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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发帖数: 6858 | 1 中国电子如何打赢政治性阻击战？
2013-01-22 09: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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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 华为中兴中国电子电信设备政治性风险政治性阻击战美国国家安全
电子工业、特别是电信设备制造业无疑是中国制造业的骄傲，因为在这个技术和资本高
度密集的产业，几乎是白手起家的中国企业已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说新中国电子工业白手起家并不夸张，因为中国电子工业的起步始于1950年4月28日政
务院决定成立电子工业管理局，而此时电子工业在国外已有50年历史。在第一个五年计
划（1952~1957年）期间，依托进口苏联和东欧国家技术与装备，中国开展了大规模重
点建设，实现了独立设计和制造远程警戒雷达、锗合金晶体管、黑白电视、电子计算机
、单边带通信机等电子装备，初步奠定了电子工业发展基础。
1958~1965年间开展全面建设，基本建立了初具规模、门类比较齐全、科研教育配套、
地方分布比较合理的电子工业体系。1965年，全国电子工业产值达4.48亿元，是1949年
的89.6倍。同时，1960年初中国电子产品开始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方式走向海外，年出
口额1000万美元以内。
改革开放后，电子工业更是突飞猛进，2008年已经跃居全世界最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
地。彩电、程控交换机、计算机、手机、显示器、影碟机、磁性材料等产品产量位居世
界第一，众多家电产品出口量也是世界第一。
后来居上的典范
在中国电子工业中，电信设备制造业又属于出类拔萃者。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信设
备制造业确定了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发展之路，1991年研制成功大型数字
程控交换机HJD04机，率先打破了国外企业对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垄断，而后06机、08
机、10机相继推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从程控交换机领域实现了群体性突破，很快形
成了产业优势，在全球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的开放环境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牢固确
立了产业优势，造就了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公司。
上世纪90年代初，合称“巨大中华”的巨龙、大唐、中兴、华为4家公司都才成立不久
，合资公司上海贝尔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企业，2001年10月开始由阿尔卡特控股。但
在入世之前，华为等企业就开始超过上海贝尔，以至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全面主管经
济工作的朱镕基在1996年6月11日与上海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座谈时对华为大加赞扬，
说原以为德国贝尔公司是全世界最好的电信设备企业，人均创汇、利税、劳动生产率都
超过美国公司，但到华为一看，华为更好，而且断言华为的潜力比贝尔更大。后来华为
发展的事实也验证了朱镕基总理的判断。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规模扩张立足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之上。以至于中兴、华为两大企
业已经跃居2011年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的冠军和季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
布的2011年全球专利申请情况，中兴通讯以2826件国际专利独占鳌头，2010年名列第一
的日本松下以2463件名列第二，华为以1831件位居第三。到2012年第一季度，中兴通讯
国内外专利（申请）规模已经超过4万件，已授权国内外专利超过1.1万件，成为全球通
讯产业主要专利持有者之一，而且所持专利90%以上为具有高度权利稳定性和技术品质
的发明专利。其中，中兴通讯的第四代（4G）移动通信国际标准LTE基本专利数量已经
占到全球通信厂商的7%，在智能手机方面，中兴通讯专利近千件，位居全球第四。
正是立足于大量的自主技术创新，在2012年2月末的第七届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
厂商才得以展出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的产品，包括：全世界速度最快的智能手机，全
球最小数据卡，全球最薄PC/CE模块？？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优势突出体现在经受得住一次又一次外部经济危机的考验。经过
新世纪初的IT泡沫破灭和2008年以来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中国电信设
备制造骨干企业非但没有垮台，在业内地位反而进一步上升。在这场产业寒冬中，只有
3家公司得以保持持续盈利，其中中国公司就占了两家。2012年上半年，华为更以1027
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超越爱立信的975.2亿元营业收入而跃居世界第一。
政治性狙击
尽管如此，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之路从来就不平坦，在提供了近年来大部分营业
收入的海外市场上遭遇的狙击更多更频繁。从东道国政治内斗中泼出的“腐败”污水到
子虚乌有的“国家安全”威胁，不一而足，以至于现阶段在海外市场上困扰中国电信设
备制造业最深的已经不是商业性风险，而是这样那样的政治性风险，而来自发达国家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政治性风险又各有其特色。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政治性风险主要来自“国家安全”的名义，惟
恐新兴大国中国动摇其霸权的美国从这个方面对中国电信设备厂商的遏制尤其严苛，以
至于在世界其它市场无不凯歌行进的华为、中兴之辈，在美国市场业绩乏善可陈。
2007~2008年华为联合拥有深厚政治背景的美国股权投资基金贝恩资本（Bain Capital
Partner）收购3Com公司遭否，竞购摩托罗拉公司部分业务失败；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
司移动电信设备合同受阻，美方禁止华为参与建设美国全国应急通信网，禁止华为收购
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资产？直至密歇根州共和党
众议员罗杰斯（Mike Rogers）主持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经过将近一年调查。在
2012年10月8日发布《关于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电信公司构成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调查
报告》，指责华为、中兴两家中国电信设备厂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要求美国政
府系统和政府承包商不使用华为、中兴的产品，并阻止涉及华为与中兴的企业并购，甚
至建议美国私营企业也抛开华为中兴寻求其它供应商。由于美国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
位，由于美国在二战之后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演化中的主导地位赋予其强大的示范效应，
美国国会此举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在海外市场面临的政治性风险推向了高峰。
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美国这个自我标榜的“法治国家”自主制定的外资审查法规似乎
都不适用于华为、中兴两家公司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等相关机构暴露出
了强烈的执法随意性，华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3Leaf Systems）
部分资产争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华为在此案中一度高调反驳外国投资委员会和某些美
国议员的欲加之罪，寻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终裁决，在华盛顿法律界和政界引起轰动
，但最终还是被迫接受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要求，撤出这笔交易，剥离从三叶公司获得的
专利。
相当程度上正是源于美国行径的示范，英国、澳大利亚等其它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政府
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企业也格外封闭，尽管英国2012年下半年来态度已经明显
改善。而在伦敦奥运会筹备期间，华为公司送给英国的礼物——为伦敦免费安装价值
5000万英镑的地下手机通讯网络项目，就遭到了猛烈的质疑。某些英国情报官员和议员
公开声称这份礼物“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摧毁伦敦的通讯系统”。2012年3月25日，澳大
利亚政府强硬宣布禁止华为竞标数十亿澳元的澳大利亚全国宽带网设备项目，理由当然
还是山姆大叔已经对华为、中兴使用过无数次的那个莫须有的“国家安全”，依据是华
为总裁任正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澳方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
有关联。
反逻辑思维
“像中国这样一个老练的单一民族国家有一种干预全球电信供应链的动机，而美国就是
其首要目标？在中国生产的、销售给美国客户的电信部件和系统中植入恶意硬件和软件
，使北京能够在未来战争危机中关闭美国关键安全系统或减弱其能力。在关键基础设施
如电网或金融网络的组成部分内植入恶意程序，也将是中国应对未来冲突的利器。恶意
的中国硬件或软件植入也能成为有效的间谍工具，可以侵入美国敏感国家安全系统，并
进入美国的非公开公司网络，这些网络含有敏感商业机密、先进研发数据以及谈判或诉
讼材料，这些材料可能被中国利用，从而对美国取得不对称的外交或商业优势。”——
对于明理之人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对华为、中兴威胁美国国家安
全的上述指控固然严重，却站不住脚。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在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业，中国企业是十足的后来者，起步比西方
国家晚50年之久。作为后来者，而且长期在技术方面不是领先的垄断者，华为中兴等中
国电信设备厂商的产品可替代性较高。在现实中人们可以看到，华为、中兴两家公司不
仅迄今安全记录良好，而且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提高透明度，以求进一步取信于客户。
华为已经占据全球移动通讯设备市场1/5市场份额，全球前50大电信服务供应商中使用
其产品者多达45家，且至今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并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在美国市场的
透明度，承诺其设备可以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检测？？倘若不是心底坦然，华为如何
能够主动承诺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检测？
有鉴于此，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声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可以通过遥控向中国发送信息
的指控实在是欲加之罪。在全球五大电信设备厂商华为、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阿
尔卡特-朗讯和中兴，没有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美国国会惟独对华为、中兴如此苛待，
却没有将同等待遇施之于欧洲企业，更没有施之于美国企业，更是赤裸裸地侵犯世贸组
织的非歧视基本原则。
政治性风险应对之道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电信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难以避免政治性风险。
这既是因为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的“游戏规则”下，在贸易争端中寻找外国替罪
羊从来就比不无痛苦的内部结构调整更受政客们青睐，毕竟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后者迁
延时日也未必能够收效，同时商业竞争对手也有着强烈的冲动诉诸摆不上台面的手段；
更是因为作为守成霸权的西方国家内部有一部分势力必然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满怀猜忌
防范，遏制、狙击，无所不用其极，而先进制造业对一个大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在存在政治性风险的发达东道国中，由于政治体制的机制缺陷，议会常常更容易在对外
经贸问题上被保护主义和冷战思维浓郁的极端势力把持、左右，美国最为典型。
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的决策权授予国会，其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管制同
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务”，并“制定和征收关税”；总统虽然享有
包括贸易条约在内的缔约权，但“须经出席参议员2/3的批准”（美国宪法第二条），
何况总统的贸易决策权是以国会授权的形式（有时间限制）获得的。在这种体制下，美
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对
国家贸易政策走向施加影响。与相对“见多识广”的行政部门官员相比，美国国会议员
显得“土”得多，更加内向、保守而缺少国际眼光。当美国国务院被迫宣布搁置建立国
际贸易组织计划时，国会山上一派喜气，一位参议员甚至宣称：“国务院已经写了讣告
，我将主持葬礼。”因此，美国派国会出台这么一份主张封杀华为、中兴的奇文，并不
十分令人意外。
面对如此政治性风险，华为、中兴之辈向何处去？首要的当然是坚持，不轻易放弃最后
希望。由于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张未必就会变成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主张，更由
于美国政府一旦将这种主张付诸实施必然招致强烈反应乃至始料不及的连锁反应，美国
政府不能不顾忌颇多，华为中兴不必急于放弃美国市场。
其次，华为、中兴固然需要继续努力争取美方各界信任，包括继续聘请美方资深人士帮
助游说美国政府，但在选择具体措施时需要避免选择后患太多太大的措施，以免得不偿
失。有些投行机构建议华为在美国上市，以此提高透明度，消除美方的安全疑忌；美国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10月8日报告最终的第四条建议中也主张中国企业在“包含先进的透
明度要求的西方证券交易所上市”。然而，综合考虑，这只不过是一个无助于达到目的
却要带来很大难以预期风险的办法，并早已为其它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遭遇所证实，因
此不值得采纳。
实践经验也早已证明，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赢得美国政府及其社会敌视中
国势力的宽大照顾，相反还常常承担了额外的政治性风险。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均已赴美
上市，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免于美方对他们的种种掣肘、攻击，而且在美上市时均因与
受美国制裁国家有业务往来而遭受政治狙击。实际上，境外上市中国公司可能受制于交
易所所在国家外交政策，这类政治风险永远不会消除。
正因为如此，华为、中兴更应该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同时确保在政治性
风险没有美国这么大的欧洲、日韩和新兴市场的份额及其增长。只要这些市场的规模增
长快于美国这个成熟市场规模增长（而这又是很可能的），同时中国企业能够在这些市
场保持乃至提高市场份额，我们就不必过于担心开拓美国市场步履维艰会拉低华为、中
兴在全球同业中的地位分量，反而可以通过侧面包围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最终迫使美方
放松其偏颇的“安全”猜忌。 |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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