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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09 | 1 “马日事变”为何发生：农会侵占军官与士兵财产2012年03月18日 10:08
杨奎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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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汇
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
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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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杨奎松
马日事变，是湖南军队与农民运动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湖南的军队基本上还是旧军队
的那一套。士兵是就地招募、抽丁或雇佣来的，大多数人当兵就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
方，并勉强养家口。因此，士兵们发了饷，多半都是把钱寄回家去，供养家中老小。而
军官们，尤其是团长以上的军官，则都是军官学校毕业，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或毕
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因为报考军校，均需经过相当程度的文化考试，故凡能考入军校者，大都家境较好，读
过私塾或上过学堂。而大凡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做军官多年之后，更是小有积蓄，不
仅买地造房，而且多数雇人耕种，成为地主。自太平天国以后，湖南历经战乱。民国以
后，拉锯式的军阀战争更造成对农民的盘剥升级，使农村中土地关系的变动日趋严重。
近代以来，湖南自耕农的数量减少加剧，尤以沿铁路线附近地区的自耕农减少最快。以
1926年底的统计，靠近长沙的湘乡地区已经基本上没有自耕农了，佃农的比例达到45％
，雇农占到了30％；同在铁路线上，离长沙较远的衡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也只有7％
左右，佃农也达到了45％的水平，雇农占到15％。而离粤汉线较远的平江、邵阳地区，
自耕农的比例则分别是17％和16％；更远一些的常德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仍高达31％。
这种情况反映出近代以来军阀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新兴的军事政治官僚因为集中在
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因此对土地的需求也主要集中在这附近的地区。转见AB巴
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16～219页。
因此，湖南农民又是北伐战争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
军，参加北伐以来，“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军队和
农民的关系一时相当密切。唐生智等就公开说：“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农工群
众的力量”，是“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转见人民出版社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第15页；《唐总指挥在长
沙对农工之重要讲话》，1927年2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一页。。
随着湖南军队主力北上，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其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农村的富裕阶层
，大批军官家属不免陷于恐怖之中，影响到相当一批军官对农民运动不满。但这一运动
开始时，甚至直到1927年1月前后，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农民群众，都还没有提出土
地问题。所要求者，主要还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对土豪劣绅的打击固然使富裕
家庭人人自危，但农会这时一般还只是基于政治标准进行打击，其对象也还只是少数地
方头面人物。因而直到2月唐生智回到长沙时，他还在称赞农民协会功不可没。转见金
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
究》2004年第6期。
但是，随着运动持续发展，基层农会骨干自身的素质问题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这时一般乡下农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湖南民报》4月初刊登过一个读者的短文。文称
：作者因访友到岳麓山附近一个乡下去，当时正值春耕春播季节，但进到农会的院落里
时，仍看见一大群无所事事的农友吆五喝六地在围在一起赌牌。随后看农会开会，才知
道这个会议竟只是因为何家丢了猪，怀疑为梁家所偷，于是大家便被召集来。主席大声
宣布开会后，何讲述了丢猪的情况。梁辩解说，他那天进城去了，并不知情。因为梁是
外乡迁来的，故主席说：“即使你没偷，也要赔他几块钱。”梁不服。何声言要驱逐梁
出乡。梁赶忙求主席：“假使能准我入农会，赔钱也是不妨事的。”旁边一个穿大褂子
，一看就知道是主事的人，粗声粗气地喝了一句：“先把钱赔来再说！”梁表示现在实
在没有钱。主事的怒目道：“那就写一张字条。”这时围观的农民不知谁低声说了一句
：“唉，梁家真是冤枉。”主事的马上大吼起来：“谁说的？抓出人来，游围！”梁不
禁颤声的哭了。作者出来时，只听见里面主事的下了最后通牒：“限你七天搬开！”雨
云：《河西的一个农协》，1927年4月3日《湖南民报》。
正是因为部分基层农会掌握在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很多事情自然也就难以
得到理性的结果。关于基层农会基本上没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的情况，可参见金冲及
前引文。比如像湖南各地农协阻禁谷米之举，除了能够满足本地贫苦农民保有粮食在手
的心理以外，对各方均无好处。但不论省政府、省党部、省农协如何号召、训令，各方
如何反感，却始终解决不了。
比如前方军队欠饷数月，军心不稳，县、省乃至中央政府财政亏空严重，虽反复设法及
动员，各地农协却不仅鼓动农民对地主抗租，而且听任农民对政府抗税。相反，为求得
农会自身的开销，动辄对富户罚款罚粮，有不顺从者，即以土豪劣绅名之，游乡示众。
仅常德一地，土豪劣绅被镇压者就达18人，被游斗者134人，被关押者7人，被罚款罚粮
者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占到当地地主总数的82％。《常德农民运动史略
》油印件，1980，转见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
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25页。
而由于自1926年七八月以来，湖南许多地区受到战争和农运影响，生产废弛，粮食歉收
，本地豪强，除了逃走的以外，不是被“吃大户”吃光了，就是一次次清算弄得再没有
什么油水了。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
汇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
人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 b****l
发帖数: 23606 | 2 来，杀谁了，几号杀的？
【在 g*******1 的大作中提到】
: “马日事变”为何发生：农会侵占军官与士兵财产2012年03月18日 10:08
: 杨奎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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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汇
: 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
: 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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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杨奎松
: 马日事变，是湖南军队与农民运动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湖南的军队基本上还是旧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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