符合现实，在SFSS总共15000个随机抽样中，只有2个人是成长在
这种“理想同性恋家庭”中。事实上从瑞典、荷兰、英国到美国，基于有代表性抽样的
研究都发现，不稳定性正是当前同性恋关系的普遍特征（Gunnar Andersson et al,
2006; Matthijs Kalmijn et al. 2007; Charles Q. Strohm, 2010），这一特征符合
同性恋者被社会边缘化的现实情况（虽然我始终认为，导致同性恋子女表现不佳不是因
为同性恋被污名化，而是因为流动性本身被污名化）。反过来说，只抽取“理想”样本
固然能得到“无差异”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却并不反映当前同性恋父母所抚养子女的普
遍处境。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U.S. census data）来调查同性恋父母子女
在学校的表现，如果我们只抽取“父母关系长期稳定且该子女是以人工选择方式亲生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子女和异性恋家庭子女表现没有差异（Michael J.
Roswenfeld, 2010），但如果我们选取“全部同性恋父母的子女”，那么我们会发现显
著性差异（Allen DW, 2013）。第一种方式会得出更受欢迎的结论，但它的代价是把同
性恋样本总量缩小了一半，使样本同质化程度大大提高并集中于白人中产阶级，在这一
意义上，它和APA的59个研究一样，不能真正反映当前同性恋父母所抚养子女的普遍现
实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奇怪的现状——在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的健康问题上，得出无
差异的研究即使在方法论上问题重重，却能得到普遍接受和广泛宣传；而得出有差异结
论的研究哪怕在方法论上更加严谨，却会受到完全的忽视和过分的攻击。对一个社会科
学命题回答上如此强烈的偏好，只能用科学之外的因素来进行解释——这个回答无关学
术正确，而关于政治正确。欧美同性恋权益组织在“无差异”回答上放置了太多的政治
筹码，并以此作为其争取婚姻合法化和儿童抚养权的关键证据，使他们从根本上排除了
接受其它答案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这种“政治正确”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子女
成长不良，因此不应该允许同性恋结婚”当然是一个反对派的典型修辞，但当同性恋权
利组织为了反击而选择左右学术话语时，他们仅仅推翻了反对派的观点，却恰恰接受了
反对派的逻辑——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建立在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上，不需要、也不应
该建立在同性恋者所能承诺的“美好未来”。功利主义计算下的结果不能用来否定动机
。就像单亲父母的子女虽然也普遍表现不良，却不能因此剥夺他们抚养子女的权利一样
，即使退一万步说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真的不如异性恋原生父母的子女，也不是剥夺
其婚姻合法化的理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子女在当前环境中可能面临的困难，才能让同
性恋父母充分思考自己的决定并做好万全的准备。同性恋运动习惯于用严谨和科学的调
查结果作为“铁一样的事实”来推翻各种基于日常、习俗或传统而形成的所谓myth，但
也许至今挂在APA官网上的那个绝对化的结论才是最大的myth。忽视现实、一味美化的
政治正确，不仅损害了学术客观，最终也会伤害到想成为父母的同性恋者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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