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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17 | 1 如果民主改革成功，法制和廉政建立起来，缅甸就能摆脱亚洲诸国发展的怪圈
“他们要改革，就是因为认识到他们也走错路了”
Serge Pun Associate Ltd.和Yoma银行总裁潘继泽的办公室正对仰光市中心，从大窗里
可以望见正在从败落中复苏的城市和闪耀的大金塔，也会看见所有街道被日本汽车堵满
。他庞大的公司正是将这个城市从停滞衰败中唤醒的力量之一。会客室里没有海外华人
厅堂里常见的关公像和神龛，或任何唤起金钱叮当之声的物件，墙上挂着本地艺术家为
缅甸各少数民族所作的抽象画。见外来客人的时候，他穿着熨帖的西服；会见缅甸官员
的时候，他会穿传统服装Longyi。从北京学来的普通话依然地道，言谈柔缓和善，慎重
却直率，对我们的每个问题都认真对待。要不是指间那根雪茄和身上西服昂贵的面料，
要不是知道他的集团在仰光有近65平方千米的土地开发权，你可能会误以为他是个外科
医生。
潘继泽有一个英文名字，Serge Pun，还有一个缅甸语名字，Theim Wai。三个名字虽同
属一人，它们的内在记忆却构成了如同被银河隔开的多个世界。它们组成了20世纪后半
叶以来，东南亚华人的失落之书、散佚之页，这些书页在三个语言世界里都鲜为人知。
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冷战时期变幻的中缅关系、60年代中国革命对个人的冲击、70到80
年代香港的黄金时期、90年代缅甸第一次半心半意的改革和如今的全面改革开放对海外
华人意味着什么。
Theim Wai生于1953年的缅甸，正是仰光作为“亚洲之都”的辉煌年代。他的父亲祖籍
广州，曾住香港，是民国交通银行仰光分部创办人，母亲是缅甸第三代华侨。Theim
Wai在仰光长大，只会说缅语。1964年，奈温将军发起社会主义运动，将缅甸所有国内
外企业收归国有，慷慨支持奈温的中国政府将交行仰光分行拱手相赠。当时还是虔诚左
派的潘父退休，领着一家人投奔祖国。
在北京东单的一座四合院，缅甸孩子Theim Wai变成了归侨之子——潘继泽。在东交民
巷中国银行管理处领取退休金的潘父，工资单上排号0001，因为此前从没有爱国华侨回
来退休的先例。他们享受了短暂的显赫时光，和整条巷子唯一一部私人电话。潘父在国
庆节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也常出席国宴。但不到一年时间，躁动的革命风潮就让潘继
泽就学的华侨学校瘫痪了。他断断续续的读书生涯最终被革命打断，他和一群十几岁就
被发往边疆的孩子，守在云南西双版纳整整四年，裸手建水坝，养猪种菜。也是在那些
年，潘父昔日的信仰崩塌了。
1973年，在中美关系解冻带来的“小阳春”气候里，潘家找到了离开大陆的机会。20岁
的潘继泽带着当时的最高出境外汇额——5港元——跨过罗湖桥到香港，抵达对岸时身
上只剩了1港元。“我唯一能做好的事情就是推销。我在劳改营里是连长，我觉得自己
蛮擅长贩卖意识形态。”不通英文的华侨红卫兵潘继泽，就这样变成了香港空气清洁剂
推销员“Serge Pun”，并借助70和80年代香港的黄金自由时期，赶上了地产业的金光
座驾。如今说起那个尚未被大亨们占尽机会的年代，他脸上仍流露出神往。
1991年，他回缅甸“老家”转转的时候，一位缅甸部长邀请他回到缅甸投资，他看这邀
请很有诚意，就答应了。他没有预料到后来会重新爱上这个佛教国家淳朴的民风，而自
己会在1999年卖掉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大陆的公司，举家迁回仰光。在这个
融合了东亚、东南亚、南亚各族群和英国殖民历史的“亚洲十字路口”，他的三个名字
终于合为一体。潘继泽/Theim Wai/Serge Pun现在拥有40家公司，生意涉及金融服务、
制造业、科技、建筑、地产、汽车和保健业。
当我们向缅甸那些专门挑战权贵和大公司的NGO询问起他的名声，回答竟是“他挺不错
”。潘继泽诚恳地解释自己不行贿的缘由：“不是因为清高”。九十年代，他目睹民主
化的韩国将昔日行贿的大商人纷纷投入监狱，思忖要是自己退休之后也遭此命运，“那
我不是划不来？”如今他是外来投资者热切寻求的合作伙伴——在腐败成风的缅甸，他
的洁身自保成了开放时代的新硬通货。“可能我们缅甸的运气要来了。”
是的，也许缅甸的运气要来了。如果民主改革成功，法制和廉政建立起来，缅甸就能够
摆脱亚洲诸多国家发展的怪圈。或许，它能够和香港、新加坡一样，鱼和熊掌兼得：腾
飞的经济、平等的机会、和谐的社群关系、不遭破坏的信仰、稳定可测的政策、对私产
的保护。当他谈到“我们缅甸”的未来时，我们不免被他流露的乐观所感动。虽然他在
这里也因为“环境太黑”几乎有过熬不下去的时候，但和此地经历过1967年排华骚乱的
其他华人不同，他对缅甸的感情几乎是赤诚的。毕竟，这是他成年之后自己选择的祖国。
潘继泽是诸多在心理上选择融入本地的华侨之一，他们不再是故土遥远的效忠者，放弃
了单一的“非此即彼”的身份认同，敞开接纳所到之地的文化和社会优点。他们既是“
华侨”，又是“缅侨”，而这些身份不会对他们造成束缚。一种未经阐述却十分敏锐的
历史直觉，不仅帮助潘继泽在香港、缅甸和大陆获得投资机会，还让他得以在20多年前
预感到缅甸未来可能的改革。在东南亚的优秀商人身上，你都可以看到这种低调的敏锐
和灵活。如果缅甸的改革开放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成功，缅甸的运气，就将来自于这些自
内心深处认同它的自由人。
你对文革时的北京有什么记忆？
记忆很深。（当时）我跟我哥哥，是我爸爸最大的耻辱，因为两个儿子在缅甸长大，不
会讲中国话，也不会看中国字。我爸在缅甸呆了二十几年，缅甸话也不会说，他要把两
个儿子带回中国学中文。学了九个月，没书了，也没课上，大家都搞革命去了。搞了四
年，然后就说毕业了，下乡。
是在哪个学校？
华侨补习学校，在甘家口。我哥插队去清远，当时我还小，华侨补习学校解散了，我在
别处上了一年，完了就分配到西双版纳，在那儿干了四年多。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
，1973年刚好有个窗口。我爸那时已经从左派变成了右派，说咱们走吧，就带着全家去
香港。
文革时你爸爸有什么样的经历？
他没有进牛棚，也没有真的（被）批斗，但是也受了不少苦，至少算是批评对象。因为
1964年他回国的时候，爱国华侨的待遇非常好。我们在东单有个四合院，有保姆，家里
有个电话。60年代，整条街就一个电话，你家里有个私人电话，那是因为国家对你非常
好。而且国庆时会被邀上观礼台，什么国宴准有他一份，他觉得中国好得很，没想到文
革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了。
您小时候对北京是什么印象？
（对）北京印象很深，但我觉得打下最深烙印的，是下乡那四年。非常苦，经历了不少
东西，而且直到今天，我那些战友们都老聚，还是保持联络。
您在云南插队的那些同学里，有没有人在革命时期跑到缅甸来打仗？
有，缅共当年的总书记就是我们的知青，我觉得他们的命运很悲惨。1989年之后缅共解
体，他们回中国，中国也不收了。他们的一生走的真是革命者之路，后来没办法，全成
了黑道人士。
您在北京的时候，知道1967年排华事件吗？
知道，我姐姐们还在缅甸。
当时您还有您父亲是什么感觉？
我们还有一些亲戚在那儿，觉得很担心，但从政治角度去看，缅甸排华是有原因的，如
果不是“四人帮”，不是文化大革命，缅甸是不会排华的。缅甸跟中国的关系从建国以
来都非常好，但是“四人帮”要支持缅共，要推翻缅甸政府，缅甸政府怎么肯放过你。
依照现在的历史，客观地去分析印尼排华、马来西亚排华，都是我们当时的极左政策使
得东南亚各国政府觉得有必要处理这个事。
您觉得那四年您个人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西双版纳比较苦，吃的、住的条件很差。但因为我们是兵团，也可能幸亏是兵团，我们
精神很好。说起来多谢爸爸，我当时是兵团的劳动模范，而且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
分子，所以精神世界还是比较充实的。我到香港之后，这段经历对我帮助很大，在那苦
过之后，什么苦也不觉得了。
1973年到了香港，您对香港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当时觉得它是最成功最理想的一个自由贸易地区。现在香港变了，但70年代、80年代
初，人人都觉得有机会，这真是珍贵的感觉。人人平等，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大家都
有更多的机会出人头地。当时在香港，你开一辆劳斯莱斯，别人不会觉得嫉妒，只会觉
得“你能有，我也有一天会有，咱们就努力吧”，这就是当时的想法。后来香港变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大财团垄断，小企业没有机会了。
您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说政策失误？
我觉得完全可以避免。香港当年的精神，说老实话，在（现在的）美国仍然可以想像得
到。大的（企业）你做你的，小的（企业）我做我的。为什么IT在美国成功了，在其他
国家难成功呢？它有这种气侯让你从零开始，也有几率成为一个大企业。到80年代末，
有六七个公司基本垄断了整个香港，我觉得可惜，香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就慢慢磨灭
了，不能生存了。
你觉得香港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大概是非常多的因素凑成香港的这种环境。比如当时英国人要走了，已经没有太大的兴
趣把香港管好。一国两制开头还不错，但是香港的历史大家也清楚，政府不得利。
您后来决定回仰光的原因是？
是1989年12月，这里开放了，我就觉得可以回来看看。以前奈温时代我们这些人是不准
回来的。我太太从来没来过缅甸，我圣诞节带她回来度假，走走看看，看缅甸是什么样
的。
当时有个缅甸朋友，以前是当官的，给我介绍去见一个部长。当时这个部长的影响力最
大，一身兼三职：财政部长、商业部长、国家计划部的部长。他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
，做得非常地道，说让我答应他回来帮助缅甸，给缅甸经济的发展做一些贡献，我就回
来了。
久别重返，您对仰光什么感觉？
很有一种亲情，虽然很落后，甚至比我离开的时候还倒退了很多。
我离开的时候，仰光可是一个辉煌的城市。现在市区的一些旧楼、马路，包括去机场那
个马路，全是当年已经存在的。当时的曼谷、新加坡、吉隆坡跟仰光比，都还只是渔村
。曼谷市中心还在划小船，没有公共汽车，而50年代的缅甸已经产生了联合国第一个亚
洲秘书长吴丹。可见我们当时的教育水平有多高，文化多发达。识字率百分之八九十，
医学院当时是亚洲最有名的，各国都有学生来仰光大学读书。我回来一看，觉得很可惜
，这么好的地方，26年的所谓“缅甸社会主义”，全被破坏了。
您跟那个部长聊的时候，有聊到这些事情吗？
他们要改革，就是因为认识到他们也走错路了。26年来，从一个出口大米的第一大国，
变成全世界第三穷的国家，你看跌了多少个级别。
他们是什么时候意识到错的？
就是奈温主动下台的1988年。
您1991年回来正式投资。当时的西方制裁开始了吗？
没有，那个时候西方很支持，制裁是1997年、1998年才开始的。
是昂山被软禁了以后。
对。全面制裁是2003年。
90年代的仰光是什么样？您的生意环境怎样？
90年代的仰光就像中国80年代初的景象，到处欣欣向荣，很多机会，没有塞车，空气非
常好。1991年到2003年，那12年我们公司发展很快。
后来的西方制裁跟缅甸经济衰退有关系吗？
制裁不是我们经济萎缩和最后瘫痪的原因。制裁当然有一定负面作用，但是我觉得衰退
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善。宏观政策非常不好，几乎不存在。2005年是个下行的节点。
这点上，您说的好像跟很多媒体描述的完全不一样。
媒体只了解一半，他们大多以为我们现在刚刚开放，但其实这是第二次春天。
90年代仰光的创业精神如何？
缅甸人的创业精神非常强，虽然那26年私营生意是不准许的，只有国家可以做生意，私
人商业活动全是地下的，但缅甸地下商业活动量比国有企业的生意要大一百倍。
缅甸国有化不像中国。中国从私营到国营，花了十年。缅甸是一步登天，一夜之间就全
变国营，当然管不了那么多。
也就是90年代，缅甸市场的活力已经开始释放出来。
那个时候还是很自由的，我们做到很大的企业，都是从那时候开始。那时候什么行业都
需要，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能成功。
中国企业进入缅甸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企业进入缅甸是制裁之后。西方不愿意来了，中国就看准机会。
我觉得中国企业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犯了很大的战略性错误。在十年中，没有他人竞
争的条件下，竟然没有牢牢扎根。没有长远的构思、理念、战略，只是快快做工程，来
这捞一把，赚了钱就回国。现在全世界都要进来的时候，又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太多优势
。要是当时有战略思想，今天缅甸大的行业会全在中国企业的手里。你要发展汽车，肯
定全缅甸都是中国汽车；你要是发展服务行业，饮食也好娱乐也好，也肯定全是中国企
业。但是没有。也没有中国人投资制造业，缅甸这么多原料，想要什么有什么，地下的
地上的，没人用。
你觉得什么妨碍了中国企业的长远构思？
思想，他们只是想赚快钱，没有战略性占领市场的打算。中国企业，是急功近利的最大
典范。
什么时候开始，你感觉到缅甸的社会开始有反中国公司的情绪？
其实这个话题有很多不同猜测，我不见得赞同。缅甸人对中国企业没有什么地方情绪，
反中国企业的现象也不普遍。很多人说中国占领了缅甸市场，这更错，中国没有占领缅
甸市场。这两种说法我觉得都是错误的。
2011年缅甸开始政治改革和对外开放，你觉得意外吗？
2011年，我们的吴登盛总统能够站出来改革，比我们想像的好得多，而且的确出乎大家
意料。而且吴登盛这个人的背景很特别，是个历来很清廉的人，这是少见的。
当然也不能搞错，他是个军人，军人的最基本宗旨是服从命令，所以老大说的他还是要
听，但是到了个人利益这块，他一分不拿，所以他今天有这个地位。人民支持他，昂山
素季支持他，是因他个人操行的结果。
现在的改革也有他个人背景因素在里面。他的清廉正直换回来了我们今天的改革，这是
国运。我老说我们的国家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党政的（吴登盛），一个是在野的（昂
山素季），他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很清廉不腐败，第二是很爱国，不是政客。这是
我们的福气。
民主改革跟丹瑞有没有关系？
可以说是有关系，但他的功劳只是选了吴登盛做总统。如果不是他钦点，吴登盛当不上
总统。吴登盛廉洁，一分钱没拿，他赦免丹瑞天经地义，别人就不说话。所以说丹瑞很
清楚，改革的条件就是不要来秋后算账。你干你的，把国家搞好就行。所以他今年退休
得很高兴、很安宁。
您在缅甸经商顺利吗？
我其实受了很多苦，起初12年我做得很好。2003年出现经济危机，之后就是经济瘫痪。
我1991年来开公司的时候，就定了一个绝不可破的方针——不行贿。很多人说，你不给
钱做不成事。我说，做不成事拿不到项目，咱们就不做，我回来做生意不是因为我没饭
吃。当时我的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在中国成都和深圳、泰国、马来西亚都有分行，我根
本不需要加一个仰光分行，只不过我答应了那个部长，但如果不给我项目，我就不做。
我定这个方针，不是因为清高。1995年，韩国逮捕前总统（卢泰愚），因为他当总统的
时候贪污了。他可是功臣，韩国民主是他建立的，是他把军人独裁政府改革为民主政府
，政治犯是他放的。当时的总统（金大中）念在他的功劳，过几天就放了他。但被他牵
连一起进去的几个董事长，一个也没放出来。我说我犯不着，要是我退休15年之后也被
抓进去，岂不是划不来。所以必须要坚守这方面的底线。
结果我们不但没有陷入困难，还做得非常好。因为当时的内阁基本上分三种人，有一部
分是军政府里的爱国人，很想国家进步；还有一大批军长，在内阁里面是骑墙派，看风
使舵，这些人肯定不会给我赚大钱的好项目，但是重要的、不能失败的项目，那一定考
虑给我们，因为我们有交代；第三种人是一小撮，不给钱就什么项目都不给你。
第一种人跟我们很亲近，第二种人会给我们一些活，第三种人跟我们离得很远，我们也
离他很远。我们公司从7个人开始，12年后到了四千多人，变成42个公司。
比如我盖一个小区，请了几十个保安，隔壁的小区说你保安做得挺好，也帮我做做。我
从40个保安扩大到800多个保安，80%合同是第三者的，包括很多大使馆的保安。这里没
有保安公司，你搞个保安公司，人人都来请你。
还比如绿化，缅甸没人搞绿化，我搞一个最有名的社区，大家觉得这个绿化很好，一下
子人人都来请我们做绿化。这绿保公司成了名，成了最大的，这也是自发的，没花多少
精力。
到了2005年，形势一片黑。我们公司董事局的人说不同流合污不行，但那时我确实有点
清高了，不干就是不干，就开始受排挤，有很多人威胁。我当时觉得犯了一个错误：也
许不该回来定居。1999年，我看好这个国家，把其他地方的资产全部出售，把家人从各
地叫回来。可到2005年突然面临很严峻的政治环境，一出事，头顶没有一片茅草。
我把四十多个企业的经理招来，对他们说，这样吧，你们低头做人，生意不丢就算是好
的，也不要想着赚钱，顶住吧，我要出去打出一条血路。这样，我又回到中国。2006年
，我重新在大连开企业，一百多人，干得不错。那五年我一个月回缅甸一次，看看就走。
到2010年要选举了，我说咱们赌一赌吧。我们提前高薪请了38个高管，因为准备得早，
所以很顺利。美国公司来缅甸要找合伙人，其他大企业全在黑名单上，只有我们公司不
在里边，所以我们就占了很多优势。政府突然倡导廉政，自然要找一些廉洁的公司来做
榜样，所以我们又拿了不少项目，这时我们又转运了。
那在中国做生意呢？
中国的情况是复杂。我1979年就在上海做中国第一个外资地产项目。当时，上海市的国
土局局长，是大官了吧，来开会还是骑自行车的。那时候在中国做生意非常好，不需要
关系就可以办好事。我是直到1997年才撤出来。2005年，缅甸也出事了，我就又回去了
，回去感觉比90年代初进步了很多。
所以今天的缅甸，我觉得很令人鼓舞的地方，是我们经历了两年的政治改革。这些政治
改革目前可能感觉不到好处，但15年之后，假如我们现在开始的经济改革成功，我们将
是在亚洲罕见的一个在稳固的政治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也就是说，现在中国、
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尼甚至更多的国家，目前遇到的因政治改革不到位出现的一系
列问题，也许我们都可能避免。
再讲具体一点，在亚洲有两个地方是谁也斗不过的：香港和新加坡。为什么？人家是法
治社会。大企业要来发展，一般在香港着地，因为它有法律保障，有廉政，而偏偏大家
就忘了这两点有多么重要。我们缅甸的政治改革，先改这两个方面就行。如果政改成功
，经济改革也成功，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可以避免改不了的问题。
如果在一个不健全的基础上让利益集团长到很肥很大，那以后根本管不了，要管它们就
会把你搞倒。
缅甸在通向光辉目标的路上，您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最缺的是软件，很难在一两天内就得到。硬件的东西——电讯不行，电力
不够，马路不够，铁路不行——三、五年就能解决。现在看起来几乎不缺钱，全世界的
援助金不断地来，只要我们不乱花，而且花到点上。但是软件的东西，从政府执政，治
理国家的能力，到培养企业人才，不是几年能解决的。教育人才，没有15年出不来，这
是我们的第一个挑战。中国70年代末开放，80年代初让人出去读书，90年代末效应才出
来。当时中国主要靠华侨人才。但我们比中国可能有一个优越点：在国外生活的有学之
士大有人在，随时可以招一、两百万人回来。光新加坡就有10万缅甸人在那工作。不是
做缅佣，是做工程师、医生、律师这些职业。如果我们条件好的话应该会回来。
第二个是对民主的理解。在缅甸，35岁以下的人占人口的54%，是一个很年轻化的国家
。但是50岁及以下的人都没有见过民主，因为剥夺了民主制度的1962年他们刚好出生，
所以他一生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是在军政体制下长大。60岁的人，失去民主的时候也才
10岁。所以今天突然间给大家民主，对民主的演绎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相当乱套。
比如，现在政府通过的第一个新法律是劳动法，据世界劳工组织(ILO)评价，这是个非
常先进的劳动法。很多后发国家对于保护劳工权益，都是发展20年之后再考虑。我前两
天跟世界劳工组织的老大聊天，他跟我说了一件挺有趣的事。一帮正在罢工的工人冲上
他们的办公室，要申诉老板对他们的不公。怎么不公呢？说是老板原来给工人提供的午
饭不提供了。人家听了说，他不给你们饭吃这是合理的，你们不是在罢工嘛，当然没有
饭吃了。工人说，罢工就没饭吃啊？罢工是罢工，吃饭是吃饭！对民主的演绎五花八门
，这是个难题。
您怎么定义民主呢？
我还是觉得民主集中制非常明智。民主必须要有，人权一定要有，但还要有一个集中权
，所以我们要法治。法律是民主的限制框架，法律如果框不住民主就没有法了，是无政
府主义。所以归根结底就是法律强不强，法律观念强不强，法律制度健全不健全，这是
一个社会能否稳固发展——持续发展的基础。
那您觉得这两年，缅甸在法治方向的进步如何？
在努力，但是还远的很，还远的很。
历史学家吴丹敏认为缅甸是亚洲未来地缘政治中一颗很重要的棋子，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我觉得他的书是必读之书，尤其是想了解缅
甸的人一定要读。
刚刚您提到昂山素季，可以再多讲一点吗？比如在1991年回来之后对昂山素季是什么样
的感受？现在对她看法有没有发生变化？
昂山素季变得成熟了，当年的昂山素季和今天的昂山素季是迥然不同的。她绝对可以成
为好总统。好总统只不过是相对而言。
您觉得缅甸的改革已经不可逆了吗？
不可逆了。
您什么时候感觉改革的倒退不可能了？
刚开始，我觉得头六个月吴登盛不倒就可以，后来他辞退副总统，更坚定了我的看法。
缅甸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是资源丰富，如果改革成功，将来影响力会非常大、非常深远，可以在很多地方参与全
球竞争。
论国土，我们比东南亚其他国家都大。六千万缅甸人，在东南亚是个大国，在世界也是
。论资源，别人有的我也有，人家没有的我都有。地上有柚木，地底下宝石、矿藏、石
油，海底下天然气，这些全都还没用于发展。我们有运气，别的国家资源开发得早，如
今资源价钱抬高了，但他们的资源卖没了。我们现在开发，价钱比过去好，拿哪一点来
入股都行。所以我们受了很多苦，现在可能轮到我们的运气来了，并且这个国家民风又
特别好。
您觉得民风好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佛教吗？泰国也是佛教国家。
泰国的佛教跟缅甸的佛教不同。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去过仰光的大金塔和泰国的大皇宫
了吗？它们有什么分别？分别就在它们的信徒不同。缅甸的大金塔有很多虔诚的信徒去
参拜。泰国人去庙里，是去祈求发财，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之类。但真正的佛教不叫你
求这些，是让你修身。修自己而已，求也求不来。
我有一次在新加坡的机场排队，有几个缅甸人在我面前，全都穿着非常时髦的西装、裙
子。这时候有个有名的缅甸大僧来了，我前面那排人一见到他，马上脱鞋子、脱袜子，
就在大堂里向他下拜。泰国人绝对做不到，会觉得失礼，觉得自己穿那么漂亮，不好跪
在大堂。
为什么缅甸可以保持这个信仰？是因为封闭吗？
封闭也有它的好处。
会担心它流失吗？
肯定会，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注重传统的国家。如果我要去政府部门，绝不会穿西装
去，一定换回缅甸服装才去。因为穿着西装去，缅甸人可能不出声，但心里不舒服。但
在咱们中国，改革开放时第一件事就是打领带，放弃了中山装，穿中山装还觉得土。在
缅甸刚好相反，穿西装大家会觉得你忘本了，这是希望能保住我们优良传统的意识。
很多书和报道里面提到缅甸长期以来对中国感到焦虑，甚至也担忧华人的影响力太大，
您怎么看？
焦虑感并不是不合理，中国在未来的确需要做很多实际行动，来解除缅甸人民的焦虑。
因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它的一些行为是值得大家焦虑的。中国需要付出比以前多很
多倍的关注，审视对临近国家的政策和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
具体到缅甸呢？中国应该采取哪些行动，缓解缅甸的这种焦虑？
目前我觉得中国还是做得不错，尊重缅甸的主权，也支持缅甸开放。但是像现在克钦邦
的冲突，大部分的缅甸人都觉得，中国在缅甸的角色，取决于克钦问题能不能圆满解决。
说说您自己吧，是什么让您在坎坷经历里保持这样的乐观呢？
做人不乐观，那你做人干什么？很多时候现实不是你能左右的，你只能去面对现实。
十年文革你能够越过吗？我们知青里，有的发疯了，有的自杀了，有人想逃跑，最后还
是死了。大现实是你左右不了的，你想不通、不乐观、跟自己过不去怎么行？去香港，
当时中国政府只许每人带5元港币的外汇，我有4块在罗湖桥上花掉了。那时现实就是这
么残酷：一块钱送你上路，去往一个新生活，你不乐观的话，不是得跳海嘛！还不是要
靠自己想办法，那时候也想不到创业，就是生存吧。
我们在这里跟一些华人聊天，他们似乎经常也有身份上的焦虑感。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华
人，不太愿意跟缅甸人交往、通婚，但另一方面又抱怨，觉得受到歧视。您有过这种身
份上的焦虑吗？
我觉得有些华侨，很高傲，觉得高人一等，自己融入不了当地社会。当年周总理就说，
咱们必须鼓励华侨成为当地人。你在人家的国土上，老不肯做人家的国民，还抱怨受歧
视，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说他要特权，你中国人肯吗？也
是不肯的。但是当外国人融入后成为中国人，中国人会很尊重你。我觉得这是他们自己
的问题。
您去过这么多国家，缅甸华侨跟其他地方的华侨区别大吗？
其他地方的华侨由于国际化了，见识多，比较开朗和开明，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马
来西亚国家小，必须国际化，加上马来西亚的国策本身就对非马来人有歧视，所以那里
的华人就必须抱团生存。
最后，您对外来的投资者有什么建言？
我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在缅甸要搞成功的商业活动，并不难，但是必须有长远的准备，
有长远的策略。如果急功近利，想快速赚利润，我看盈利的机会不多，而且亏损的机率
很大。撰文/覃里雯 摄影/钱东升 |
l******t
发帖数: 55733 | |
l*****i
发帖数: 20533 | 3 任何制度都有自身的问题。但是从一个制度转向另一个制度的时候，只要是非破坏性的
，或者说这种转变是民众支持的，那么一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时期：前一个制度的优点
还遗留着，后一个制度当然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的。比如我国解放初期，改革初
期，莫不如此。但是时间一久，新制度的缺点就开始累积，老制度的遗产也逐渐消耗殆
尽，于是就可能下滑了。这其实跟哪种制度好坏并没有关系。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落后地区自主的搞民主制度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而且在所有如前
所述的制度之间的转变期里面，转向民主制度大概是蜜月期最短的。缅甸能否例外？这
个现在不好说。 |
c****g
发帖数: 37081 | 4 埃及发来贺电。
【在 l*****i 的大作中提到】
: 任何制度都有自身的问题。但是从一个制度转向另一个制度的时候，只要是非破坏性的
: ，或者说这种转变是民众支持的，那么一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时期：前一个制度的优点
: 还遗留着，后一个制度当然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的。比如我国解放初期，改革初
: 期，莫不如此。但是时间一久，新制度的缺点就开始累积，老制度的遗产也逐渐消耗殆
: 尽，于是就可能下滑了。这其实跟哪种制度好坏并没有关系。
: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落后地区自主的搞民主制度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而且在所有如前
: 所述的制度之间的转变期里面，转向民主制度大概是蜜月期最短的。缅甸能否例外？这
: 个现在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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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
发帖数: 33885 | 5 乱讲。我认为他是个英雄。
【在 l******t 的大作中提到】
: 只看了结尾，从最后2段看是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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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发帖数: 13043 | 6 所有人都是在管中窥豹。所以两个都很成功的人总结的经验可能会截然相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