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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102 | 1 文革中大辛庄屠杀调查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
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
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７０岁，４９
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大队书记职务，７３年才给予恢复，８０年辞去书
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５００，空气质量５级，污染程度
非常严重。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一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
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
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３３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
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７０岁了，却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８月３１日那天，
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１０６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
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人，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人；红升行动
慢一些，只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９月１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
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力主屠杀的公社主任高福兴、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
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９月１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
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
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
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
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
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
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
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
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
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
。９月５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
人物，是毛泽东、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
。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４９年以来就建立了，５９、６１年又两次得以提升，
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
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
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他们认为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９月１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但各种草
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在继续之中。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
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
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
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
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制
止。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非常残忍。
从杀人最多的黎明大队，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
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
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
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
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
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衣服。
杀人的借口也与栏杆市相似——策划人煞有介事地说，马村的“阶级敌人”举行了
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五、六十里外的马村到底什
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全是听高、胡二人的传达和煽动。
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个大队，从８月２４日就开始杀人，到９月１日已经杀了３４
人，还关押着１０８人准备逐渐杀掉。
高、胡二人召开完“动员会”，已是深夜，会上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
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镇，派出干部到各大队查看执行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各大队
干部来说，尽管气氛恐怖、压力极大，但是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杀人。老李告诉我，公
社南面８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
，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
十口“黑五类”的性命。因为当年上访的大队书记王世荣还活着，我决定去采访他。
临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队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队的“万人坑”，老李说，现在
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铲平了，已经圈进了人家的宅院；当年的苇塘是低洼地，
现在已经被推土机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苇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说，看见街上热闹的样子，想不出来当年是什么样。
老李说：“打人以后的好几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过傍晚，没人敢在街上走。
后来才恢复了热闹。”从老李那里知道，极少数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几年后受
到如下处理：
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８年徒刑（另一种说法是判１４年，在“干校”的６年抵
刑期，而且还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８
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８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
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时间不详）。
我所采访的人，没有不说对他们的处理真是太轻了。
但是，他们没有“老红卫兵”那样的好运，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出身——血统论主
宰着一切！
趁天色还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荣家。７７岁的王老汉患了脑血栓，已经很
难用语言表达了。提起当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了起来，还说到东梁各庄活埋了
一个人，正想再往下说，语言障碍更加明显，急得他烦躁不安，谈话只好中断。
从他和老伴儿那里得知，当年去公社开会、去市里上访的有三个人，如今两个已经
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这种状况——珍贵的史料就是这样遗失了。
幸亏经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议，我找到了当年也是村干部的刘尚彬家，他虽然没参加
公社的动员会，但是主张并参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访。
老刘今年６１岁，“文革”那年他２７，在大队干部里，还算比较年轻的。
据他说，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他们大队组织贫下中农到北京大学参观，下午回到公
社，刚一下车，有人就通知大队干部留下开会。王世荣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刘带着社员
回家。
这个会，就是要各大队屠杀“五类分子”的动员会。会议整整开了一宿，天快亮的
时候，干部们才回到各队。会上说，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
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８月３１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西梁各庄大队的干部们研究，知道自己并没有处死他人的权力，认为公社的这种决
定有点反常。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死
“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他们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
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扬了他们的举动；这两个人还说，他们只知道马村正
在杀人，还不知道大辛庄也开始杀人了。他们表示这么杀人不对，一定会向大兴县过问
此事。
老刘说，他们从北京回来，认为得到了明确的指示，肯定自己做对了，于是召集“
黑五类”们开会，传达“十六条”精神（其中有一条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让他
们安心。这些“黑五类”们，头发都被剪得乱七八糟，又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一个个三
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无缘无故地杀害了，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
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９月１日以后，县长付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给大队以上干部开会，
传达上级禁止屠杀的指示，几个杀了人的大队还很不服气，坚持认为他们做得对。他们
甚至对没执行杀人命令的大队干部怀有敌意，指责不杀人的干部向“阶级敌人”妥协，
而且还强调，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
６８至６９年间，老刘在大兴县的鹅房干校，见到高福兴、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劳动
。７０至７１年，要求处理他们的呼声太大，才给他俩和几个大队干部判了刑。据说在
判刑前，高福兴被安排在礼贤公社当干部。８６年，对他俩又进行了重新处理，这次似
乎减轻了他们的个人责任，强调了当时的环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６６年
８月２７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分别是：新立村死５３人，马村死３４人，六
合庄死１１人，共计９８人。
９８年出版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
章《五进马村劝停杀》，描写了他亲眼见到的杀人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５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
，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
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
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
、‘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
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
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７０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在
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
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
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
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
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
时，来了一个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
被两皮带打躺在地……
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
，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３０多岁的小伙子交出‘
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
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
，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
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
续到井里往外捞……
“……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
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人，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８月２
７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９月３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
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
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我
见到了张连和先生，表达了我对他当年冒死救出马村１０８人的敬意。１９６６年９月
１日，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
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锹、刀子”对来人“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
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
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又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
，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
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张先生想起当年的行动还有些后怕。那个年代，想给谁扣个“帽子
”非常容易，向着“阶级敌人”说话，起码算得上“阶级立场”有问题。这种不明不白
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劝停杀的人中，有的被吓得几乎坚持不住，可见当时的
恐怖场面。
我很关心他在文章中写的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运，他难过地说：
“都死了。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扎得乱七
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
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狱中所见到的“屠户”，据他说关押不长时间就被释放回家。
我又问到县委书记王振元的下落，据他说，６７年王被揪回浙江省乐清县被批斗，
从此再也没有消息。张连和曾三次用公函找当地组织部查问，均未得到回音。
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况，我又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
生，他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４９年以前就为共产党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副村长
，王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４９至６３年间，给老王定为中农，到了６３年以后，
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把他的成分改为地主，为此险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
村没有杀人，否则他家绝对逃脱不了。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马上想到了５４年和他一起学舞蹈的学员，当时都是风
华正茂的青年，一个家在大辛庄的东安村叫方俊杰，一个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谭润方，
死得都非常惨，据说谭润方的女儿也被铡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样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
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
。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单位要他们回来，单位没放，
总算躲过了这次劫难，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却没有躲过去。他们上中学的妹妹，
就是在放学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还没有从当年的阴影里摆脱出来—５５岁了
，还过着单身的生活——她想起亲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自然对家庭也没有
了兴趣。
老王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６６年８月２７日那天，他们一帮学生
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们也押来陪斗，
让“黑五类”们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进了膝盖。一群打手觉得还不解气，又
用棍棒没死没活地朝“黑五类”的头上、脸上乱打。
学生们看出来打手露出的杀气，吓得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他们虽然游
斗校长，并没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动机，不少都出于个人的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
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
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不由
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原来他欠了这家的钱。也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
”的东西，急于杀人赖帐。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成分”
。
行凶的人心态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把势，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
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他看她可怜，为了救她，把她藏在车辕底下。
不料在车子的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
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还人的
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
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
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
害他的全家……。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
可以为所欲为。受难者只能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
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
迷了”……。
五、结束语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
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
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
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
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一个疑问永远在缠绕我：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民族吗？
在采访的时候，大辛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说，大辛庄可是个好地方——周围都是
沙包地，惟独那里是胶泥地，产粮多；那里还是个“文化村”，出过许多“文化人”。
这么一个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较高的村落，怎么就变成了杀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
了？ |
z***y
发帖数: 13818 | 2 虎肉将军会说，为了革命的大目标，这是难以避免的。 |
k*******r
发帖数: 16963 | 3 焦国标说，为了民主的伊拉克，愿意当美军导弹下的亡魂。
【在 z***y 的大作中提到】
: 虎肉将军会说，为了革命的大目标，这是难以避免的。
|
z***y
发帖数: 13818 | 4 这是一回事么，请问
【在 k*******r 的大作中提到】
: 焦国标说，为了民主的伊拉克，愿意当美军导弹下的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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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发帖数: 1484 | 5 大兴跟湖南道县和广西任何一个县比起来，是小意思。
【在 h*********g 的大作中提到】
: 文革中大辛庄屠杀调查
: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
: 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
: 没有明显的界限。
: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７０岁，４９
: 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大队书记职务，７３年才给予恢复，８０年辞去书
: 记职务。
: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５００，空气质量５级，污染程度
: 非常严重。
: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一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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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发帖数: 5103 | 6 文革把中国人内斗和残忍的本性暴露无遗。中国人能坏到什么程度？看看文革就知道 |
m*******n
发帖数: 4186 | 7 美国也有!!!看谁最烂!!!
【在 z***y 的大作中提到】
: 这是一回事么，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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