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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589 | 1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3-04-10/1014449903.sht
2013年04月10日10:14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拷问良知的真话回忆》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前排左起为彭德怀、朱德、邓小平
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
》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
办青年干部训练班，训练县青委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杨献珍当时是北方局的秘书长，
同时又担任北方局党校的教务长，实际上党校的工作都由他负责。北方局党校和青训班
驻在一起(同住一个村)。我和献珍同志关系很好，他认为我不但政治上可靠，而且能干
、会办事，不像他那样书呆子气(杨献珍自己这样说)。他把北方局秘书处和党校的一些
事情都委托我办理。因此，这个时期，中共关于整风的函电，我全都看过。
关于中央发出来的函电，有一件闹了个大笑话，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
章的误读。中央用电报发出了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
中有一句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电码中“哗众取宠”有错(或不
清楚)。献珍同志因电码不清，便回电延安要求重发。在未收到重发稿前即不往下传。
《新华日报》收到电稿后，明明看不清“哗众取宠”这四个字的电码，却凭估计，臆想
这四个字为“雾中取宝”。更荒唐的是他们不仅错误地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
重要文章，而且还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来加以赞颂和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
《雾中焉能取宝？》，真是可笑极了！杨献珍一看见这篇文章就很生气，等延安重发的
电稿来到，他确知“雾中取宝”是“哗众取宠”的误释之后，气愤地批评了《新华日报
》的领导人：“你们把毛主席的文章弄错并发表，就已经犯了大错误，你们竟敢擅自发
挥，而且是胡乱发挥，你们把毛主席和他的文章置于何地？”虽然《新华日报》的领导
人(何云)连连认错，杨献珍还是气愤不已。直到1988年，杨老(献珍)已年逾九十，他还
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同住北京医院，他和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大笑不已，
旁边的护士听了，也都觉得可笑。
1941年，北方局书记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表的一切指示，都奉命唯谨
。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受到重视时，我们北方局却认真地学习了。
根据整风学习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一方面根据文件精神，认
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经过自我的思想检查，发觉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有不少主
观主义，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地方。当发现自己的毛病那么多，而过去却常常沾沾自喜，
自以为年轻有为、党对自己还重视不够时，就感到自己对不住党而非常痛苦。可是，经
过大家友好的讨论和帮助，自己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便认识到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和缺点，乃是党性的提高，战胜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便是无产阶
级思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思想上的进步，这正是整风的要求。看来，我们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整风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改变立场、观点
和方法，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合格的一员(合格的共产党员)。
随着整风文件的增加(后来增加到22种)，我们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特
别是对《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学习，领导上(
当时的领导叫学习委员会)要求得格外严格。大家逐字逐句地学了又学，把“十二条”
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随后还要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
想。当时我们这样做，确是自觉自愿的，并不勉强，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确实把自己
的思想纳入了整风要求的框框里。正因为全党都纳入了这个框框，所以才能达到全党思
想的统一，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思想框框，是很难突破
的，直到20世纪末的今天还是如此。
当然，在整风学习期间，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例如：延安开了文艺座谈
会，提出了文艺要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法的问题，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这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北方局推荐了赵树理的作品《
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在太行山引起的震动更大。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过
去的思想太落后了，没有和广大的工农兵站在一个立场上，因而痛责自己，以后一定要
把屁股转过来，和工农坐在一条凳子上。但同时在思想深处，仍有未能解决的疑问：难
道古今中外的文艺都要为工农兵服务吗？难道只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才算是文艺吗？此外
就没有文艺了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读过不少中外的文艺名著，很自然地会发生这些疑
问。我们想：屈原、李白的诗当然不是为工农兵的，但能说它不是好诗吗？《西厢记》
不能算是佳曲吗？《红楼梦》不能算优秀的小说吗？就是鲁迅的作品，也大多不是为工
农兵写的，难道也不能算文艺吗？那毛主席在抗战时期为什么又把鲁迅鼓吹得那么高呢
？对于西方的文艺，我们更想不通。希腊的文艺算不算文艺？文艺复兴算不算文艺复兴
？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等，一切世界文坛、艺坛上的大师、名人，难道都
要被否定吗？这些疑问都曾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但也只是一闪就过去了。因为那时整风
学习正紧张，我们正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疑问
，这些“错误的疑问和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直到今天，我们的文艺界还在争论这
些问题，还被这些问题所苦恼呢。
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青年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我们当时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都认
为青年工作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青年工作应
符合青年的特点，符合青年的特殊要求。只有这样，青年团体(当时叫青年救国会)才能
具有真正的群众性，青年人才能自觉自愿地自由参加，并成为青年团体(青救会)的主人
。而不至于像国民党那样，建立许多官办的团体，结果是死气沉沉，并无群众基础。我
们在整风学习中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觉得我们过去在工作中虽然犯过不少
错误，但在青年工作应有相对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错。而在这方面各地党委领导却把
青年工作卡得太死了，有不少地方，干脆把青救会取消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讨论中，我们青委的干部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妇委(中
共北方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也大都同意我们的意见，因为她们也认为下面党委
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
当时中共北方局对青年工作比较重视，并不认为我们有闹独立性的问题。特别是组
织部长刘锡五同志很支持我们，所以1942年5月以后就把我调到组织部去了。但北方局
下属的各级党委，大多认为青委爱闹独立性，不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太行区，从区党
委地委直到各县委，都发生过这方面的问题。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一直和他的青委书
记有矛盾，说青委不听他的话，不服从党的领导，并指责北方局青委支持太行区青委闹
独立性。官司打到北方局，北方局既不支持他，也不批评他，最多不过是劝他要对青年
人宽宏大量一些。因此，太行区青委书记不断换人，在我的记忆中，从刘南生、张罕涛
、石民以至彭华，没有一个能和他搞好关系。但他都把责任推到青委方面，党委方面(
就是他自己)则没有错。张罕涛从太行调到冀南，临走时诚恳而又严肃地向他提了意见
，他也拒绝接受。不久张罕涛在冀南牺牲了，据说，李雪峰听到噩耗，也曾落泪，非常
沉痛。1963年我在邯郸见了他，谈起张罕涛，他知道我和张关系好，特地对我说：张罕
涛是个好同志，我不该让他离开太行。
从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军的“扫荡”频繁，使得
我方根据地缩小，经济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只要一安定下来，我们的整风
学习还是继续进行，而且联系当时的困难情况来思考，可以说整风学习更深入了。尤其
是1942年5月“扫荡”后，胡服(刘少奇)同志经过太行时，批评了北方局的工作，更启
发了我们的思考。
我们这班青年人，十分天真，过去总是认为下面有错，而北方局是不会有错误的。
因为北方局的领导人，都是老革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怎么能有错误呢？但胡服说
，北方局自从他离开以后，没有及时发动群众，所以经不起敌人残酷的“扫荡”，有被
敌人搞垮的危险。胡服说：建立敌后根据地是有规律的：第一步，用军队打开局面；第
二步，即应抓住时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让农民翻身做主(当然也要注意统一
战线，团结开明士绅和一切抗日力量)；第三步，即依靠农民，发展和重振武装力量(建
立民兵游击队和分区性以至全区性的正规军)。同时建立、建设政权和多种群众组织，
从事根据地的多种建设事业。他说：这是他从华北和华中敌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规律。
必须按照这条规律办，根据地才能坚如磐石，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打不垮我们。如果
我们把华北和华中的抗日根据地都巩固了，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
大半个天下也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听了胡服同志的讲话，用整风精神来加以思考，觉得
他讲得好、正确，而北方局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战争时期，敌
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整风学习还是抓得很紧的。
1942年秋后，为了实行精兵简政，北方局在它的属下成立了太行分局，辖太行、太
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这样，北方局下属便只有晋西北、晋察冀和太行三个分
局而没有直属的区党委了，它的机构非常精干，每个部只有三几个人。例如组织部便只
有部长刘锡五、部员郭森(干部科长)、部员李新(组织科长)和一个干事周金光。成立太
行分局后，我被调到分局任青委书记。分局驻地在河北省涉县的赤峰村(一二九师的驻
地)，和北方局驻地(山西省辽县的麻田镇)都在太行山中间的清漳河畔，相距大约70里
，步行有一天路程，骑马半天多可到。我到分局后，因为整风检查，多半要联系到过去
的青年工作，所以我常常到北方局青委去参加他们整风学习的讨论。
1943年春，太行分局在温村(太行区党委所在地，离赤峰村大约三里路)召开了一次
全分局的高干会议，四个区党委所属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来参加了。在这个会上，
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从1939年的黎城会议以
后，北方局就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我没
有参加过黎城会议，听说前任黎城县委书记说过，对地主应“先打击而后团结之”。他
的这一“理论”在黎城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判，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很重的处分。
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对薄、安的批评意见很同意。但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
卿等拒绝接受这些意见。温村会议由于这场争论没有结果，实际上是不欢而散。随后中
央把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调回延安“整风”。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彭德怀受到“
围攻”，就是所谓“操了几十天的娘”，这是中共党史上抗战时期的一件大事。不过在
温村会议上，薄、安等人却没有提“百团大战”，因为那时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
谁也不能提出打日本是犯了错误，特别是“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如果
说它错了，人们心目中都会认为他的思想是汉奸思想。
1943年秋彭德怀回延安后，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我于是又随邓小平回到了北
方局。不过这时我已离开了青年工作，专门担任组织科长了。其实这时北方局的青年工
作和妇女工作已经没有人管。妇委自浦安修随彭德怀走了以后，连一个人也没有了。青
委的宋一平早就回延安了，江明到太行担任了地委书记，周惠到太岳区士敏县担任了县
委书记，青委这时也是空无一人。整风运动到1943年秋，已进入审干的阶段。按毛主席
的说法：审干以前，整风属于思想清党阶段；而审查干部、清除特务则属于组织清党。
这时延安的清查运动已进入高潮，北方局受延安的影响，整风审干也进入高潮。邓小平
到北方局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整风审干，特别是反奸斗争(反对内奸，清查混进党
内的特务分子)。
1943年的夏天，由于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延安在备战声中加紧清查内奸。7月，
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延安地区在10多天内就“抢救”出
1400多个“特务”分子。以毛泽东为校长、彭真为副校长的中央党校也召开了坦白大会
。解放后曾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陈传纲在这次坦白大会上承认自己是“特务”，并
供出柯庆施也是“特务”。整风审干本来是由总学委领导的，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席，
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而由康生主持展开日常工作。为了加强反奸斗争的领导，又成
立了一个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刘锡五在
北方局组织部的一次会上对我们说：中央现在的领导实际是由毛、刘、康、彭负责。
邓小平于1943年10月到北方局接替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立即抓紧整风运动，展开审
干反奸的斗争。10月下旬的一天，他做整风报告，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待历
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他说话的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
抢救失足者》精神一样。就在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敌工科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又
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张这样以自杀来
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他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有问题，坦白交待，党自然会宽大
处理。有问题不交待，又怕隐瞒不了，于是产生了精神上的矛盾。矛盾解决不了，最后
只好自杀。要知道，自杀是最不光彩的，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对党、对人民的
背叛。大家要认真讨论，引以为戒。同时要加强监督，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散会后
各单位回去分组讨论，形势极为紧张。我平时和敌工部的同志都很友好，从漆克昌部长
到两位科长(张义权和覃应机)，都比较熟悉。张义权经常跑平、津、石家庄以及安阳等
地，覃应机主管内部工作。他们都是老革命，对党是忠诚的，对同志也襟怀坦白，非常
正直，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小组会上没有发言。张义权是总
政治部的干部，北方局和总政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而且又不住在一起(北方局和总部
住上麻田，总政住下麻田)，平常的往来不多，所以小组会比较平淡地就过去了。但总
政和总部各小组则非常紧张，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的。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发来一个电报，这是针对领导同志的。电报中说：不要以为你
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的身旁”。一看电文的口气，就知
道它是毛泽东的手笔，刘锡五让我看完电报后，极其恳切地对我说：你刚到延安时，把
家庭、上学和从事救亡运动中的一切事和人都向我谈了，我了解你，相信你，但你可不
能有隐瞒呀！如有隐瞒，趁早向我交待，我保证你没事。如果再不交待，那你就太对不
住我了！
他说话时，充满了感情，让我几乎感动得流泪。我非常诚恳地回答道：“锡五同志
，我参加革命，到抗日前线，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去年5月反‘扫荡’，我也是用生
命来保存了党的机密文件。我的一切都向党交待了。锡五同志，请你相信我吧！我确实
没有隐瞒任何问题。我知道你信任我，对我特别好……”
说到这里，我哽咽起来，说不下去了。刘锡五也许久不说话，最后，他站起来对我
说：“那，那，你先回去吧，有问题就交待。”稍一停，他又说：“如果没问题，也不
能胡说啊！”他大概已经知道延安在坦白运动中发生了问题，可我是什么也不知道。但
他要我“有问题就趁早交待、没问题就不要胡说”的教导，使我在整风、审干、反奸运
动中坚持了真理，而且以后在一生中也坚持了真理。这，我不能不感谢刘锡五——这位
对党对同志都无限忠诚的老革命。尽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伟大领袖亲自鼓动
起来的压力下，我也不能不作假检讨，不能不说几句违心的话，但至今我感到无愧于心
的是，我从来没有说瞎话去伤害任何人。
运动的发展，果然越来越紧张。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传来命令：不用
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一声命令：坐下，不
许动！真是令下如山倒。开始，人们都正视前方，谁也不敢往旁边看一眼。约莫半小时
，队伍里没有人说话，队前也没有人下命令，全都呆呆地坐在那里。慢慢地，紧张气氛
缓和了一些。我偷偷地扫视了一下队伍，发觉没有一个女同志来集合。再注意一下，发
觉支部委员们都没有来参加。我知道：那时领导北方局整风的是邓小平、刘锡五、李大
章和滕代远几位同志。滕代远负责军队方面，李大章负责宣教系统所属和冀南区干部集
中在偏城的整风班，北方局机关的整风由刘锡五负责，邓小平总揽全局。北方局机关的
支部书记是秘书处长陈鹤桥，支部委员是组织部的干部科长郭森和宣传科长朱穆之。
我正在考虑支部委员为什么没有来，这时他们三个人都来了。他们要大家都脱下衣
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我为了能看清一切，没有下水。我看见他们把每个人的
衣服(特别是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如看见有信件或什么字条之类
的东西，还凑到一起认真研读。等全部搜查完毕之后，才叫大家集合。集合后一声“解
散”，各人回到自己的宿舍。
各人回到宿舍后，发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搜查，所有的“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
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不少人的书信(家信以至情书)被拿走
了。至于写的稿件，无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几乎全被拿走，片纸不留，因为这些
都是审查思想和行为最好的材料。
至于为什么包括卓琳同志在内的女同志没有到河边去集合，原来她们首先回到各自
的住室里被搜查。关于支部委员搜查女同志的具体情况，我当时不得而知。后来到60年
代初，我陪吴老(玉章)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时，在湖南省委碰见郭森(当时任湖南省
委组织部长)，提起1943年整风审干时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
墨。后来，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次审干的经验，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
命”，情况比审干时不知严重多少倍！郭森还对我说：“老兄，那次审干，多亏锡五同
志给你说了话，说你到延安时，他详细地审查过你，他说四川过去情况复杂，你虽然
1936年就入了党，现在到延安，还是重新入党的好。你说，不必叫重新入党，就算现在
入党吧。后来你到前方，主要是在北方局工作，表现一贯很好，大家都觉得你可靠。正
因为锡五向支部说了话，所以你的检查很快就通过，没有出麻烦。”
当时所谓的检查，虽然名义上仍叫个人的整风思想检查，但实际上小组讨论时主要
是追查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历史。有的同志初到延安或敌后根据地时，因
为不懂得如何划分阶级，填写履历表时，常常把家庭成分写错了。也有人故意把家庭成
分提高，说是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书香门第(在旧社会都不愿说家庭贫寒，更羞于说
是工农出身)。这样一来可就糟糕了！整风小组会上就追查这些“阶级异己分子”为什
么投机革命，钻入共产党内，一直要追逼到承认是“特务”，是专门打入革命阵营来搞
破坏的，才能完结。有的女同志有意隐瞒年龄，在履历表上填小了一两岁，这也不得了
！小组会的积极分子都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们能发现矛盾，找出你是否隐瞒。当你
承认隐瞒后，就逼着你承认隐瞒有政治目的，最后将你打成“特务”，打成“反革命”。
我因为无论是填写履历表，或写自传，都毫无隐瞒。所以在小组会上，不管大家怎
样地追查，都找不到破绽，一点矛盾也没有。大概折腾了两个半天，算是全小组中顺利
通过的第一人。刘锡五虽然向支委会给我说了话，但全小组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对我的
追问也并不轻松，我认为我的历史检查之所以能顺利通过，还是因为我对党忠诚老实，
对自己的家庭，以及求学和从事救亡活动的经过，早就如实地交待了，没有隐瞒任何问
题。对所提出的问题，回答时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小
组会上虽有人十分挑剔，也有人诱我乱说，但我都不管，我坚持讲真话，认真理，他们
见无缝可钻，就放我过去了。
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我的历史检查是诚实的，能通过并不是侥幸，也并非由于刘锡五
说了话。要说是侥幸的话，那倒也真是侥幸。因为在这之前，胡其谦在延安被逼不过，
已经在1943年的夏天“坦白”了：李成之介绍他加入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复兴社；李忠
慎(我的原名)也早已由李成之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只是由于交通不便，胡其谦的“坦白
”材料，没有寄到前方(中共北方局)来。如果这个材料寄到了，我怎么能逃得脱“复兴
社特务”这顶帽子呢？这可真是莫大的侥幸呀！胡其谦交待的材料，早已装进了我在延
安的档案袋里。直到1960年组织上要我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党组副书记(书记是
吴玉章)时，中央组织部才从我的档案里发现了这份材料，这时胡其谦正担任重庆钢铁
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份“坦白”材料理所当然地被抽出来销毁了。
历史问题最麻烦，最难通过的要算秘书处的杨公素了。对他的追逼使我终身难忘，
我必须把它如实地记载下来，以为后世的警示。
杨公素是我的四川同乡，比我年龄稍长。曾在蒙藏学校读书，会藏文。后来用杨度
之子杨公素的名字到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所以他的英文很好，知识水平也较高。抗战开
始后他到刘戡的九十三军工作，得刘戡信任，被刘任为中校(或上校？)秘书。在九十三
军秘密加入共产党，后经八路军总部转北方局秘书处工作。
当时把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
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
历其境者所能想像。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
，一直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
，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立
足之地。那时，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者称为“半条心”，而把敌对分子如
“特务”等统称为“两条心”。无论“半条心”和“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
待。只要“坦白”交待了，就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杨公素就是在
这样的劝说下交待了他的“特务”身份。
于是杨公素终于被打成“特务”，我们的审干、反奸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多年来，我一直对杨公素在审干中的表现很敬佩。像他那样历史复杂的抗日战士，
在当时审干的四面楚歌中，除了张义权学楚霸王乌江自刎的一条路以外，只有忍痛承认
自己是“特务”，才能苟活。而承认“特务”，势必牵连别人。杨公素为了不连累别人
，不惜百般自污。他当时的心情该是多么的难过啊！他这种宁肯自污也不危害别人的品
德是很高尚的，是值得敬佩的。我一直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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