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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2 | 1 2014/09/23 13:55:30西方应该怎样推广民主？-华尔街日报
http://cn.wsj.com/gb/20140923/OPN135530.asp
周舵
在全球推广民主是西方国家的神圣使命，这是多数西方人的共同信念，同时，也得到越
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人民的认同。我个人毫不怀疑，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必定
成为全世界文明国家共享的普世价值，然而，我并不认为全球实现民主化的前景，和西
方国家推广民主，两者必定成正相关。非常遗憾，仅以“阿拉伯之春”为例，事实表明
两者其实是负相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在伊斯兰世界推广民主的实际效果，完全可以
说是事与愿违，一塌糊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能不令人深思。
三类国家
问题首先在于，西方国家不区分非西方国家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用一种教条式、一刀
切的草率手法处理全球民主化进程，所谓“颜色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等等）便
是其典型。
尚未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1，与前东欧国家类似的，与西方
地缘接近、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融合度比较高，原极权制度是被外力──苏联红
军的刺刀强加的国家；2，中国、俄罗斯、越南、古巴等有着深厚反西方传统的，“内
生型”共产党国家；3，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迄今为止，西方在这三类国家推进民主
的实际效果大相径庭。
对于1类国家，西方推行“颜色革命”表面看效果显著，但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从精
英到民众，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认同度很高，原本就具备实现民主化的内因；更重要的
是第二，苏联的强力干预退出。没有这两个内、外因素，“颜色革命”用力再大，民主
化也不容易成功。而对于2、3类国家，很遗憾，我们不得不说，“颜色革命”不但无效
，反而有害。
由于“颜色革命”的基本设想是颠覆性、带敌意的“政权更迭”，在第2类国家引起的
反应，是让执政党及其拥护者更加警惕和抗拒民主化；又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对内有
着相当强的控制力──第一，这些国家的政权是内生的，不是外力强加的；第二，这些
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反帝反殖”即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而民族主义在当今世
界仍然是一股强势潮流；第三，极权主义政权原本就对整个社会具有超强的控制力，这
些“后极权”国家既延续了极权政权的控制力，同时又正在进行改革和转型，这意味着
它们正在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人民对于“改革红利”合理期盼（经济发展、
生活改善、国家富强）基础上的合法性；第五，中国的改革更是效果显著，皮尤中心的
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当高。加上2008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危机，美
国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败绩，以及“颜色革命”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恶果，
凡此种种，西方在中俄等国推行“颜色革命”便适得其反，反而给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平
添了巨大阻力。
第3类国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世俗化程度比较高、比较亲西方的专制国家；和更加传
统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后一类国家的传统合法性程度很高，所以基本不为“颜色革命”
所动；而恰恰是相对亲西方的、世俗化程度高的、比较开明进步的政权反而更加软弱，
内部分裂也更加严重，“颜色革命”也就越是容易得手。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旧专制
统治者尽管不民主，却是亲西方的，并且在国内实行著有效治理，而“颜色革命”的结
果却是，要么瓦解了国家基本秩序，形成无政府、半无政府状态，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
渊薮；要么换上来一些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主义者，比被推翻的旧专制者更加专制和保
守──总而言之，“颜色革命”的效果简直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其次，“颜色革命”的推手们严重误解了政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合理顺序。政治现代
化的第一步，是国内秩序的建立，所谓“国家建设”。为数众多的西方激进派误以为秩
序不重要，或者秩序是天经地义的，以为政治现代化就等同于民主化（其实民主化仅仅
是政治现代化的其中一环），而民主化的唯一障碍就是专制统治者，只要推翻他们，民
主自然而然就会实现。事实上，非洲的许多失败国家不是因为不民主，是因为缺乏政府
的有效治理，缺乏国内秩序。用推行民主解决有效政府的缺位，完全是诊错病、开错药。
好民主与坏民主
国家秩序又可以粗分为两种，专制秩序和自由秩序。历史事实是，全世界的绝大部分国
家都曾不约而同，选择了专制秩序，因为专制秩序很“自然”，合乎常理；只有英国是
个罕见而幸运的例外，居然自发演进出自由秩序，即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等等一整套
制度设置和思想理论，然后先是传播到英国殖民地（包括美国），再向全球传播，这就
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很“人为”，很复杂，需要一系列重要的基础条件，难于维护而易于崩坏，远
不是什么“全民普选、多党制和新闻自由”那么简单。非常遗憾，当今许多西方人心目
中的民主，恰恰就是普选、多党制加新闻自由这个“三位一体”。
政治现代化的第三步才是民主化，进而把自由秩序变成自由平等秩序，即有着良好治理
的自由民主。第一“秩序”，第二“自由秩序”，第三“自由平等秩序”──这才是代
价小、成果显著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普选就万事大吉。
迷恋“颜色革命”的西方人没有分清好民主和坏民主。好民主，就是上述英美传统的，
上承古代罗马共和，从中世纪西欧封建贵族制和基督新教的英国发源的自由民主；坏民
主，则是深受古代希腊城邦民主影响，经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发扬光大，被马克思、列宁
、毛泽东推向极端的，法俄类型的，主张多数人统治、甚至是多数穷人绝对权力，排拒
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民粹民主。对此一宏大题目，这篇小文无法细述，有兴趣的读
者可参看本文作者的两篇文章：《南方周末》2014年5月10日31版“何种民主” ，或共
识网发布的“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非常遗憾，“颜色革命”在非西方国家推行的，恰恰是、或者基本是民粹民主。
“颜色革命”的基本理念，是黑白、敌我二分的民主vs.专制，从这种理念出发，很自
然就会产生“圣战”式的冲动。但是，民主和专制根本就不是对立面。民主的核心含义
是多数人统治，其对立面是一人统治或少数人统治；而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而且，民
主与自由不是和谐的浑然一体，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矛盾冲突，因此，自由
民主是不容易建立、更难于维护的，它要求相当苛刻的条件。需知民主有好坏之分：民
主与自由联手，就是好民主；民主压倒、排斥自由，就是坏民主；更重要的是，用“圣
战”式的办法推进民主，其内在逻辑就是外力强制；外力强制既反自由又反民主，其效
果不佳，乃是势所必然。
改革派的挑战
最后，中俄等国应该怎样推行民主？
首先要认清中俄等国现行制度的本质。这就需要另一套政治学分析工具──政体归类。
这些前共产党国家已经不是斯大林模式那种极权主义制度，是正在从斯大林模式向民主
艰难转型的转型中国家，因为正在转型中，所以很难归类，但不管怎样，它们第一不再
输出革命，没有了颠覆西方制度的雄心和敌意；第二它们都认同了市场经济，并且希望
搭上全球资本主义的顺风车，因此不想彻底“修正”现行国际秩序；第三，它们的意识
形态和政治制度变革虽然滞后，但依然在不断改革中；尽管强大的保守势力很不情愿，
但体制内外的各界精英大都明白，除了向自由民主趋近之外，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中
共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中包括了自由和民主；十八大四中全会
以推进法治为主题等等，虽然还只是原则性的宣示，但都是非常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
顶层设计”；第四，最重要的是，中俄等国的政权主体，是改革派主导，还是保守倒退
的势力主导？在这关键的一点上，中俄有着很大的区别。普京可以算是代表着保守倒退
的势力，而中共的习李新班子则显然不是，他们的改革决心和力度超乎寻常。
因此，改革派不得不两条战线作战──既要安抚、说服保守派，又要严防激进势力崛起
，所以改革派从来都处境艰难，两面不讨好。对于改革派政权，西方显然应该更多些耐
心、宽容和帮助，而不是一味苛责和嘲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它们打压激进派的
举动，不要仅仅因为激进派的政治主张是自由民主，就轻易给改革派政权扣上“反民主
”、“反人权”的大帽子。由于法治还没有上轨道，如何界定“激进”是没有标准的，
改革派政权打压“激进”势力便难免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势必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
，但是，这就好比开汽车，除了踩油门，还得经常踩刹车，不可能只踩油门，一路狂奔
。中外反对派人士实在应该仔细区分改革派政权和保守倒退政权，对于改革派政权，“
激进”多半只会刺激保守势力，给改革帮倒忙。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走英美历史上走过的那条路，先自由、后民主，也就是先推进法治
、宪政，落实人权保障，而不是立即实行普选式民主。由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
想理论对于西方的“个人自由”完全是敌对、排斥的，这条英美式“先自由后民主”的
民主化道路在中国走起来会非常艰难，西方朋友对此应该有更多的思想准备，不能不降
低一些期望值、适当收束急于推进民主的雄心。国际社会的武力干预应该仅仅用于制止
严重的武装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不适合用来推进民主。
此时，西方千万不要帮倒忙，给这些国家内部反自由民主的势力提供口实。西方推进民
主应该抱持极大的善意，要靠“软实力”，靠示范、交流、引导、劝说和帮助。比如最
近美国的留学生英语考试加进关于美国宪法和基本制度的内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将来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在留学生入学之前进行公民常识考试！）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许多归国留学生不但没有在美国学到自由民主的基本知识，反而成为反自由、反民
主的反动分子，应当说，这是美国留学生教育的严重失误。
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恐怕同样需要降低期望值。完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后共产党
国家实现，可能是个相当曲折漫长的过程；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之内，中国大陆能向“
有自由没民主”的香港，或者“半自由半民主”的新加坡模式不断接近，就已经是上上
大吉，不能奢望更高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有什么不好呢？香港和新加坡哪里危害
西方的利益了？把它们搅乱，变成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就会让西方人称心如意吗？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良愿望铺成的。真理是带刺的玫瑰。甜言蜜语很可能是毒药。西
方朋友亲近玫瑰，远离毒药，将理想、善良愿望从半空中降下到地面上──这对中国，
对西方，都只要好处，没有坏处。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
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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