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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09 | 1 年度事件：宛西自治
“自治”是19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词汇。南京国民政府搞了“县政自治”；地方军
阀们则热衷于“村（乡）政自治”。但其结果，无一例外与民主背道而驰，而仅仅成就
了地方豪强们的飞扬跋扈。官方主导的“自治”惨败如此，非官方主导的“自治”，命
运又将如何？宛西民间强人们1930年代的试验，是个不错的观察视角。
宛西“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自治奇迹始末
1930年代的河南，可谓民不聊生。其根源有二，一为兵灾，一为匪祸。而后者在一定程
度上，恰恰又是前者所致的结果。关于兵灾，时人有过调查，1930年河南112县，被迫
负担兵差者达92县之多，军队对地方的苛敛，往往超过正常税负十至百倍。据国民政府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河南全省的骡马，因军队的征用，已经
绝迹，此中不难窥见军阀混战对河南民众生活的严重摧残。
连年兵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匪患的飙起。许多民众不堪兵灾，无以活命，只得上山为
匪，以至于当时河南流传有“不作匪、不当兵，不能安生”的民谚。据学者沈松侨估算
，1924年前后，“斯时河南土匪总数当在十二万人以上，平均每县有匪千人左右，其中
临汝一地即有土匪一万二千人，洛宁县亦达七千人之谱，殆可谓遍地皆匪。”1930年红
十字会调查豫东兵匪灾情的报告书里，如此描述民生的惨况：
“人民不死于岁，即死于兵，（不死于兵，）即死于匪。过其地，但见瓦砾堆积，墙壁
残余，不见炊烟，徒闻血腥，奄奄待毙之孓遗，令人望而下泪。”
宛西（包括河南省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民间自发的“地方自治”，就
是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地方强人别廷芳武力统一内乡县，做了土皇帝
1930年代的宛西自治，发端于整个宛西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既与土匪横行
有关，更与地方民众为抵御土匪而高度军事化有关。以镇平县为例，1928年县城曾遭土
匪攻破，县长横死，9000余间房屋被焚，12000余男女被俘；1932年又再遭匪乱，焚毁
房屋47000余间，民众因此流离他乡者11万余人，匪乱之巨可见一斑。再以内乡县为例
，当地豪绅富户为身家性命计，纷纷买枪办团，筑寨建堡，其最盛之时，全县有大寨三
百余座，小寨无数，每座大寨人、枪数量动辄数百，地方的高度军事化也可见一斑。
宛西自治的核心人物别廷芳，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崛起为宛西的土皇帝的。别
氏1883年出生于内乡县，其父有田产三十余亩，也识文断字，能为乡人排难解纷，颇有
些德望。别氏早年读书，稍长弃文习武，横行乡里。辛亥后内乡土匪蜂起，当地财主杜
升堂修筑老虎寨，买枪募勇，保护家产，以别氏骁勇，任为寨主。自此，别氏开始了他
的武力统一内乡之路。
别氏的武力统一之路，满是血腥的杀戮。不断击退来犯土匪之余，别氏不断兼并自己的
“战友”。1914年，他曾半夜偷袭自己的好友曹会成，目的是为了夺取曹的13条枪，遭
到伏击后，别氏怕被人认出，又枪杀了自己受伤不能行走的侄子并弃尸灭迹；1918年，
为了夺取亲家王谦禄的十余条枪，别氏故技重施，夜扮强盗偷袭，打死王家六口人，抢
走所有枪支；1919年，别氏闻听老学友袁江陵购有步枪五、六枝，又夜袭袁家，将其满
门杀绝。以这样的不择手段，别氏终于在1925年成为坐拥人枪达两千之众的内乡一霸。
1926年，别氏设计驱逐了内乡最大的武装头目民团军旅长张和轩，继而又诱杀内乡县长
袁升庵——自1927年4月到9月，因为别氏跋扈的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乡县长六易
其人。该年秋，河南省民政厅派袁升庵为内乡县长，袁氏一改此前历任县长畏惧别氏而
尸位素餐的作风，积极过问行政事务，结果被别氏视为眼中钉。别氏以邀请袁氏下基层
探访民情为由，将袁氏诱至该县王庄村，命预先埋伏好的“土匪”将其枪杀。
此外，别氏还相继暗杀了县公款局长、司令部副官主任、内乡师范校长、县府视学等大
批政府要员，自居宛西民团司令，以司令部代替县政府发号施令；以司令部财务处代替
县政府田赋管理处；以各区保的调解委员会，代替县政府的军法承审处；一切民事诉讼
概由司令部和地方民团包办；一切派粮派款均不通过县政府；区、乡、保长、学校校长
的任免，县政府无权过问。别氏自此独揽全县军、政、财、教大权，正式成为内乡的土
皇帝。
乡绅彭锡田回县，“宛西自治”获得合法理论基础
别氏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攘夺政府权力，自然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解释。别氏的解
释是“自救”和“自治”。前者能够为别氏的血腥崛起赋予一定的合理性，后者则是借
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推行“县自治”的东风，来为自己的合法性洗白。但别氏学
养有限，其与淅川县武装强人陈重华联合搞的“内乡、淅川地方自治委员会”，虽有章
程，却既无自治目标，也无指导思想，更没有没有可行的操作模式。
直到1929年镇平乡绅彭锡田出现，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宛西自治”才得以启动。彭氏
1893年生于镇平，家有薄田6亩，草房8间，可谓清贫。其出人头地，全赖自己努力向学
。1909年，彭氏被保送河南优级师范，已秘密投身于反清革命；辛亥年，与革命党人张
钟端在开封起事，失败后幸免于难；1913年进入北京汇文大学，结识了民国乡村建设派
思想家梁仲华；1916年因学费困难退学，返乡任教；1919年入西北军张之江旅，担任军
法处长；至1926年，已在西北军中升至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之职，已是省级要员。
彭氏的上述经历，为其积累了政界、学界与军界三方面的雄厚资源，是别廷芳这般地方
强人所难以企及的。
1927年，彭氏奔母丧返乡，途中因土匪横行迟滞达18日之久，抵家时母亲已然下葬。彭
氏由此对镇平匪患深恶痛绝，加之又有本县乡绅苦求其留乡办理民团剿匪，彭氏遂辞去
西北军要职，留在镇平做了个区长，一面办理民团，一面推行自治。与别氏白手起家靠
血腥杀戮统一内乡不同，彭氏因社会资源丰厚，不过数日之间，即已纠合起力量强大的
民团武装。此后历时两年有余，始才肃清镇平匪患。
也正是在长期险象环生的剿匪生涯中，彭氏开始思考解决乡土民生问题的根本办法，其
思路也逐渐转向乡村自治。1929年，军阀韩复榘曾希望彭氏出任豫南民团总指挥一职，
彭氏婉拒了这一当红要职，转而商请韩氏出资设立了一所“河南村治学院”，并亲自担
任校长；民国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学者如梁仲华、梁漱溟、吴丽泉等遂尽集于此。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河南首当其冲。镇平匪患再起，民团无人领导，几至溃灭。彭
氏应家乡父老请求，辞去村治学院院长之职，再度回乡。也是在此年9月，彭氏联络淅
川陈重华、内乡别廷芳与邓县宁洗古，经过三天商议之后，达成了一个宛西四县联防剿
匪的协议，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并正式联合提出“宛西地方自治”口号，订立《
十条公约》与《五不办法》。随后，上述会议内容被制成檄文，颁布全境。
彭氏的加入，为宛西四县的“自治”带来了实质内容。首先，是有了目标。1931年元旦
，彭氏在镇平县全县区村长大会上演讲，将自治的目标总结为十六个字。彭氏说：
“兄弟在昨晚就准备今天要说的话。要说的话很长，在说话之前，先送给大家十六个字
，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这十六个字兄弟盼望多年，几乎
望眼欲穿了！这十六个字还可以换成八个字，就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如果能做到
了，在耶教，就是天堂；在佛教，就是极乐世界；在道家，就是蓬莱仙岛；在儒家，就
是尧天舜日；在老百姓，可说是太平景象。这十六个字如果能做到，就是谁给几百万元
几千万元也不和他换。孙总理所说的地方自治，就是期望得到这十六个字。”
其次，是有了指导思想，即“自卫、自治、自富”，通称“三自主义”。彭氏将其与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一对应，作为宛西自治的合法理论基础。彭氏说：
“什么是我们的主义呢？简单言之，即‘地方主义’是也。什么是‘地方主义’呢？即
自卫主义、自治主义、自富主义是也。……吾所谓‘地方主义’，即孙总理之三民主义
，范围上虽有大小之分，实质上初无二致也。……我们的自卫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我
们的自治主义，即是民权主义；我们的自富主义，即是民生主义；合而言之，我们的地
方主义，即总理的三民主义也。”
再次，是有了实践的基本途径。彭氏为宛西自治制定了一个“五步走”的基本程序：(
一)自卫，会后要切实整训民团编查保甲，推行五证，防止匪徒。(二)教育：筹办宛西
乡村师范，培养师资及地方自治人材。(三)经济建设：治河改地，植树造林，修道路，
兴水利，发展农业，振兴工矿业。(四)建教合一：以教育完成建设，以建设充实教育。
(五)教养卫合一：集中事权，以民团，保甲为中心，动员人力、财力，促进建设发展。
以农田、水利、蚕丝、畜牧所得利益，充实自卫、教育的经费。用教育薰陶、组训保甲
、民团，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建设和自卫的效率，务求自卫力雄厚，自养力充裕，自
教力切实，以达民有、民治、民享的目的。（转引自《别廷芳地方自治纪实》）
彭锡田时代：“自治”的关键在于“自”
宛西的自治，以彭氏1933年遇害为界限，大略可以区分为“彭锡田时代”和“别廷芳时
代”两个阶段。当然，这一界限并非那么分明，宛西四县的自治，自始至终其实都没有
做到步伐的完全统一，彭锡田固然没有办法将他对自治的理解完全贯彻到别廷芳的内乡
，别廷芳自然也不能过多干涉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四县自治的民主程度虽然不同步，
但总体来讲，1933年之前，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来自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而
1933年之后，镇平改革夭折，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就来自别廷芳的内乡了。
按彭锡田的规划，宛西自治包括“自卫、自治、自富”三大要素。彭氏认为，虽然“卫
”、“治”、“富”是最终目的，但“自”的手段更为重要。以“自卫”为例——“自
卫”的内容当然包括剿匪；地方安定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无论是彭锡田时代，还是别廷
芳时代，宛西四县在剿匪上从来不曾懈怠。其效果也有目共睹，不但境内匪患完全消泯
，乃至于贺龙、徐向前部欲转往伏牛山区发展根据地的计划，也因宛西强大民团力量的
阻碍而告失败；但在彭氏的理念里，“自卫”仅仅剿匪是不够的，还需要驱逐“匪式军
队”和“贪官污吏”。彭氏曾公开说道：“自治这件事，万无官民合作之理。我们想推
行‘自治’，就得推倒‘官治’。推倒‘官治’之后，豪劣才没有护符；进行自治，才
没有障碍。”为了推倒“官治”，彭氏还取缔了镇平县内一切的党派活动，不但将国民
党在镇平的县党部逼去了南阳，也迫使中共在此地的支部停止了活动。正是基于这样一
种将希望寄托于“民”的信念，“自卫”这宛西自治的第一步，采取的“兵农合一”的
实现方式，全民皆兵，就地训练，匪来迎战，匪去务农。镇平匪患因此彻底根除。
这种对“自”的重视，贯穿了彭氏在镇平的整个改革过程。彭氏曾告诫镇平的民众，地
方自治的实质，是一场“自救”，只有民众实现了“自救”，才能“救地方，就国家”
。在《镇平自治宣言》里，彭氏说得很明白：
“总理所说的‘民族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团结；‘民权主义’，全要靠我们
人民自身的组织；‘民生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发展；《建国大纲》尤其是要
以我们的‘地方自治’做基础。缩小而具体地说：我们地方上的痛苦，一定要我们人民
自身来解除；我们地方上的福利，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谋求。”
彭氏宣传“自治”之“自”，可谓不遗余力。譬如，在1931年元旦的镇平县区村长大会
上，彭氏曾严厉批评了当地民众普遍存在的自私症和依赖症。彭氏将自私症比喻为“肠
痈”，分作“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三大类，告诫民
众：“这种自私自利的病根不生法去掉，社会水远不会好”。依赖症则被比喻为“半身
不遂”，彭氏也将其分为三大类，（1）依赖官吏；（2）依赖驻军；（3）依赖绅董。
彭氏尤其提醒民众注意，不可依赖绅董，因为“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
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兄弟也是绅董之一，所以前天兄弟向宣
传股的先生们一再声明，宣传时，叫大家自动地起来干，不要靠兄弟。”
彭氏有一种特别的宣传方式很值得一提，就是将镇平县大小所有乡镇的名字都赋予“自
治”的含义，让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自治”这一概念当中。以该县第七区所辖的十
一个乡镇的名字为例，它们是：民权、民主、民智、民信、民新、民勤、民盛、民贤、
民善、民和、民乐。其他乡镇的命名也是如此，譬如：民治、民有、民享、自由、平等
、和平、博爱、文明、自强、孝悌、忠信、合群、尚贤、至正、至善、简朴、公德、模
范、公益……
宣传之外，彭氏更重视通过实践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首先，是搞真正民主的选举，让
民众切身体会到民主的好处。1931年，在镇平自治委员会的主持下，镇平全县范围内开
始搞邻闾乡镇长的民主选举，制定的选举办法是：乡镇长的选举，自治委员会不提出候
选人，由民众无记名投票直选，凡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任何限制；区长的
人选则由自治委员会提两个名额，加上前任区长，由乡镇长大会无记名投票选出。虽然
民众对民主选举所知有限，但因为自治委员会下派的工作组的努力，本次选举基本上保
证了民主和公平，譬如：彭营乡的原乡长，作风素来恶劣，民选无望之下，动员本族富
人操纵选票，结果操纵选票者被工作组罚了二十大板后押往乡公所关押。再如杨营乡某
财主被民主选上，却觉得这个职位只能纯粹为民众服务而不愿就任，经连夜出逃躲了起
来，结果被工作组强制罚款500大洋，不得不回来就职。
其次，是厉行法制，以此为民主自治保驾护航。彭氏依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提出
在镇平实践“司法独立”，其首要手段，就是废除了国民政府以行政包办司法的“县政
审判”制度，改行独立的“息讼会”制度：县设“息讼总会”，区、乡则设二级、三级
“息讼分会”；每级息讼会有成员五人，须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品行端正，口碑良好，
三人由自治委员会从公职人员中提名，两人由民间推举，最后由全民公决，方可宣誓就
职。自治委员会并且立法规定：息讼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忠于法律。有胆敢幕后活动
，对息讼会办理的案件打招呼、下指示者，无论案件是否受到影响，均视作已构成犯罪
，按重罪惩处。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办学校培养自治人才。自1930年10月到1932年10月，彭氏在镇
平县内总计办了274所学校；各区公所、各乡村中小学还设立了民众阅报处；各区设立
了民众教育馆；县设民众图书馆一座，藏书7178册；十区各设民众图书馆一所，共藏书
9089册；另设十个巡回文库，存书1063册……彭氏关心教育，一则是认为“自治”必须
民众觉悟之后才能完成；另外则是希望教育系统负担起监督“自治”的作用。彭氏规定
：村校不得搞关门办教育，须同时对村乡行政承担义务。乡村小学是乡村推进自治的中
心，小学教师是建设乡村的指导者，村庄小学教师享有行政监督权，凡关系村乡民众利
害的事情，村乡长未经本村乡小学教师同意，不得成为合法决定，村民有权拒绝执行。
彭氏如此规定，有两重用心：其一，是通过乡村教师，向各级村干部贯输有关自治的知
识；其二，是希望乡村教师起到一个对地方行政的监督作用。1933年，彭氏联合别廷芳
等人，创办“宛西乡村师范学校”，作为培育自治干部的大本营，彭氏自任校长。这所
大学，是其以教育促自治的巅峰。
别廷芳时代：“自治”的关键在于“治”
1933年，彭禹廷被暗杀，原因可能跟彭氏的均富思想有关。彭氏在镇平最招豪绅们忌恨
的政策，是搞“赋税累进”，简言之，就是按拥有土地或资本的多少，划分不同的缴纳
税赋的等级，拥有土地或资本越多者，赋税累进得越重。彭氏的看法是：限制贫富差距
，又注意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但这一政策并不被镇平的豪绅们所理解，有1931年7
月11日彭氏在自治办公处召开的“富绅座谈会”上的严厉讲话为证：
“土地税，工商税，我们定的政策立足长远利益，是结合镇平实际的，是科学的，是慎
重的。这需要你们中有一些人提高认识水平才能理解。若还不能接受，就赶快想想管子
之言，也许就想通了。兄弟今天就直说了吧，富人不要认为吃亏了，你们实际上沾了穷
人的大光！今后，富户将在杜会安定的生产经营中得到繁荣活跃的市场。如果你们不让
穷人有饭吃、有房住，只想自己发财，你们的饭就吃不长！房就住不稳！家就安生不了
多少时光！你们个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寿终正寝。人来人世上，干什么？难道，就是要为
财物而生，为财物去死，而不留荣光？这层道理，你们回家想一想！我今天的话有失尊
敬了，可仅仅是有失尊敬，比之血腥，要儒雅得多。你生点儿气比一家人哭好！想想这
一层道理吧。”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彭氏的命运了。彭氏之后，别廷芳成为“宛西自治”的领袖人物，
自治的重心，也从镇平，转移到了内县。自治的性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人朱
玖莹曾担任过南阳第六区专员，有过近距离观察宛西自治的机会。去台湾后，朱氏回忆
道：
“环宛东、南、北三面九县，群盗蜂起，不可扒梳。南阳高城探池，亦一夕数惊，昼不
为市。而宛西三县则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虽有巨寇，不敢叩镇、内、淅之门。余向耆
老问之，皆曰：内乡别司令领导地方自治、自卫，编保甲、训民兵，农隙讲武，则全民
皆兵，兵不废业而可以自养也；入境出乡负贩，皆验证设卡，昼夜巡查，使内匪不生，
外匪不人，则奸究无所混迹也；而又治河改地，课农劝工，使村无游民，野无旷土，则
富、教皆兴矣。余以为善，邀别氏移其法于南阳等十县。”
朱氏在盛赞别氏搞宛西自治带来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余，其实也道出了其中的
严重问题：“编保甲”和“验证设卡”——1934年宛西奉上峰命令，取消自治委员会等
一切自治组织，改编保甲，这一巨大变化，通常被解释成别氏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但
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别氏显然过于积极了，不但认真贯彻了上峰下达的“人必
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乡镇”的指示，还进而将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彼
此连坐等恐怖内容也引入其中，这只能解释为别氏对保甲这种逆流而动的体制本身就非
常喜欢。
“验证设卡”与保甲制差不多，也是在别廷芳时代搞起来的。所谓“验证设卡”，是别
氏在宛西所搞的“五证制度”，包括“出门证”、“迁移证”、“通行证”、“乞丐证
”和“小贩营业证”。若无上述证件，境外之人固然进不了县，境内之人也是寸步难行
。当时宛西境内四处张贴“白天查路条，夜间查住客”的大标语，来历不明、面目可疑
之人，动辄遭遇逮捕刑讯。其结果，自然是造就一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天堂
”。
别氏武力强人出身，文化素养有限。彭锡田去世后，别氏虽然继续高举彭氏“宛西自治
”的大旗，也仍然坚持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为自治目标，
但别氏所关注的，已经只是一个“治”字，另一个“自”字，似乎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
解的范围。对此，《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里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该书
说：
“在他（别廷芳）的统治区内，广大民众和那些敢说理几句话的人，以及敢于藐视他的
人，他们的生死荣辱，全凭别廷芳的喜怒哀乐。一九三四年春，在县城有两个买卖铁锅
的人在讨价还价，偶然从背后来一人说，卖锅人卖的锅是偷来的。为此，争吵不休。适
遇别廷芳走到，别闻听后只摆一下头，就将卖锅人杀掉。城西安子沟一姓朱的因扒了邻
村一家儿窝红薯，掐了一把谷穗，人被送到中一区区公所，恰遇别廷芳，别立令将朱枪
毙在东城门外。诸如此类的割草娃娃摸别人家一窝红薯，册别人家一个嫩玉米穗，摘了
人家一个南瓜，对这些，他的哲学是，小着都‘偷人’，长大也不是个‘好货’，就地
枪毙除了。修自行车的因顶换了人家的车胎，他认为这种人‘拐固’给以杀掉。别廷芳
最讨厌民众打官司，他的信条是爱打官司的，都不是好家伙，对爱架秆打官司的‘衙骨
’，他不分你有理没理，一律除掉。对给人写状词的人，别廷芳也认为此类人不是‘好
百姓’，必予除之。城关镇皮袄巷有个姓李的，为给一家写状词，别廷芳得知后，即派
护兵将其处死。对那些不论你是匪不是匪，只要有人报告，他就要将其处死。总之，在
他的管辖区内，他对所谓行为不规与犯罪，从不要什么界限，也不分罪大罪小，犯到他
手下，你别想多活一天。他视庶民百姓教而不改，天性决定。什么司法科条统统不在他
的话下。他要你午时三刻死，你别想活到半夜子时。他杀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老百姓
的口碑答复是别廷芳杀人如割草。聂国政部下有个副官竟浇，经他的手杀的人，没有一
千，也有八百。由此可见。”
好杀，贯穿了别氏的一生。与彭锡田更关注“自治”的过程（民众觉悟）不同，别氏只
关心“自治”的结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杀卖锅人，杀写
状词的，是为了“村村无讼”；杀偷谷穗的，杀换车胎的，是为了“夜不闭户，路不拾
遗”……别氏的观念里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彭锡田在禁毒、禁赌等事上也好杀，
但彭是先定酷律，尔后依律而杀，与别氏大不同），他眼里的“宛西自治”，就是由他
别氏自己来治理宛西，其他人（譬如中央政府）不得插手。
宛西的公路建设，是1930年代的媒体报道的热点，其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
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记者们惊
叹之余，选择性地过滤掉了这些光鲜的马路背后承载的民众的痛苦。据《内乡文史资料
第二辑·别廷芳事录》记载，自1931年到1937年间，别氏以“有利进剿”为由，强迫民
众修了57条公路，总计超过4000华里；劳力与费用全部由宛西民众负担，故内乡有民谚
：“给别廷芳修路做官差，等于死了没人埋”。别氏还规定：公路修成后，民众必须雪
后扫雪、雨后垫沙——这正是记者们30年代见到宛西公路“无泥泞”、“光硬异常”的
原因；别氏还规定：“汽车路上只准行汽车、自行车、黄包车；不准走牛车、马车、小
车（木轮）、牲畜，如有强走，轻则罚款，重则扣留”。其结果是民众大量的牛车、马
车因为不敢穿越这些公路，而不得不四处绕道而行；而彼时宛西的汽车屈指可数，1933
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宛西考察，在内乡通往镇平的整条宽阔大道上，只见到
别氏一个人的座车在奔驰如飞……
彭锡田时代留下的“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在别氏手里也变了味道。接任校长后，别氏
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行辕搬了进去，将一个培养宛西自治干部的最高学府，变成
了自己的政治中枢；别氏更进一步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一种传统官僚体系
内的“座师”与“门生”的关系；1937年秋，别氏出任河南省第六行政区抗敌自卫军司
令时，宛属十三县的各级干部，都由他的这些“门生”给填充了……这所学校与“自治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彭锡田在世之日的那段话：“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
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在别廷芳时代，迅速变成了现实。别氏于1940年去世，
没有将宛西土皇帝的权柄传给子孙；1948年，共产党部队在别氏旧宅挖出大量烟土和银
元，“其（银元）数目在一百五十万块上下”（据《内乡文史资料·别廷芳事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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