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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280 | 1 黄帝部落生长于红山文化区，这在国内考古学界已经没有悬念可言。在辽西地区，黄
帝部落不断吸收其他地区文化的优秀成分，不断壮大，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黄帝部
落由辽西南下，在涿鹿一带先后与炎帝、蚩尤两大部落集团发生大战。“涿鹿之战定乾
坤”，之后就是公众所熟悉的故事，黄帝统一了各部落，在中华民族留下了开创性的辉
煌历史篇章。
关于黄帝南下的论断，近年来也逐步被考古发现所证明。郭大顺先生现任辽宁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专职教
授。在他的专著《追寻五帝》一书中，不仅明确记述了黄帝族由辽宁南下的考古事实，
连南下的路线图都清晰标注出来。
郭大顺提出五帝时代新“三大集团”说
“将考古学上展现的文化交汇现象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诸部落集团的相互关系为
印证，可以概括为，五帝前期，作为各部落集团频繁交汇时期的主角，以黄帝为代表的
北方集团，率先跨进古国阶段，势力最为强大，并由北向南沿大凌河川南下，越燕山山
脉而进入中原，是为逐鹿中原之第一家。经与炎帝为代表的中原集团，以蚩尤为代表的
东方集团的交汇与碰撞，包括最激烈的交汇形式——战争，开始了中国古史上实现部落
间统一的开创性事业。 ”3月28日，郭大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要正确认识黄帝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应该对五帝时代整个中国的形势有整体性
的认识。郭大顺认为，从考古文化区系划分看，五帝时代分为三大集团：以红山文化为
代表的黄帝集团，以燕山南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以仰韶文
化为代表的神农氏华族集团(即炎帝中原集团)，以中原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虞(
夷)夏集团(即蚩尤东方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东南沿海稻作农业
区为主要活动范围。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阶段，就是五帝时代。“这是跨进文明、
走向一统与传统初现三者并行发展的一个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类型的三大集
团在各自发展个性的同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汇聚，在逐
步取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实现共识，从而为夏、商、周三朝文明的出现以至整个中华文
化、中华文明和中华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郭大顺这样评价五帝时期三大集团之间
的交流给中国历史留下的影响。
古东北渔猎文化带给黄帝集团强健本色
据研究，在中国古史五帝传说的记载中，五帝时代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帝前期以黄
帝为代表，其主要活动地域多在北方。“如果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
化有关，那么黄帝集团就同东北地区的渔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渔猎文化与农耕
文化相比的优势：它是旧石器时代上百万年文化积累的直接继承者，尤其是继承了天然
与大自然协调的本性，这是优越于过分开发土地的农耕文化的;渔猎人的生活流动性强
而在文化上具有开放性，这也是因固守土地而相对封闭的农耕文化所不及的。 ”郭大
顺认为，对于渔猎文化的优势要有足够的认识。
郭大顺介绍说，渔猎文化善于吸收其他文化先进因素从而发展自己的特性，在红山
文化的对外交流中有典型的反映，红山文化对仰韶文化先进因素的吸收和两者的成功结
合，成为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原动力。而红山文化用以通神的玉器中，以
野猪、虎、熊、龟、鱼等动物形玉为主，特别是以熊龙为动物神崇拜的主神以及红山文
化在玉器、遗址群布局上所表现出的与大自然和谐的思想观念，更是红山人渔猎文化特
性的本质反映。以渔猎文化为本，实现了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成功结合，从而使燕山
南北地区在中华文明史上先走一步，“这就是考古学上反映出的黄帝文化”。
红山文化随黄帝南下并与仰韶文化相遇
在郭大顺家客厅的墙上，挂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写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
山龙，大青山下(jiǎ，古代青铜器制的酒器，圆口，三足)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短短28个字，将中华文明的“龙”、“花”渊源和彼此间的相互
交融概括得非常清晰。据苏秉琦考证，黄帝族所在的红山文化区生产一种典型的“龙鳞
纹彩陶罐”，而炎帝部落所处的仰韶文化区则生产代表性的“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
中华民族的“华”就是由炎帝部落仰韶文化的“花”而来，中华民族所尊崇的“龙”，
就是由黄帝部落红山文化的“龙”而来。中国人今天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恰是这两大上古文明融合交汇的高度概括。考古发现证明，红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
文化的先进因素，辽西出现过具有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而在河北省桑干河上游的蔚县
西合营乡三关村附近，发现的一群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中，也不时有篦
点之字纹陶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出现，特别是发掘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
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与红山文化绘龙鳞纹图案彩陶罐在这里有共存关系，表明红山文化在
它的晚期向南扩展，并在桑干河上游一带与仰韶文化相遇。苏秉琦认为，辽西红山文化
遗址中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最为激烈的冲撞交流方式就是战争。历史上，黄帝与代表其他两大集团的炎帝和蚩
尤都发生过大战。战场都在今河北省北部桑干河流域(即涿鹿一带)。结果是黄帝集团战
胜，实现了部落间的大统一。
考古实例能印证红山文化南下这一事实
对黄帝集团南下与北上的华族集团交汇的说法，一些人提出异议。质疑是即便在辽
宁发现黄帝时代的遗址与器物，为什么就不能说这些器物是源自中原的黄帝族带到东北
去的呢?
考古实证回答了这种质疑。众所周知，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区，最具代表性
的出土器物是玉猪龙、玉雕龙、勾云形玉佩、玉。如果这些在黄帝时代属部落首领专
有的玉器是从陕西、河南传过来的，那么在陕西、河南一带的考古发现中，就应该发现
同一时期形制相同或类似的玉器玉件，但迄今为止，这种发现始终没有出现。
更多的事实证明，黄帝集团是由北向南迁徙的，黄帝集团所隶属的红山文化也是由
北向南传播的。在陕西的凤翔县、韩城，河南三门峡市一些地区的西周、战国古墓中，
却发现了与红山玉器形制惊人相似的玉器制品。红山文化早于西周、战国时代几千年，
这种发现只能说明一点：这些玉器的仿制艺术、传承理念，是从红山文化区传到中原的
。这也又一次证明了苏秉琦先生在《论西辽河古文化》中的看法：如果说，整个中国文
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1000年。传说中的
“五帝”早期活动，大约就在这里。
《史记》中记载，黄帝在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逐鹿中原战争的胜利后，向东曾
经到过今天的山东沿海，并登上泰山，向西到达过今天的甘肃平凉。向南到过长江地区
，登上过洞庭湖中的君山。通过文治武功，迎来了天下和谐的局面。出身渔猎生活区的
黄帝顺应自然规律，重视农业生产，指导百姓繁殖驯化各种动物，广泛观察研究自然现
象和土石金玉的物质性能，使之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指导人们节制地利用自然物产。
郭大顺认为，五帝时代最为紧要的历史脉搏是，跨进文明时代、走向文化统一与中
华传统的初现，这三件大事并行，相互促进。黄帝集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始终表现得积
极主动而卓有成效。其代表人物黄帝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自是有本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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