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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7/21/c_126774540.htm
2014年07月21日 06:27:39 来源：现代快报
原标题：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
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
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
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
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
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
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
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
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
一个模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
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
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
，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
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
。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
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这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
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
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
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
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
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
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
人民变成了国民。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
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
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
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
，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
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战略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
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
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
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
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
清朝则懵懵懂懂。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
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
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
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
行这种战略的意志。
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
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
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
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如果军事战略出了
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
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
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
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
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
洋的海军。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
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
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
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
员私产。
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
3000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
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
信仰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
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
展和变异。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
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
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
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
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两国
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
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他还说，日
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
”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
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
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
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
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
国。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
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
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
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
易认罪。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
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
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
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
国运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
。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
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
革命的发生。1919年因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
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
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
、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
从来不曾忘记甲午。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
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
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
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
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
了一个冲绳之外，其它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
正常国家。这一切，不得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
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
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
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
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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