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z**********e
发帖数: 22064 | 1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zhouyongkang-
中国前“政法王”周永康
28.03.2015 03:53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做客凤凰卫视节目《公益中国》时谈到，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一
条肮脏的利益链条，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但将时点选
在官方宣布周案将公开审理，并时不时提醒这个“反党叛党集团”还有后台之际，总引
发一种猜想：此案阻力甚大，不如此“扒皮”，难以在党内高层服众。
周薄二人与死刑犯器官及尸体买卖的关系
中共极不愿意提起的丑恶政绩当中，包含死刑犯器官移植，以及贩卖死刑犯尸体用来制
作人体标本。与死刑犯有关的事情，当然与政法口脱不了干系。但象这样将其与周永康
直接挂钩，尚属首次。北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清算对死刑犯的反人道行为，而是另
有政治目的。以下梳理“周薄反党叛党集团”主要人物与此有关的反人道行为。
周永康，2002－200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兼党委
书记；2007－2013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至2012年11月），中央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
无可置疑的是：周执掌公安部与政法委前后，中国正成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大国。《
器官捐献迷宫》（《南方周末》2010年3月26日）引述广东省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
得悉，2000年是中国器官供体从短缺走向丰富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
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随之器官短缺，死刑犯器官变成挖不尽的富矿。”
2002年以前的责任，应有他人承担；2002年以后的责任，周永康无可推卸。
薄熙来，1994年直至2000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及代省长，足迹一直未离开辽宁省大连市
。薄取得在大连政坛的决策权，大概始于1989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
年任大连代市长并迅速成为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后，大连就成为薄的领地。
有“死亡博士”之称的德国人冯·哈根斯1999年成立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公司。尽
管哈根斯一直拒绝说明制作标本的尸源由何方提供，但中国青年网在《大连哈根斯公司
疑用死刑犯做人体展览引争议》（2012年8月22日）一文中，明确说明不仅哈根斯，就
连其竞争对手——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的人体展览，其尸源都“完全依靠中国合作伙伴”
，这家公司公开声明“无法独立核实这些人体全身及人体部位、器官、胎儿和胚胎不是
来自在中国监狱被监禁或被处决的人”。哈根斯在大连的公司于2012年2月29日被查封
，查封之前20余天，即2月6日深夜，发生了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该事件发生后，薄
熙来的政治命运已注定无法逆转。
还有谁应对此负责？
最近中共宣布的“反党叛党集团”的后台，即呼之欲出的曾庆红，与上述事情有什么关
系呢？1999年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公司成立，时间早于周永康就职于公安部与政法
委之前，提供尸源之事应该与周没有关系。经查证，任建新从1992年-1998年2月担任中
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从1998年3月-2007年10月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但这两人目前似乎
不在中纪委的清查名单之上，那后台就只能是中央政法委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央书记处负
责人了，而曾庆红正好从1997年至2007年12月担任中央书记处实际负责人。“十五大”
期间，中央书记处事权很大，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中央政法委、中央对外联络部
等均在其管辖之下；2012年11月“十六大”以后，政治局常委共有九人，党内各种重要
部门“掌门”，如分管宣传口的李长春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都晋身为政治局常委，因
而中宣部和政法系统不再向曾庆红负责，周永康则于2002年开始担任公安部部长与中央
政法委副书记。
综上所述，2002年之前的贩卖死刑犯器官及尸体之反人道罪，与周永康应该没有关系，
周需要对2002年以后的罪行负责。
薄先涉入死刑犯尸体买卖，周后成为死刑犯器官买卖利益链条的始端。如果要说背后有
共同线索，那就是曾庆红任职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主管政法委工作。死刑犯的器官与尸体
被当作商品买卖，并构成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既是中国人的耻辱与痛，更是批准这项
买卖、允许这种商业活动存在并藉以谋利的中国政府之耻辱，不仅在国际社会饱受诟病
。更为国人所痛恨，如果不是这时为了扒“周薄反党叛党集团”的皮，激起公愤，我相
信中共不会将这件事情拿出来公示。
器官买卖溯源：制度之恶
但实际上，在中国，将死刑犯当作器官供体的开创者并非上述三人当中的任何一人。令
人感到可悲的是，这在中国是有法律依据的“合法行为”。
2005年11月7日至9日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
洁夫被迫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
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同时，他还承认了器官移植这项被誉为“21 世纪医学之巅”
的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开始临床尝试。不久之后，《财经》杂志在国内发布了
“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
无论是黄洁夫先生还是《财经》杂志，都未涉及到一部法规，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
行规定》，颁布时间是1984年10月9日，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目前仍未见明文废止。
几年前，国人根本不知有这部法规性条例存在，我写了一篇《一部剥夺死者尊严的“
1984”法规》介绍这部法规，指出该法规第四款第4条规定：“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
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一般应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确有必要时，经执行死刑
的人民法院同意，可以允许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
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取手术未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也就是说，利用死刑犯器官与尸体牟取商业利益，在中国是“有法可依”的，周永康们
的恶行既是他们充分利用部门便利的行为，而且还具有“合法性”。2007年3月27日中
国政府公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了安全有效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与保密原则、
非商业化原则等，但只字未提这部1984年的利用死刑犯尸体的暂行条例是否废止。
人权要进步，恶法应废止
正因为有死刑犯这一“器官供体仓库”，中国的器官移植出现几个大问题，一是“中国
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这意思是说，司法和军事系统成了主要供给来
源。（《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17日报道《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二是“大陆死
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据《凤凰周刊》在《中国人体器官买卖
的黑幕》（2013年11月5日）一文中分析，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4000例（实际数
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
3至5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4000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1.2万至2万个死刑犯
中挑选。该文还谈到，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
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成为盗卖器官的目标。
上述数字后面隐藏的残酷与反人道，几乎让人不敢多想、深想。
在国内时，我曾与一些司法界人士讨论过这问题。但那时有人认为，死刑犯本来就难逃
一死，其器官用来服务于其他有需要的人，算是变废为宝。近年来，随着人权观念的进
步，有部分中国人（包括参与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开始意识到对死刑犯这种做法是反
人道行为，中国媒体上日渐多起来的批评揭露，表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终止这种以杀戮生命为代价的器官移植，中国政府不仅要揭露惩罚周永康这类利益
链条的培植者，还应该明令废止那部“1984法规”。相比较之下，中国是否强大还在其
次，首要之事是中国人必须要有生命的尊严。 | m*****e
发帖数: 10963 | 2 法轮功又赢了，麻痹的这都是真的。。。
草泥马土共。。。 | r*****t
发帖数: 4793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