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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李蔚:重读毛泽东就民主等问题致彭德怀的一封信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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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自由话题: 抗日话题: 民主话题: 平等话题: 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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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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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History 讨论区 】
发信人: xiumu (朽木☀江湖夜雨十年灯), 信区: History
标 题: 李蔚:重读毛泽东就民主等问题致彭德怀的一封信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May 8 07:36:34 2013, 美东)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3-05/08/c_124678402.htm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曾就民主等问题,对彭德怀提出过批评。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
主义斗争”中,笔者从一份党内文件——陈伯达的论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
级的世界观》——中,第一次得知有这么一封信。通过对这封信的学习,懂得了彭德怀
不但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知道错误的根子在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据说,早在抗日战争中,彭就错误地鼓吹过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经
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直到全国解放,他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改造,所以在“大跃进”的
关键时刻,站在了党和毛主席的对立面,犯了大错误。这次斗争,新、老帐一起算,不
但斗垮了彭反毛的所谓“现行问题”,而且从历史上深挖出了他反领袖的思想根源。
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早已被证明为历史的一大错误,从根本上翻了
案,那么,作为思想根源的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否还能够成立?是否同样需
要“平反”?现在,民主等问题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在此情况下,笔者重读了这封信
,有了不少新的认识。
彭德怀对民主等问题的看法,见之于他1943年2月8日,向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的
讲话。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说:
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正在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
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
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
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
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
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
婚姻自由,一般人民能够自由的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
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
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
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
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
这个讲话在4月7日发表,6月6日,毛从延安专门致电彭,提出批评。毛说:
例如谈话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
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
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
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争进人类
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份子应剥夺其居住
、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不应受任何干涉,其现实在各根据
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
中央在去年11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
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
。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
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政治手段打倒
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阶
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
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
,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
号。
以今天的认识来看,应当说,彭德怀对民主等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例如,没有
强调民主选举、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等等。但是,基本方向,他是把握住了,而且讲得
相当周到。归纳他的谈话要点:
自由、平等、博爱是一切民主革命的口号;
民主教育就是反封建的教育,反奴化的教育,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
在当前,民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抗日。
毛的批评首先使人感到相当牵强附会,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他批评彭“笼
统说人民不应受任何干涉”,还说彭认定“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不应受任
何干涉”,“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彭这样说了吗?这不是所谓的“欲加之罪”
吗!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显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就社会说的,毛
却夸大其词,诬赖彭是从“在政治上提出”,是主张“绝对的阶级互助”,甚至诋毁彭
“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显而易见,毛的批判,有
些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有些是无限上纲的夸大。
彭谈的是“民主教育”问题,毛却埋怨他没有“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没
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份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等问题,南辕北辙、牛头不
对马嘴。——那些问题是要说的,但是那应当是在讨论有关工作问题时。彭明明说的是
:进行民主教育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要经过这样的工
作来“加强抗日力量”。毛却指责彭“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
民主是为着抗日”。睁着眼睛瞎说
毛这种恶劣的文风,解放后,经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红楼梦批判”、“
胡风批判”、“反右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在连续
多年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斗争中,在全党全民中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冤
、假、错案,而且败坏了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破坏了中国的传统美德,以致人人习惯
于两套思维系统、两套语言系统,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心里的
话,真话,不敢说。其影响至为深远,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彭通俗地解释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具体内容,这在长期实行专政独裁制度
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毛对此却强烈不满,贬低其为“从定义出发”。其实,
彭所做的,正是所谓“启蒙教育”。毛对启蒙教育的反感和极端轻视,说明在他思想深
处压根儿没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地位。
那么,毛最重视的是什么?从表面上看,他强调抗日。既重视抗日,却又为何对彭
一再申明的同一抗日,视而不见呢?原来,毛心目中的“抗日”,与彭心目中的“抗日
”,是有所不同的。
彭是真抗日,不仅见之于他的这番谈话,抗日真情溢于言表,尤其是此前未及等到
八路军总部的批准,就迫不及待,大刀阔斧地组织进行了“百团大战”,谱写了八路军
在抗日战争中最为辉煌的一页。
而毛的所谓“抗日”,却包含着复杂的内容,既要抗日,更要夺取地盘。1937年8
月22——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要大
家:“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因为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
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所以,“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
各种借口予以推拖”,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
,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他认为:“这样的形势对我
们才有利”。
但在敌后,则不仅有日军及伪军,还有在敌后抗战的国军。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就
不仅要对付日军和伪军,必要时,还要对付在敌后抗敌的国军,藉着他们面临日军伪军
的压力、难以还手的时机,把原来由他们占据的地盘抢过来。为此,毛规定:在抗日战
争中,我们党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
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敌后战场的开辟,初时的目标是抗击日伪,中后期以国共斗争为主。执行上述以发
展为主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日益壮大。在1941年春天,国军游击队约54万人,八路军
新四军游击队约25万人。1937—1942年间,国军及国军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占优势,1943
年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占了优势。
当时,在毛眼里,国军不让“抢”地盘,就是“反共”。毛在这封信里所以点出“
反共”二字,点出“破坏抗日团结份子”,点出“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人是
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
”,就是针对敢于反抗八路军新四军前来夺取地盘的国军说的。由于他是这种指导思想
,经由“百团大战”,彭不仅没有立功,而且被此后的华北会议批斗了四十天,说他此
举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招致了日军的“反扫荡”,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就是彭自己
后来说的“操了我四十天娘”)。这笔帐,直到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仍揪住
不放,甚至在冤死前,彭还不得不为自己这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辉煌战斗进行辩护。
从这封信看,毛、彭分歧,不仅是在文风上和对抗日的理解上,而且是在整个革命
的目标上。
彭在革命里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他要求的自由,“包括思想上的
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
”;他要求的平等,“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
、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他要求的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
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要求的民主
,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也就是建立
民主制度。而且他认为,这些不能一蹴而就,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只能作到一定程度
;完全地实现,有待将来。也就是说,将来还应当为这些东西继续奋斗。
而毛呢?我们一项一项来看。
首先,毛对自由就不感冒。谁要谈论“自由”,他就说你谈的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的“抽
象的自由”。“抽象的自由”怎么会不存在呢?难道世界上只能有一匹一匹的马,不存
在“马”的抽象概念吗?抽象的“马”为什么就不能谈呢?这种只承认具体、否定抽象
,在理论上是根本说不通的。在这封信里,毛反对“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反对“
为着争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而谈论自由。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根本
是反对自由的。他把社会上的各种消极现象的出现,都归罪于自由的提倡,给它们戴上
一顶“自由主义”的帽子,大反特反。因此,几十年来,在中国,人类普世价值观之一
的“自由”,被搞得臭不可闻,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倡自由,而与之对立的专制,
却大行其道。
其次,平等也是毛所反对的。毛认为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阶
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哪有什么“平等”!不仅阶级与阶级间没
有平等,就是革命阶级内部,也不能讲什么平等,必须分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就是领
导者,也还要分出等级,食分三等,衣别五级。否则,哪能显出领导的威严。王实味在
革命队伍里要求平等,不是缘木求鱼,早就碰得头破血流了吗?
再次,毛也根本反对博爱。他说:“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
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
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
可能实行的。”
抗日战争中,不提“打倒蒋介石”,不是什么对蒋的“博爱”,是力量匀不出来,
只能留在抗日胜利后再收拾。解放战争中,不提“反对民主党派”,也不是对他们“博
爱”,同样是力有所不逮;蒋垮了,接着马上收拾民主党派。官僚资产阶级打倒了,轮
到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挨整;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打倒了,轮到改造农民、个
体手工业者;农民、个体手工业者改造后期,轮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驯服了,轮到共
产党员自己;高饶垮了,轮到彭德怀;彭德怀完了,轮到刘少奇、贺龙、陈毅;刘少奇
整完了,轮到林彪……“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就是要这样一批接一批、一个接一个
地收拾。绝不能讲“博爱”,“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关于民主,毛的言行则是带有戏剧性的。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民主是毛手里一件锐利的武器。他多次熟练地拿起这件武器
,攻击蒋介石无法一蹴而就、即刻实现民主的“软肋”。据《新华日报》、《解放日报
》1945年9月27日、10月8日先后报道,毛在回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关于“
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
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
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
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在回答“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的问题时,毛说我们完全赞成
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
又是“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又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
、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又是“军队国家化”,又是“国家民主化
”。——现代民主制度的各种主要货色,可谓一应俱全。
但这仅仅是对付敌人的。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自己,那对不起,我们另有打算。
1945年7月1日,毛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在回答应邀前来延安考察的中国民主同
盟常委黄炎培提出的,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我
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
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把民主仅仅理
解为“监督政府”,这与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没有区别,仍是以民主为幌子,
来实行集中。
建国前夕,1948年9月,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
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国会制和三权鼎力等。”曾经被他大力鼓吹过的前
述有关民主制的一切,从此在中国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统统被抛到太平
洋里去了。
同一问题,在某种时候,为了某种需要,可以这样说,在另一时候,为了另一种需
要,又可以那样说,而且两种说法绝对对立。——在对民主问题的论述上,毛作为政治
家的两面派作风,可谓暴露无遗。
但是,世界民主潮流汹涌澎湃,毛知道不能正面对抗。他采取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彭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在建立民主制度,以保证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毛说,
不对。民主就现在而言,只是个作风问题,注意听取下面的反映,发扬发扬就可以了;
在将来,民主更不是革命的目的。它只是为实现既定目的而需要采取的一种手段。把民
主的实现作为革命的一项根本目的来看待,作为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来建设,这样的观念
,在毛的脑海里,从来是不存在的。
既然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民主制度,那么,毛想干什么呢?藉革命专权。
毛同意把列宁的言论,作这样的归纳与演绎:
1,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2,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3,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
、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因此,“反对个人迷信”,就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
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因此,领袖独裁,理所当然。
毛自认为是“16世纪以来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自拟“毛主席万岁”
的口号,要群众欢呼,像从前对待皇上那样拥戴自己。毛认为“皇帝”和“总统”没有
什么不同,只是叫法有别而已,他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
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
在毛心目中,唯一念念不忘的是个人的权。毛在这份电报里,在感情上对彭普及民
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基本知识显得那样反感,对彭宣传思想自由、鼓吹平等,主张
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等等,显得那样反感,甚至公然指责彭“强调为
着反封建”而开展民主教育,就是因为这些宣传,不利于他个人专权。在各种革命力量
的合作中,他为中共争领导权;在中共内部,他又为自己个人争权。一山不容二虎,他
要当“山大王”。真正人民大众像彭德怀规划的那样,自由了,平等了,博爱了,民主
了,个人专权如何存在?
这是势不两立的两种革命观。
毛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时说:“三十年来,彭与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是
道出了由于革命观的分歧,在战争年代,两人之间磕磕绊绊的事情的原委的。
彭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为党的“同路人”。说彭只是毛的“同路人”,是说的很对
、很深刻的。他们在反对敌人上,是一路同行的,虽然磕磕绊绊不少,但总算一起走过
来了。然而,同行也就仅仅只是这一段而已,这一段走完了,只能分手。他们原来是怀
着不同的目的而来进行这同一革命的。彭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要的是在中国建立民主
制度。毛是为了个人权势,他要的是在中国建立专制制度。共同敌人打倒之后,在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彭的矛盾终于突出显示出来了:彭要按原定路子继续走下去,直
到建立起民主制度,而毛则在岐路上愈走愈远,要搞专制,一言堂。
在庐山会议上,彭还被指责:参加革命只是“入股”。这个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应
当说,视革命为一大产业,入股以求个人权利最大化的恰恰是毛,而不是对人民革命事
业忠心耿耿的彭。
彭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以与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这个批评
是不对的:世界观只有对错之分,不能用阶级去划分。但是,如果以“无产阶级世界观
”为正确的同义语、“资产阶级世界观”为错误的同义语,那么,恰恰相反,作为正确
的同义语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应当戴在彭的头上,而作为错误的同义语的“
资产阶级世界观”这顶帽子,则非毛莫属。
在人类历史上,专制制度曾经盛行过很长时期。一国之内,凡事国王说了算,国民
只是俯首帖耳地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一人。1215年,英国签订了《自由大宪章》,国王的
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人类社会从此开始由专制向民主制转变。1789年,法国平
民革命爆发,国王被杀,专制制度在一国之内被彻底冲垮。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
经实现了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毛虽然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但他的思想却停留在十三世
纪英国《大宪章》签订之前,“君主治世”的观念原封不动地、顽固地充塞在他的脑海
里。他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七百多年。
世纪之交的杰出政治家、美国前总统布什,这样深刻地总结了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经验:“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
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
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实行民主,正是人类社会这一条经验在制度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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