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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683 | 1 公知是知识权力的产物
字号:小中大
2013-04-18 01: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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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 公知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士大夫民粹批判性反叛性
寒竹上周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应当区分专家和公知》，主要观点是：中国公共知识分
子大多只是“意见分子”、“鼓动分子”，并无提供新知识的功能，反倒造成民粹主义
泛滥，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当逐渐被边缘化，以让位于专业主义的发展。我很同意。在
此也谈两点，以为呼应。
一、为什么西方公知的诞生比中国的士大夫晚了两千年？
在我看来，波波利金所定义的那种“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
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也是政治权力变迁的产物。从理论上讲，
当政治权力发生现代化，开始从宗教权力、传统权力、暴力权力向知识权力过渡时，这
种公知作为新型权力的代理者就应运而生了。
之所以西方公知的诞生远远晚于中国士大夫的出现，借用福山的观点，盖因西方的政治
现代化远远迟于中国。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上只有三个角色：教士、骑士和农民，前两者是统治者，后者是
被统治者。在基督教传统中，这个秩序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永恒不变。其时，文化、
知识、艺术等尚未从信仰体系当中分离出来，都在教士的掌握之中。
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就是指那个时代的“反智主义”传统。教士靠迷信统治，骑士
靠暴力统治，知识毫无用处。虽然也有文人，但没有社会地位。贵族们普遍厌恶学问，
只崇尚武力技能和军事成就，将文人视为卑鄙的小人。一位16世纪的英国贵族宣称，“
我宁愿我儿子被绞死也不要学习字母…这种事应该留给乡巴佬的儿子们。”
但革命性的变迁终究还是来了，从15世纪开始，欧洲先后在地理上与新大陆相遇，在信
仰上与新教相遇，在知识上与希腊罗马知识和新科学相遇。
这些相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贵族们传统的统治方式受到了严重挑战。政府要处理的事
务越来越复杂，法律内容越来越复杂，连军事技术也越来越复杂。就这样，培根所说的
“知识就是权力”的时代到来了，经过了大学学习的官员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应运
而生，并很快就取得了与传统的军事精英平等的社会地位。
这就意味着，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那些没有贵族血统、没有
军事功勋、完全凭借知识和才能出人头地的“小人物”，得以进入统治者阶层。
这是一种新生人物，是不亲自出征但却可以指挥军事行动的新贵族。他们注重个人品行
和自我教育，而不是出身；定位于知识权力，而不是暴力权力；志在服务政府和国家，
而不是家族和个人。
不难看出，新贵族的行为标准，其实完全就是孔子当年为“士”所做的规定，如“行己
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等。
但却整整晚了两千年。
法国法兰西学院1634年开始对所有人开放，只问才华，不问出身。作为国家批量生产知
识分子的一个制度化安排，此举比中国的科举制整整晚了一千年。
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中国是现代官僚机构的发明者，也是最早实现
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作为知识权力之产物的中国士大夫，也大大早于西方公知的
诞生，是公知的先行者。
二、公知的批判性和反叛性从何而来？
如前所述，西方的公知，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同步诞生，同时伴随着一个从服务贵
族到服务国家的升华。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升华就到头了，因为国家已经至高无上了。尽管知识体系自身
仍然在膨胀，但主要是“横向”的专业化细分，再没有更多“纵向”的、超越国家观念
的新知识了。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沿着知识体系的“横向”发展转入了专业主义道
路。这一点，在二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文化理论”等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
但中国士大夫的情况却大不一样。若从周朝算起，中国的士大夫甚至在国家成型之前就
已出现了。他们的“心忧天下”情怀广阔无边，在“天下”这个宇宙秩序之下，国家和
君王也都只是组成部分，都需要服从天道。他们的“士志于道”志向坚定不移，在“三
代”这个乌托邦标准之下，所有的后代都礼崩乐坏，都需要克己复礼。
荀子说“从道不从君”，孟子说“乐其道而忘人之势”，连孔子都说过“道不行，乘桴
浮于海”，更不用提老庄和佛祖了。
这个特殊的乌托邦精神取向，恐怕可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道路的无缘。由于
始终有一个“道”在更高的位置上召唤着，中国的公知就抱定了“士志于道”的信念，
哪儿也不去了。任何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都只能是离“道”越来越远，近乎离经叛
道，我堂堂士大夫怎么能钻到哪些个破地方去呢？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对此有极好的论述，他说：“他
们（指明清士大夫）是全整意义的‘业余爱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娴雅的继承者。他们对
进步没有兴趣，对科学没有嗜好，对商业没有同情，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他们之
所以能参政，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非职业’的偏见，
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
其实归根结底，这种“非职业”倾向也是一种“职业”，就是关于“道”的专业。但由
于“道”太高深莫测、虚无缥缈，完全无法通过实在的科学方法来把握，只能通过文化
描述或审美体验来若即若离地接触。这也就是中国士大夫在文学、绘画、书法等领域都
只求空灵、写意等“虚相”，不图逻辑、比例、透视等“实相”的终极原因。
由此可见，当知识权力建立在了乌托邦理想之上，而不是科学技术之上，专业主义道路
就很难发展了。尤其是，代理了“乌托邦知识”的公知，也一定是对现实抱批判态度，
对世俗抱反叛态度的，因为乌托邦永远至善至美，当下的俗世永远丑恶龌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和俄国涌现过更多的公知，而英美则在“最后的知识分子”消亡
之后彻底转入了专业主义道路。原因无他，法国和俄国的文化，更接近中国文化，都有
很强的乌托邦理想；而英美由于有一个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传统，最终成功割断
了原有的乌托邦情结。
至于中国当代的公知，无非是传统的士大夫、近百年的革命者、当下的自由派的一个怪
异混合。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否定了天道，自由否定了革命，三者之间是相互否定的关
系；其实不然，归根结底，天道是乌托邦，世界大同是乌托邦，自由主义也是乌托邦，
三者之间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乌托邦代表了一种超验的、至上的、终极的知识，从中幻化出来的那个批判一切的知识
权力，才是公知们的不灭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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