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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94 | 1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有人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参见沈志华著：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事实上
，中国入朝参战对于新中国崛起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
中国双赢
首先，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放弃了他们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对斯大林的“
承诺”。 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
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
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尽管美
国国会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在实践中，《雅尔塔协定》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已被
毛泽东“体面”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
的苏联承诺，而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的实力。
第二，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
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
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这一条对苏联
的战略意义，不仅是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有
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
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
，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
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
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屯兵近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被
变成了“死棋”。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
岸，而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如来合掌”之中。失
去大海，蒙古就没有可持续的发展。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
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
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
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
态势陷入困境：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的
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
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相反，外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
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外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并必将产生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
最后，朝鲜战场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停火协定签订后不久即1954年4
月26日至7月21日，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中国被邀参加有苏、美、英、法等大国参加
的日内瓦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中国被邀参加会议，中
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
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中国被邀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
国的外交封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又都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确
定的。
由此，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中国在这场战争中
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
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
”如何虚饰，但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
中则有坦白交待，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
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朝鲜战争对中国崛起的意义
由上可见朝鲜战争对于新中国的崛起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如果认识和理解了这些意义
，我们就对中国入朝参战会有更深的理解，就对毛泽东为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两次—
—1949年打过长江统一全中国、1951年在金日成的同意下决定停战于三八线——顶住了
斯大林的压力，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历史性和极为杰出的贡献表现极大的敬意。
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会轻率地将中国抗美援朝的决定看作是由于“中国革命
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
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
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
断”；更不会轻率得出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是由于“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
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
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等想当然的因而是极轻浮的结论（关于这些结论，可参阅沈志
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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