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发帖数: 2972 |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于1952年擔任第一任四川省省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长期
主持四川工作。在此期间内，他紧跟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不遗余力
，尤其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紧跟毛泽东批判彭德怀。1960年后他升任中国共产党西南
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称“西南王”
。在浮夸风中，他于1959年宣布在四川取消粮票，引起群众极大不满。三年困难时期，
在四川粮食储备不多的情况下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全力保障，虽然对中央及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到了雪中送炭，但反导致了本省因缺粮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国家
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机
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的附录上写
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减是一千万人，但这其中也包括自然死亡和
出生率降低等因素，实际死亡人数应不到一千万。（人口不迁徙的情况下，人口减少必
然是死亡的人数超过出生的人数。人口减少1000万，可见死亡人数不止1000万。虽然这
里面不一定都是饿死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李被爆出欺瞒中央的丑闻，但是毛泽东、
周恩来等都对其上调粮食救急表示赞赏，终在大会上派到四川组了解情况的邓小平的保
护下安然无恙，未被追究责任。
毛澤東和李井泉（中）視察四川郫县紅光農民生產合作社，1958年3月中旬。
分歧点：依据1996年中国人口历史调查的研究报告 60年底的人口数量相对减少1000万
主要为以下几个原因：直接因为粮食不足饿死人口各地统计合计为47.6万人 各地地方
志统计实报（即本地统计实际数字非上报数字）。因为饥饿营养不良导致的其他疾病死
亡为17.5万人。但是因为饥荒问题导致的人口出生率 这三年几乎为零，同时 因为饥饿
问题导致的人口逃荒差不多有百万人无法统计，依据为有户籍而无人口持续登记的空户
数量。加上自然死亡人口数量，所以合计，四川地区的人口在籍登记数量相抵减少数字
为1000万左右，因此定义饿死1000万不科学，但是因为饥荒问题导致的四川地区总人口
数量减少1000万合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李被打倒，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
国”。1975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退休，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
会委員，1985年，他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带头表示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职务，1989年病
逝于北京。在中共中央的悼词中评价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当被问起三年大饥荒时四川饿死人的
情况时）
亲属的遭遇：妻子肖里，文革中被批斗，头发被扯光，含恨自杀。其子李明清被北京航
空学院红卫兵殴打致死。 |
G*********e
发帖数: 2091 | 2 李井泉这样的官在文革中被批斗应该不算过分吧。当然对老婆孩子不应该搞株连 |
c********g
发帖数: 15629 | 3 凭他在四川的所作所为，灭九族都不为过，死个老婆孩子算啥呀。
【在 G*********e 的大作中提到】
: 李井泉这样的官在文革中被批斗应该不算过分吧。当然对老婆孩子不应该搞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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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
发帖数: 3780 | 4 我看你呆在美国这么多年也都白待了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凭他在四川的所作所为，灭九族都不为过，死个老婆孩子算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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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发帖数: 2091 | 5 本版邓论怎么看？
【在 G*********e 的大作中提到】
: 李井泉这样的官在文革中被批斗应该不算过分吧。当然对老婆孩子不应该搞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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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发帖数: 16963 | 6 明明邓矮子是头号罪犯，李警犬不过一个替罪羊。李警犬抗命，邓矮子是从北京跑到成
都压李警犬调粮食。邓矮子名言，不知道有没有收入矮子文集：宁可饿死四川人，不能
饿死一个北京人。 |
t*****y
发帖数: 1421 | 7 邓矮子也是你毛腊肉的手下。如果不是你腊肉在北京，邓矮子也不会
“宁可饿死四川人，不能饿死一个北京人。”
【在 k*******r 的大作中提到】
: 明明邓矮子是头号罪犯，李警犬不过一个替罪羊。李警犬抗命，邓矮子是从北京跑到成
: 都压李警犬调粮食。邓矮子名言，不知道有没有收入矮子文集：宁可饿死四川人，不能
: 饿死一个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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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发帖数: 15629 | 8 两弹一星是毛主席领导出来的成绩；
饿死几千万也是毛主席造出的罪孽。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邓矮子也是你毛腊肉的手下。如果不是你腊肉在北京，邓矮子也不会
: “宁可饿死四川人，不能饿死一个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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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发帖数: 804 | |
f******e
发帖数: 804 | |
c********g
发帖数: 15629 | 11 李井泉虽死已久，川民犹痛恨不已
毛时代腐败有它自身的特点，向李井泉这样一个政治上吃人的人，经济上又逼着人吃人
的人，只因他处处支持毛的极左路线，被毛提拔再提拔，使李井泉有了给人们制造灾难
的更大的权力，荼毒人民。上世纪困难时期，仅在他统治的四川地盘上就死了八百多万
人。
我们一些同志不了解极左时代的情况，有人说那个时代饿死了几千万人他不相信，有人
说那个时代有人吃人的现象，他更不相信。他认为那个时代清廉，没有腐败，那么李井
泉的事例就可以告诉他那个时代人民一度在水深火热中生活，政治上的腐败使人民遭受
了巨大的灾难。
李井泉死于１９８９年，我想悼词对他的评价一定是很高的，但人民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这一点请现在的高官们千万注意，你们对上级负责，同时要对人民负责，这两个负责
是一致的，你们要有一个组织上的好鉴定，同时也要一个老百姓的好口碑，我觉得人民
和历史将来肯定你更重要。请高官们千万勿忘！
下边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草根百姓对他的盖棺论定。
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与那个时代相比有天壤之别。政治上人民有了一定的言论空
间，生活上起码可以吃饱穿暖，这都依赖于改革开放，否定了前三十年的极左路线，否
则我们还在饥寒交迫的状况中生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
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是毛的“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
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
识和重用，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
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我此前已经谈过柯庆施，本文专
谈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跃进前后的累累劣迹。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１７年之久（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
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此人一贯左得离
谱，常常是在毛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
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因此，四川人民
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
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那场长达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中共发明了一个句式——“三年自然灾
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一口咬定大饥荒的根源是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一
直用它欺世盗名，把毛推行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人祸，一股脑强加到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头
上。但谎言掩盖不住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是风调雨
顺，只有局部地方发生过水涝灾害。别的地方且不论，就以川西平原来说，它得益于都
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可是那几年照样粮食大减产，照样
大量饿死人，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一味颠倒黑白，无
理狡辩。
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都江堰。我曾去过那里两次，每次都被那从雪山上浩荡奔腾而来
的岷江之水的伟力所震撼，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
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范围达４〇余县，灌溉面
积达６７万公顷，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川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肥
沃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那
几年，这个天府之国竟被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川民看得一
清二楚——那完全是毛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１９５８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
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
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
“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畝产稻谷二万四
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畝产８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
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
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
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
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
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
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
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
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共产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
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
产。
另一方面，１９５８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
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
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
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就全国范围来说，一方面粮食普遍减产，另一方面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不变，两头一挤
压造成了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指标，毛在１９５９年初曾向全国批
了个文件：“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问题，必須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規定的数量，就认定是基层干部隱
瞞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各地普遍开展“反瞞产私分” 运动，拚命从农民碗里夺
粮。結果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用粮等）比１９５８年还少一百
余斤。这才叫苛政猛于虎！毛用剥夺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并用粮食去换核技术，不
顾农民死活，由此可见一斑。
“反瞞产私分”是导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萬人的关键一步。当时人口七千万的第一大
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１９５９年四川实产粮食只有１５８２万吨，可是在“反瞞产私
分” 过程中李井泉撤換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官員，“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
食。于是四川省委公布的当年产量竟高达３５〇〇万吨，结果国家按这个虚拟的粮食产
量征购了高达４９％的公粮（１９５８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３１％）。大量的粮食被
征调出川，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１３９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还低四分之
一以上。去掉种子、飼料粮后，农民的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
以宜宾为例，市委在“反瞞产”运动中斗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层官員，將该市所
属农村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农民饿死，差不多每
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再如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官員召
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官員一个个轮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
去了？招！”官員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报数，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
仅剩的一点粮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据统计，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２〇万。
１９６〇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
食产量已经下降到２８７〇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１９５７年下降了２６%，国民经
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年，粮食年年大
幅度减产，１９６１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２３１亿斤，比１９５８年的４４９亿斤
下降了２１８亿斤，甚至比１９４９年还少收３〇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
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讨主欢心，捞取向上爬的
政治资本，网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〇年三年就外调１５７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
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
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
有２１斤，干部只有１９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
秤（１６两为１斤）的４至５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２到３两，折合
新秤只有１到２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２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
。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更有甚者，李氏最为人痛恨的一件事是在１９６〇年７月突然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
粮票作废，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勒紧裤腰带苦苦积攒下的４８〇〇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
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困难时期”成都地区１斤粮票在黑市上要卖到５元，而
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十几元，可见当时粮票是何等金贵，那是草民们的命根子呵。李
氏此举实在是丧心病狂，使当时很多家庭硬是揭不开锅，百姓对此恨之入骨。直到今日
，四川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已。
人们不难看出，毛时代中国的农民是最被歧视的“二等公民”，严酷的“户口制度”把
农民死死拴在农村。在“公社化”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自由
，实质上与农奴无异。在大饥荒的年月，他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性命不
保。大饥荒时期城市居民虽然也很困苦，但靠着国家供应的２〇多斤粮食和２两肉，还
可以吊着一条性命，所以没有听说城里有饿死人的现象。可是农民们却是什么保障也没
有！像四川的农民，每天只有１到２两米，在野菜、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怎会不大
量饿死人？据资料记载，仅在１９６〇年一年，四川就有９个县的死亡率超过１〇％，
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２〇％。例如，巫山县从１９５８年就开始饿死人，先
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地处成都平原的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
五个人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死了一个。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的灌县
，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荒光顧的好地方，也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
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其他死亡率高的县还有石柱、涪陵、容县、资阳、
秀山、酉阳、荥经、南溪、屏山。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官方统计的四川总死亡
人数是８１２万余人，有的资料披露饿死人数为９〇〇多万。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
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
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
。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
睹”。 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
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
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
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
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
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
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
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
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另有一位作者写道：“１９６〇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裡干活，走在
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
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回去或就地
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
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吃食堂那几年是农民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
死了多少人？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
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我不忍引用更多的资料了。那年月，农村四处都是“新鬼煩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的景象。良心未泯的人读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状可能不禁潸然泪下。可是中共的官方
報刊仍描绘出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升平景象。
面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大批饿死，李井泉没有丝毫的自责和反省，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
”。１９５９年７月李与毛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
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對李谈到四川餓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
道：“中国这么大， 哪朝哪代沒有人饿死！” 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
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
过是草芥而已。
面对全国大量饿死人的严峻现实，１９６１年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例如
解散公社食堂，允许农民有一点“自留地”等。当时其他省份的公社食堂早都解散了，
李却在“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政治口号下
，在四川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份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却迟迟没有动静
。李井泉的倒行逆施使川民在死亡线上多挣扎了一年。
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
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奇怪的是虽然四川饿
死的人数居全国之冠，但李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
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
、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
续时，他居然还官升一級，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貴川三省。从这事也可看
出毛对李井泉的宠爱有加。
李井泉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的霸道作风和玩弄权术的一套招数完全师法毛。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李是围攻彭德怀最卖力的人之一。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
祸” 最严重的省，李出于自保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庐山会议后李回到四川，他不把
彭德怀已被打倒的消息告诉大家，反而把彭的“意见书”印发给干部们要求表态。大量
不知就里的干部出于良知为彭叫好，结果落入李布下的陷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
”。这和毛１９５７年反右时大搞“阳谋”、“引蛇出洞”的策略如出一辙。１９６２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调出四川。然而李在中央的包庇下却
涉险过关，回川以后有恃无恐，不但不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实行
打击报复。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例如１
９５８年１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１９６３年４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
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
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 “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难看出，在毛的专制制度下，这位“西南局第一书记”掌握垄断了一切资源，为实现
个人欲望最大化，在自己控制的权力范围内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李搞的那
一套是不折不扣的地方专制主义——尽管口头上把“为人民服务” 喊得震天价响。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
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
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
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
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鴿子、活斑鳩、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
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
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
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
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
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
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
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
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
”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
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
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
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
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
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
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
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丧妻失子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
【在 f******e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13474&boardid=1
: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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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发帖数: 15629 | 12 李井泉虽死已久，川民犹痛恨不已
毛时代腐败有它自身的特点，向李井泉这样一个政治上吃人的人，经济上又逼着人吃人
的人，只因他处处支持毛的极左路线，被毛提拔再提拔，使李井泉有了给人们制造灾难
的更大的权力，荼毒人民。上世纪困难时期，仅在他统治的四川地盘上就死了八百多万
人。
我们一些同志不了解极左时代的情况，有人说那个时代饿死了几千万人他不相信，有人
说那个时代有人吃人的现象，他更不相信。他认为那个时代清廉，没有腐败，那么李井
泉的事例就可以告诉他那个时代人民一度在水深火热中生活，政治上的腐败使人民遭受
了巨大的灾难。
李井泉死于１９８９年，我想悼词对他的评价一定是很高的，但人民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这一点请现在的高官们千万注意，你们对上级负责，同时要对人民负责，这两个负责
是一致的，你们要有一个组织上的好鉴定，同时也要一个老百姓的好口碑，我觉得人民
和历史将来肯定你更重要。请高官们千万勿忘！
下边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草根百姓对他的盖棺论定。
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与那个时代相比有天壤之别。政治上人民有了一定的言论空
间，生活上起码可以吃饱穿暖，这都依赖于改革开放，否定了前三十年的极左路线，否
则我们还在饥寒交迫的状况中生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
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是毛的“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
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
识和重用，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
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我此前已经谈过柯庆施，本文专
谈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跃进前后的累累劣迹。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１７年之久（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
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此人一贯左得离
谱，常常是在毛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
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因此，四川人民
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
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那场长达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中共发明了一个句式——“三年自然灾
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一口咬定大饥荒的根源是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一
直用它欺世盗名，把毛推行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人祸，一股脑强加到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头
上。但谎言掩盖不住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是风调雨
顺，只有局部地方发生过水涝灾害。别的地方且不论，就以川西平原来说，它得益于都
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可是那几年照样粮食大减产，照样
大量饿死人，中共的御用文人们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一味颠倒黑白，无
理狡辩。
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都江堰。我曾去过那里两次，每次都被那从雪山上浩荡奔腾而来
的岷江之水的伟力所震撼，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
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范围达４〇余县，灌溉面
积达６７万公顷，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川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肥
沃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那
几年，这个天府之国竟被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川民看得一
清二楚——那完全是毛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１９５８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
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
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
“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畝产稻谷二万四
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畝产８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
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
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
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
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
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
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
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
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共产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
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
产。
另一方面，１９５８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
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
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
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就全国范围来说，一方面粮食普遍减产，另一方面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不变，两头一挤
压造成了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指标，毛在１９５９年初曾向全国批
了个文件：“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问题，必須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規定的数量，就认定是基层干部隱
瞞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各地普遍开展“反瞞产私分” 运动，拚命从农民碗里夺
粮。結果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用粮等）比１９５８年还少一百
余斤。这才叫苛政猛于虎！毛用剥夺农民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并用粮食去换核技术，不
顾农民死活，由此可见一斑。
“反瞞产私分”是导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萬人的关键一步。当时人口七千万的第一大
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１９５９年四川实产粮食只有１５８２万吨，可是在“反瞞产私
分” 过程中李井泉撤換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官員，“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
食。于是四川省委公布的当年产量竟高达３５〇〇万吨，结果国家按这个虚拟的粮食产
量征购了高达４９％的公粮（１９５８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３１％）。大量的粮食被
征调出川，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１３９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还低四分之
一以上。去掉种子、飼料粮后，农民的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
以宜宾为例，市委在“反瞞产”运动中斗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层官員，將该市所
属农村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农民饿死，差不多每
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再如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官員召
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官員一个个轮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
去了？招！”官員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报数，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
仅剩的一点粮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据统计，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２〇万。
１９６〇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
食产量已经下降到２８７〇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１９５７年下降了２６%，国民经
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年，粮食年年大
幅度减产，１９６１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２３１亿斤，比１９５８年的４４９亿斤
下降了２１８亿斤，甚至比１９４９年还少收３〇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
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讨主欢心，捞取向上爬的
政治资本，网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〇年三年就外调１５７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
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
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
有２１斤，干部只有１９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
秤（１６两为１斤）的４至５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２到３两，折合
新秤只有１到２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２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
。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更有甚者，李氏最为人痛恨的一件事是在１９６〇年７月突然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
粮票作废，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勒紧裤腰带苦苦积攒下的４８〇〇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
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困难时期”成都地区１斤粮票在黑市上要卖到５元，而
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十几元，可见当时粮票是何等金贵，那是草民们的命根子呵。李
氏此举实在是丧心病狂，使当时很多家庭硬是揭不开锅，百姓对此恨之入骨。直到今日
，四川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已。
人们不难看出，毛时代中国的农民是最被歧视的“二等公民”，严酷的“户口制度”把
农民死死拴在农村。在“公社化”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自由
，实质上与农奴无异。在大饥荒的年月，他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性命不
保。大饥荒时期城市居民虽然也很困苦，但靠着国家供应的２〇多斤粮食和２两肉，还
可以吊着一条性命，所以没有听说城里有饿死人的现象。可是农民们却是什么保障也没
有！像四川的农民，每天只有１到２两米，在野菜、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怎会不大
量饿死人？据资料记载，仅在１９６〇年一年，四川就有９个县的死亡率超过１〇％，
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２〇％。例如，巫山县从１９５８年就开始饿死人，先
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地处成都平原的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
五个人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死了一个。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的灌县
，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荒光顧的好地方，也餓死了四萬多人。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
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其他死亡率高的县还有石柱、涪陵、容县、资阳、
秀山、酉阳、荥经、南溪、屏山。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官方统计的四川总死亡
人数是８１２万余人，有的资料披露饿死人数为９〇〇多万。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
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
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
。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
睹”。 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
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
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
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
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
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
……。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
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
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
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另有一位作者写道：“１９６〇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裡干活，走在
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
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回去或就地
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
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吃食堂那几年是农民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
死了多少人？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
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我不忍引用更多的资料了。那年月，农村四处都是“新鬼煩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的景象。良心未泯的人读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状可能不禁潸然泪下。可是中共的官方
報刊仍描绘出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升平景象。
面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大批饿死，李井泉没有丝毫的自责和反省，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
”。１９５９年７月李与毛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
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對李谈到四川餓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
道：“中国这么大， 哪朝哪代沒有人饿死！” 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
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
过是草芥而已。
面对全国大量饿死人的严峻现实，１９６１年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例如
解散公社食堂，允许农民有一点“自留地”等。当时其他省份的公社食堂早都解散了，
李却在“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政治口号下
，在四川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份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却迟迟没有动静
。李井泉的倒行逆施使川民在死亡线上多挣扎了一年。
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
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奇怪的是虽然四川饿
死的人数居全国之冠，但李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
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
、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
续时，他居然还官升一級，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貴川三省。从这事也可看
出毛对李井泉的宠爱有加。
李井泉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的霸道作风和玩弄权术的一套招数完全师法毛。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李是围攻彭德怀最卖力的人之一。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
祸” 最严重的省，李出于自保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庐山会议后李回到四川，他不把
彭德怀已被打倒的消息告诉大家，反而把彭的“意见书”印发给干部们要求表态。大量
不知就里的干部出于良知为彭叫好，结果落入李布下的陷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
”。这和毛１９５７年反右时大搞“阳谋”、“引蛇出洞”的策略如出一辙。１９６２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调出四川。然而李在中央的包庇下却
涉险过关，回川以后有恃无恐，不但不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实行
打击报复。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例如１
９５８年１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１９６３年４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
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
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 “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难看出，在毛的专制制度下，这位“西南局第一书记”掌握垄断了一切资源，为实现
个人欲望最大化，在自己控制的权力范围内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李搞的那
一套是不折不扣的地方专制主义——尽管口头上把“为人民服务” 喊得震天价响。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
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
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
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
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鴿子、活斑鳩、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
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
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
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
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
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
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
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
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
”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
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
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
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还未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这不能不说是
丧失人性的暴行！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
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
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
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丧妻失子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
【在 f******e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13474&boardid=1
: 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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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629 | 13 毛泽东的爱将李井泉
作者：欧阳也
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
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
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
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
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
《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
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
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
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
“庐山会议”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
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
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
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
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
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安徽的曾希圣、
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不
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井泉
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
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
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的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 愚人：《大
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
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
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
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
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
：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
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
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
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井冈山、到中央苏区，
一直作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老毛的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
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
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龙门阵称是儿
女亲家。贺龙与邓小平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邓小平对李井泉也
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
贺龙、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四川地下党
干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
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
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
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
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
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
"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
下党人被李井泉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
公厅副主任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见何蜀：《
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
，因与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刘结挺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
。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为中央委员和候补
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发表以后，彭真和老毛对抗，一直拖到11
月29日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
是打电话给邓小平，恰好邓小平不在，于是又给贺龙打电话。贺龙明确回答说：不转载
。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
击李井泉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
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
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
致死。实在是很惨。 文革中，老毛还多次说李井泉的坏话,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
所以困难, 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
才翻过来。”， “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
所以，李井泉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
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
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
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
事件”后李井泉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
c********g
发帖数: 15629 | 14 你的意思是李警犬为了邓小平、毛泽东背黑锅，这个我理解。不过该骂还得骂，李警犬
和他的上司、上司的上司都该骂。
【在 w********g 的大作中提到】
: 我看你呆在美国这么多年也都白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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