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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420 | 1 中医谣言何时休？——略评张鸣《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方舟子·
今天见到有一位叫张鸣的人民大学政治教授批梁启超、胡适的“科学主义”，
批反对中医，根据的却是中医的谣言。梁启超、胡适虽然“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
科学的教育和训练”，但其做学问的科学态度，却不是这位政治教授能望其项背
的，至少他们不会不做起码的考证就把早被揭穿的谣言还当成事实拿来做打人的
棍子。该教授缺乏做学问所需要的起码的严谨态度，他文中所依据的论据都是以
讹传讹：
一、他说梁启超的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
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其实在梁启超出院仅一个多月，其弟梁仲策即在
《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披露这个“事故”，引起轩然大波，“正人君子”
陈西滢、徐志摩之流借此攻击西医、吹捧中医，梁启超为此发表了声明《我的病
与协和医院》，为协和医院辩护，鲁迅在当年也在《马上日记》一文中就此事讽
刺过“正人君子”。参见张建伟《梁启超的“病”与“死”》（2006-05-24中国
青年报）。
二，他说鲁迅是根据个体体验反对中医，也是因为对鲁迅著作的陌生而对鲁
迅的污蔑，我以前已在《鲁迅晚年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吗？》（《同舟共进》
2007年第4期）中剖析过：“其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
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即“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是在新
学堂接触到现代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之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在此不赘。
三、他说中医治好了胡适的肾炎，胡适却不愿承认，这根据的是中医的谣言。
此事祖述宪教授在《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一文中已有详细的剖析，我在
《批评中医》有一节据之做了概述。
这位政治教授以前还有一句“名言”：今天如果还有人要废止中医的话，
“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我们就当此人的这些文章
是酒后胡言吧。这些惯于酒后乱言的政治教授不知哪来的勇气也要批“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总比要“造谣主义”、“胡言主义”要好吧。
以下摘自方舟子著《批评中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医治愈过胡适的糖尿病或肾炎吗？
（注释：资料引自祖述宪《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中国科技史料》
2001年，第22卷第1期，11-25页。）
一些回忆胡适的书和胡适传记认为，名中医陆仲安治好过胡适的病，因而胡
适相信中医药。据说胡适得的是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现代医学至今难以治愈的疾
病，却被在中医界被推崇为“医道精深”的“太老师”的陆仲安奇迹般地治好了。
“太老师”的追随者把胡适的就医经过讲得活灵活现：“1920年11月18日，胡适
因久患糖尿病，兼有慢性肾炎合并心脏性水肿，被诊治已久，胡氏心悦诚服、死
心塌地的协和医院，宣判为‘死刑’，词曰‘无法挽救，速备后事’。 ”他
“以为‘劫数难逃’”，“遑急万状，家人惊慌无计，连颇有名望的西医好友也
支持协和医院的诊断”，劝试中医。为了不致 “坐以待毙”，经“劝导再三，
胡适遂勉强从之。中医至，（指陆仲安）诊毕，曰‘此易事尔，饮我此药如不愈，
惟我是问。’胡服后，即见转机，后竟霍然而愈”。
实际上，胡适在生前已几次辟谣。1958年，胡适致余复洋的信中否认中医的
误传，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
事。”1961年他郑重声明：“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
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
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
此症，此说全无根据。”又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
—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
根据胡适在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和胡适日记
的记载，胡适在1920年间的确曾经请陆仲安看过病，吃过陆仲安开的以黄芪、党
参为主的中药。但是他得的绝非糖尿病，据《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一文：“我
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并未
确诊，胡适后来认为是误诊。1922年胡适病情复发时，曾到北平协和医院检查，
专家认为他可能得了结节性红斑，这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表现为下肢伸面皮肤的
疼痛性结节，可伴有关节疼痛和发热，一般自发消退，但易复发。病因可能与药
物过敏、结节病和感染有关。胡适在找陆仲安诊治前已病了二个多月，加上连服
陆的中药三个月零三天病才好了，总共大约半年时间。因此，没有理由把胡适的
病愈归功于陆的治疗，更可能是自愈。由于名人胡适生了一次“小病”，造成一
服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方治好了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三种难治之症的
讹传，成就了一位名中医，该药方也载入了中医史册，不断被人提起。
胡适当时还对中医缺乏认识，对陆仲安颇为感激，但是很快他对陆仲安的态
度就起了变化。在他1922-1923年生病的日记中，只有一处陆仲安把肛瘘误作痔
疮的纪录。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晚期，协和医院治疗无效。鉴于陆仲安为
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陆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乃推李石曾请胡适
前去进言。初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不得不前往。开始中山
先生婉拒，胡适考虑到陆已在侧，只是说 “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
定。”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
胡适请中医治病是他年轻（30岁）时候的事。后来胡适对中医一直持批评、
否定态度。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中医问题论争中，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二篇激烈抨
击中医的文章《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胡适对其表示支持。1935
年，胡适在为《人与医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说，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
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
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
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他还认为，不仅每个医学生应该读
那本《人与医学》，而且“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
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
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
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
1936年，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中，胡适又自称是“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插
图说明：胡适说：“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
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
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
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附：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张鸣
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
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
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
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
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但缘故，入教时
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
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
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
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
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的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
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付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
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
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
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
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
（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
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
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
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
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
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
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
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
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
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所
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
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
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
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
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
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
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诺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
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的可怜。梁启超的手术
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
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
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
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
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
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
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
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
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
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
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
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
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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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晚年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吗？
·方舟子·
鲁迅《〈呐喊〉自序》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其中对中医的论断—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并经常被人提起。这使得一些中医支持者非常尴尬。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的父
亲在患水肿后被“庸医”——其实是当时绍兴著名的中医——用经霜三年的甘蔗、
原配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稀奇古怪的中药治死（《朝花夕拾·父亲的病》），
痛恨中医而产生的“偏激”看法。其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
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在新学堂接触到现代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之后，
理性思考的结果：
“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
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
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
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
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
实。”
因为这一理性思考，所以鲁迅到日本留学时，先是去学习现代医学，“我的
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
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鲁迅文章中处处可见对中医的批评、否定。1925年孙中山患肝癌晚期，协和
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他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
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
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
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
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后来也说：“中医，虽然有人
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自称“只相信西医”。
（《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有人认为鲁迅后来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有一篇文章如此说：“随着阅历的
增长、思想的趋向成熟，鲁迅对中医的见解，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曾作《经
验》一文，其中对《本草纲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书‘含有丰富的宝
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中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加以
肯定。在杂文《我的种痘》中，他称赞了我国中医学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古代
的种痘法。一九三０年，鲁迅还翻译了日本的《药用植物》一书。这部书吸收了
当时生药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丰富、促进中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黄
征辉《鲁迅·中医及其他》）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
一书中批驳“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
证据是：“母亲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
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
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结果也治愈了”。
实际上，鲁迅称赞《本草纲目》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不等于是在称赞中医。
我们也不否认《本草纲目》中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当然，里面也含有许多臆测、
妄想。使用某种中成药，也不等于是在肯定中医，因为在当时即使是最激烈的反
对中医的人士，也持“废医存药”的观点，承认某些中药是经验的结晶，有其治
疗价值。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我的种痘》一文中介绍过他小时候中国人给小孩
的三种种痘法：一种是让“痘神”来种（即听天由命），一种是采用古代种痘术，
还有一种是种西洋传入的牛痘。文中对古代种痘术没有任何评价，更没有“称
赞”。他本人则种的是牛痘。古代种痘术也是一种摸索出来的经验，其他国家也
有过，即使称赞古代种痘术，也不等于是在赞扬中医。至于鲁迅翻译日本《药用
植物》一书，更与其对中医的态度毫无关系。
鲁迅至死没有看过中医，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赞扬中医的言论，说明他在晚年
并没有改变对中医的看法。
（《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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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周海婴厚诬鲁迅相信中医
·方舟子·
近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接受《中国中医药报》记者采访时声称鲁迅并不反
对中医，“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
直都很相信。”举的例子是：“我母亲(许广平)身体不好，当时因过度劳累，患
有妇科病，我父亲买来‘乌鸡白凤丸’给母亲服用，很快见效。这种中药丸，后
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妇科疾
病，结果也治愈了。”
网友纯翔发现许广平在1946年写的《追忆萧红》对这个“乌鸡白凤丸”事件
有详细的记述，与周海婴的说法相比，可谓大相径庭，不仅不能证明鲁迅相信中
医，反而可做为鲁迅不相信中医的佐证：
根据许广平本人的叙述可知，“乌鸡白凤丸”不是鲁迅买的，而是许广平瞒
着鲁迅去买的，因为“鲁迅先生是总不相信中医的”，所以许广平一开始不敢告
诉他。等到病好了以后，才告诉他。鲁迅看到“乌鸡白凤丸”治好了许广平的
“白带”，才“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把这个经验告诉一些朋友。
介绍给萧红服用治痛经，则是许广平干的。
可见鲁迅不相信中医，不仅有他本人写的多篇文章为证，也有他的夫人的证
词为证，并非鲁迅言行不一。鲁迅死时周海婴只有7岁，其证词不足为凭。他有
关鲁迅一直相信中医的说法，既与其父本人的文章相冲突，也与其母的证词不符，
厚诬其父是肯定的了。
鲁迅不仅不相信中医，而且基本上也不相信中药，只是因为见到“乌鸡白凤
丸”治好了夫人的妇科病，才对这一种中药破例。这种对中医药的态度，在当时
可谓最激进的了。当时主张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比如生前死后都饱受中医骗子
们谩骂的余云岫，虽不信中医，却信中药，还自己研究中药。
但是鲁迅对“乌鸡白凤丸”破例，却证据不足。像白带异常、痛经这种病，
可能的病因很多种（按许广平所述，应是阴道炎导致的白带异常），多具有自限
性，而且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某个人吃了“乌鸡白凤丸”之后，病好了，
并不能用以证明的确是“乌鸡白凤丸”在起作用。患者的经验并不能用以证明疗
效，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的临床试验才是证明疗效的金标准。这条标准是在鲁迅
死后10年左右才开始使用的，鲁迅不知道不奇怪，当时的西医也和中医差不多，
都是凭经验而不是临床试验相信药物的疗效。鲁迅对药物疗效的认识并没有超越
他的时代。指出这一点，不是要苛责鲁迅，而是要说明，我们批评中医，不是像
周海婴说的“拿鲁迅‘说话’”，而是拿科学说话。我们有现代医学为参照，对
中医荒谬、骗人实质的认识，远远超过鲁迅。驳斥周海婴厚诬鲁迅，不过是为了
维护鲁迅的形象。
附许广平《追忆萧红》有关段落：
她（萧红）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
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告诉她一个故事，
那是在“一二八”上海作战的时候，我们全家逃难。和许多难民夹住在一起，因
此海婴传染到疹子，病还没十分复元，我们就在战事一停之后就搬回北四川路底
寓所了。没有人煮饭，得力的女工跑了去做女招待。我自己不是买菜就是领小孩，
病后的小孩，刚三岁半，一不小心，又转赤痢了，医了一年总不肯好。小孩长期
吃流质营养不足，动不动就又感冒生病，因此又患着气喘。这一年当中，不但小
孩病，鲁迅先生和我都病了。我疲劳之极，患了妇人常遇到的“白带”，每天到
医院治疗，用药水洗子宫，据医生说是细菌在里面发炎，但是天天洗，洗了两个
多月一点也没有好。气起来了，自作聪明的偷偷买了几粒白凤丸，早晚吃半粒，
开水送下，吃到第二天，医生忽然说进步非常之快，可以歇一下看看再说。我心
想既然白凤丸有效，或者广东药店出售的白带丸更有效，也买了几粒服下，再服
几粒白凤丸善后，从此白带病好了，永远没有复发。鲁迅先生是总不相信中医的，
我开头不敢告诉他，后来医生叫我停止不用去治疗才向他说。再看到我继续服了
几粒白凤丸居然把患了几个月的宿疾医好，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
成见，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的太太如法炮制，身体也好起来
了。像讲故事似的把前后经过告诉了萧红先生，而且我还武断地说白凤丸对妇科
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
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到不得了。等到
‘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
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
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然听朋友说她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又死去了。
不晓得生孩子之后身体是否仍然康强，如果坏起来的话，那么，真是我害了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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