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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882 | 1 中对美需有俾斯麦的智慧，鹰派言论要不得
来源: crn2005 于 2015-01-12 21:32:24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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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评论》杂志学术顾问熊玠（中评社 杨犇尧摄）
中评社香港1月13日电（记者 黄蔚 杨犇尧）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评
论》月刊学术顾问熊玠昨日到访中评社香港总部并在其间接受采访表示，虽然中国在经
济层面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但仍应该继续发扬“韬光养晦”的精神，在国际舞台上盲目
秀肌肉、在国内外媒体上可以宣扬鹰派立场既不符合事实，又会刺激老牌强国，最后只
会起到反作用。
去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发表言论表
示，“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中
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中国官员赴美“示软”的表述与中国以往的
强硬态度截然不同，引发国内外众多分析人士的强烈关注。
熊玠认为，汪洋副总理的上述谦逊表态是必要且极具智慧的。因为一来，宣扬自己
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并不符合事实——中国的军力还无法与美国相
提并论，中国如果取得一些成就就宣称自己是大国，是夜郎自大的表现。“中国GDP总
量大，经济成就确实了不起，但想复兴的心也不要太急。”
熊玠还提出，中国若盲目对美强硬、在媒体散布各式鹰派言论，相当于是刺激美国
将中国“扼杀在摇篮”，相当于是邀请美国在世界拉帮结派对付正在上升中的中国，这
相当于是在主动创造不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是相当不明智的行为。
“韬光养晦不是*****，中国古时就出现过万邦来朝的盛世，但中国从未以大欺小
，相反，中国以大事小。”熊玠说。
熊玠对中评社表示，“在21世纪，中国需要让这个传统的领导艺术回归。要知道，
强力可以征服他人，但赢不来他人的心，若他日等到这个人实力强大起来，说不定就会
被推翻。这同时也说明，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比硬实力更重要。”
熊玠还表示，自冷战之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地缘经济的重要性逐
渐超越地缘政治，考虑到中美在政治层面有冲突利益但经济利益共同范围多，中国未来
在发展对美关系时需要切记——必须强调中美两国无直接冲突的理由、必须认识到中美
两国无需在同一方面做无谓竞赛、必须强调两国经济的互补性。
“中国是传统的陆路强国，而美国是传统的海洋大国，两国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直接
引发大冲突的矛盾点，这一点中国官方需要不断强调。”熊玠还对中评社说，“中国在
战略设计上需要聪明，美国发展航母，中国就可以发展潜艇，美国牵手东盟，中国就可
以拉拢拉美，不直接硬碰硬，却间接对抗；此外，中国还需要强调中美经济方面的互补
性，让美国认识到中国需要美国、中国不希望与美对立，两国未来合作空间广泛。这才
是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智慧所在。”
但熊玠也指出，要更好地与美国打交道，中国也需要明白美国的担忧在哪里。“美
国害怕的，是中国的区域封锁（area denial）和反接近（anti-access）战略，因为这
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全球各自的存在感，让美国无处立足。”
熊玠支招说，为使美国放心，中国在战略对抗上只能以日本为目标，且一再对美放
话声明不会联手东盟反美。“对于反日情绪，美国可以理解中国人的感情，而表明不联
手东盟，则可以让美国放松警惕。”
“为创造更适合中国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就不能让自己的崛起成为美国的担忧
，中国也不应该反复宣扬自己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应该继续机智地“韬光养晦”
，熊玠说，但与此同时，中国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也不可放松警觉。
熊玠教授曾任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兼该校政治研究所主任，美国当代美亚研究中心
主任，美国政治学会、国际问题研究协会、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国际法协会、中国问题
研究协会会员。与美台上层关系颇深。与美国前总统卡特、里根有一定交往，与美国国
会有密切关系，1979年曾参加起草《与台湾关系法》。 | w*********g
发帖数: 30882 | 2 德国在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 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和具有大城
市化特征的国家。在1871 年到1914 年之间,德国的工业生产扩大了6 倍,出口扩大了4
倍。在一战前的10 年里,德国的工业和经济是世界经济繁荣的象征。这种现代化发展的
势头, 在威廉二世登基以后显得更为明显。因此,德国凭借自身日益增长的实力,已经不
满足于仍被锁在中欧的“盒子”里, 而是要与英、法、俄等国去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
德国的这种扩张倾向也与当时整个世界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在这个
竞争性的帝国主义时代里, 为了自身发展而优先抢占地盘, 控制国外空间与资源的企望
, 是与当时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些国家个
个都是丝毫不亚于德帝国贪婪胃口的大国[ 2 ] 。”以至于俾斯麦以后的帝国宰相们在
看待世界局势时认为,当欧洲外的巨人在到处形成的时候,继续保持欧洲的均势, 无异于
宣判德意志人的无所作为, 最后是宣判所有欧洲人的外族统治。因此,德帝国不仅被要
赶上一个正在衰败的英国的愿望所驱使,而且也被一种对俄国和美国正在崛起的恐惧所
驱使。因此当俾斯麦下台,德国的政策向“新方针”转变时,德国国内对待这一转变却“
进行得异乎寻常的平静”,而在国外却造成了强烈的影响[ 3 ] 。人们担心,今后德国的
政策将发生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变化。虽然新皇帝在上台时曾虚伪地表示, 德国的政策将
“航道照旧,全速前进”。但事实很快证明,年轻皇帝已决议执行一套与俾斯麦大不同的
“新路线”, 即改变过去基本上局限于欧洲大陆的政策,转而采取积极参与世界事务、
全力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首当其冲受到这种政策转变影响的是业已由于贸易矛盾而岌
岌可危的德、俄关系。卡普里维上台后,德国执政者改变了俾斯麦从地缘政治出发而强
调的必须防止德国陷入力不能及的两线作战的外交指导思想。他们深受军方意见的影响
,认为由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持续扩张,使得德国必须同时做好与法国和俄国两线作战
的准备,为此必须无限加强三国同盟。此外,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夸大了俄国同法国
和英国的矛盾,认为德国将有更多的机会为实现称霸而努力。1890 年对俄德再保险条约
的拒签, 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造成的恶果。这使得俄国迅速地与法国接近,无可挽回地
走向了德国的对立面。“柏林在1892 年到1893 年间试图把俄国争取回来———这显然
是徒劳的: 对于圣彼得堡来说, 这样的接近无异于最后一次证明了与法国的联合才是有
利的[ 8 ] 。”面对东西两侧合围的现实, 对德国的决策者来说,维持与英国的良好关
系是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对于英国来说,作为两个集团的仲裁者, 肯定比作为一个集团
的成员所获得的利益要大得多[ 13 ] 。在世纪之交时,英国与同样拥有庞大海外利益的
法国以及俄国的矛盾要比仍然只局限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更尖锐。再加上“威廉二世常常
相信在国际皇室之间的个人外交并且充分准备好好利用他与欧洲许多王室的血缘关系,
特别是与英国的[ 14 ] ”, 也让德国的当权者觉得英、德之间的冲突并不突出, 英国
反而需要德国的帮助。因此,德国可以充分利用“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的好处[
15 ] 。但是,随着“世界政策”的深入, 德帝国对外扩张的脚步越迈越大, 不可避免地
同“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爆发冲突。在殖民地利益的争夺上, 英、德之间争斗的初次爆
发是由于德兰士瓦引起的。1896 年, 德皇威廉二世在英军部队袭击德兰士瓦失败后,致
电德兰士瓦总统说,布尔人战胜外国侵略者“并未求助于友邦”,“捍卫了国家的独立”
[ 16 ] 。这份电报引起了英国的愤怒,把它看作是对英国的挑衅。随后, 德国又利用英
国在布尔战争期间所陷入的困境,来获取一些比较可观的殖民地利益。如德国政府在
1898 年8 月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问题,虽然英国不愿意把萨摩亚交给德国,但是为了
换取德国在南非保持中立, 英国还是满足了德国的这一要求。与此同时,德国开始在东
亚扩张。1897 年,德国以“租借”为名吞并了中国的胶州湾, 随后将整个山东半岛置于
它的保护之下。这使早已盘踞在中国的英国感到不安。对英德关系破坏更大的是德国向
近东的渗透。巴格达铁路便是加紧向近东和中东扩张的实际表现。德国于1910 年冲破
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重重障碍, 但德国与英国的矛盾却日益剧烈。巴格达铁路为德国开
辟了一条经过奥匈、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直达波斯湾的通道。随着这条铁路的建成,
德国在近东、中东和苏伊士运河附近获得了重要阵地,对英国同印度这个不列颠殖民帝
国支柱之间的海陆交通构成了威胁。为了保障德国的海外利益,加强其参与列强瓜分世
界的实力, 扩充海军也就成为了“世界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造舰队、开
展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在一段时间里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许多学者以及皇帝本人的
要求。他们都相信,像德国拥有这么大版图和财富的国家应该要求一支更强大的海军和
更广阔的帝国[ 17 ] 。”尤其是威廉二世, 他深受美国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海上实力
论”的影响, 极力主张扩充海军实力。他表示,“德国的未来在海上”,“要让海神的三
叉戟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4 ] ”。而且为了尽快改变海军状况, 1897 年6 月17 日, 他
任命积极主张向外扩张的蒂尔皮茨接管帝国海军部。
可以说,“1894 年到1897 年的对外政策是由皇帝不可逆转的个人统治所主宰的[ 14 ]
。”1898 年3 月帝国国会通过了由蒂尔皮茨主持制定的第一个海军预算法案。国家外
交秘书比洛(后为帝国首相) 在法案通过后积极响应,“它将会取得极大的成功并且会给
我们的贸易、安全、未来及我们至高无上的敬爱的皇帝带来巨大利益[ 17 ] 。”仅仅2
年后,国会又通过了第二个海军法案,要求在17 年中使舰队数量翻一番。日俄战争后,
海战的方式和对战舰的要求有了新的发展,再加上英国于1906 年建造的新型“无畏舰”
的刺激, 德国又相继通过了2 个法案,与英国展开建造无畏舰的竞赛。面对德国的举动,
一开始, 英国采取了冷静的态度。因为在无畏舰建造之前,德国海军还不具备挑战英国
海上霸主的实力。但是当1906 年5 月帝国国会批准了一项意在扩大基尔运河和威廉港
口及船坞的设备并建造德国无畏舰的补充法案时,德英海上力量的对比由此发生了一个
重要的转折。由于转向无畏舰的生产,英国战舰对德国战舰数量上的优势逐渐减少。而
且在建造无畏舰方面, 英国只比德国略占优势。在德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强大
舰队后,英国更是感到一种威胁。1907 年1 月英国外交部司长艾尔·克劳在一份备忘录
中说, 德国谋求霸权地位,从而威胁着大英帝国的切身利益,因此,抵制德国的扩张必然
是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 3 ] 。在1904 年与法国就殖民地问题达成协议后, 又于1907
年按照英法条约的先例与俄国签订了一项协定,协调了他们在中亚的争端。这样,就使得
德国处于极为不利的孤立地位。英、法、俄三国联合起来将德国排斥出世界强国的行列
。虽然英国在和俄国和解后曾两次试图通过裁军谈判来缓和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但
是这些尝试都被德国粗暴地拒绝了。威廉二世和蒂尔皮茨把军备协定看作是限制德国的
主权,是对德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一种威胁,这样的做法无疑把英国推向了离自己更远的地
方。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德国,只能通过无休止的扩军备战来保障自身的安全,而这样的
做法无疑也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激化了与英、法、俄三国的矛盾。四通过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导致了欧洲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产生,是最终导致一战爆
发的重要原因。虽然战前德国曾试图通过外交努力去阻止战争的爆发, 但可惜积重难返
, 这样的尝试也只是徒劳。从战略层面上看, 1890 年到一战前,德国发展虽然很快,但
是其实力还是不足以同时挑战三个世界强国。俾斯麦后德国的对外政策充满着冒险与激
进,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从国内政治上分析,选择这样的外交政策与德国特殊的国家
性质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一个把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力量与东方君主专断
的决策结合在一起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威廉和他的容克上层贵族担忧其农业利益
会减少,担心有组织的工人的兴起和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发展, 1897 年后,
对强权政治的追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考虑的推动。这将在政治上受到欢迎并
转移对德国国内政治分歧的注意力[ 18 ] ,而且“在德国社会中占据相当可观部分的民
族主义者的态度是极其情绪化的。他们不仅仅源于对民族的自豪,可能更多的是源于恐
惧和深藏在意识中的不安全感[ 14 ] ”。所以,一旦柏林的政权在与国外的对峙中退却
,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谩骂和谴责这位皇帝及其助手。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德国
地处中欧,最大的危险就是俄国和法国从东西两面的夹击。在俾斯麦主政时所极力避免
的就是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到了威廉二世当政时,盲目相信德国的实力,将俄国推到了法
国一边, 使德国陷入了合围之中。他的海军战略也没有顾及德国是陆海两栖大国且只有
北海作为唯一出海通道的事实,在大路上已经被东西合围的情况下, 还积极发展海军,
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样,德国在陆地和海洋上都被深深地包围起来。德国海军在一
战中的无所作为也证明了这种战略的失败。由此可见,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仅依靠实力
,更重要的是依靠国内政治的进步、民族心理的健康以及基于对本国地缘政治和外交环
境全面认识上的一套长远的战略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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